 正如秦汉的一统，带来了中原帝国的形成，而中原帝国的出现，迫使草原部落应声而成游牧帝国，此后游牧与农耕、草原与中原之间的互动深刻的型塑了中华的历史。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此，大清承接了中华帝国的余绪，统合了农耕与游牧、草原与中原，使中华帝国实现了对以往历史的超越，成为一个包容各种族群、涵纳不同精神的普遍帝国，但是却无法走出旧有秩序和结构的窠臼，虽然作为世界整体历史的一部分，大清展现了和世界其他地区类似的社会变迁，假如没有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这些来自于帝国内部的深刻变化尚不足以冲破旧结构的限制，实现新的社会转型。以鸦片战争为界，大清被分做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代表了帝国的盛世荣光，一如落日的余晖，后半部则以屈辱闻名，其实在屈辱中展开了对外来文明的接纳和融合，成为数千年未有社会转型之开端。国人因为身在局中，往往对屈辱印象深刻，而忽略了大清的奋斗与挣扎，西人因身在门外，而能以他者的视角审视帝国的历史变迁，对之抱以理解之同情，罗威廉教授的《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正是这样一部西方学者视野中的清史佳作。 对大清的前半生，罗威廉教授从征服、治理、盛世、社会和商业的不同角度展现了大清对中华帝国的继承与变革，诸如从努尔哈赤的部落联盟经皇太极的集权化统治到多尔衮的采用明制；从内阁到军机处；从内务府到理藩院，既有政制上的继承，又有适应多元帝国治理的创新。 草原和中原、游牧和农耕之间的千年互动是秦汉以后中华历史变迁的主线，而清帝国在继承中华帝国的同时，建立了一个融满蒙回藏汉为一体的多元帝国，实现了对草原、中原、雪域、西域和江南海上世界的大一统，奠定了现代中华的基本框架。 对儒家文明的接纳则实现了和士绅阶层的联盟，延续了宋以来地方家族组织的勃兴，强化了对地方社会的治理。而经营地主制、资本主义式企业、商业市镇和都市化区域的出现，实际上为现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做了最初的准备。 虽然如此，来自西方的外来冲击、由长期社会经济问题累积而成的长期危机、朝代循环模式下惯有的政府职能失灵问题，构成了盛世下的危机。而危机则因鸦片战争而加速爆发，即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社会变乱，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介入，在传统中国，这样的变乱足以令王朝崩解，大清的幸运在于，来自西方的冲击对中华帝国而言，是一个更大层面上的变量，远远超过了内部变乱这样的因素，因此，借助于新的社会因素的引进，大清实现了技术上的革新和组织上的改善，从而能够以较低的代价快速平定内部的危机，实现帝国的中兴，当然是传统意义上的。 大清的不幸也在于，来自西方的冲击是帝国千年未有之变局，此变局对帝国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帝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技术革新和制度改良，但本质上前现代的社会组织架构和观念却无法应对社会的急剧变迁，最终只能以崩解告终。 如果从传统的主流教科书观点来看，大清只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阻碍者，正是清统治者的无能和颟顸，才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耻辱。但是从一个局外人看来，大清对于现代中国的诞生，对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到了在那个时代所应该做的事情，尽可能的面对了帝国面临的挑战，至于最终的结果，源于不可克服的时代性，不能给古人以更多的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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