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信仰：尽己当为，但求无愧于心，不求功名、荣显上尽如人愿

在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中，有一个人生笃行其道义而不计功利、荣显，或者说是尽己当为，但求无愧于心，而不求功名、荣显上尽如人愿的价值观：那就是“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这一中国早期儒家思想的重要价值观念，彰显了有志于修为者的人格操守和价值遵循。

这一人生价值信仰，出自儒家经典《中庸》，而本自孔子的思想论说，又多体现于先秦诸子思想之中，后来成为有志于修道践者所恪守的一个重要人生信仰和价值信念。它非是无可奈何、被动应付的保守，而是坚定信念、彰显自信的德操。

在功利、荣显之获得上，有的人一看到暂时的不得志，便喟叹人生的不公；有的人看到自己的努力付出不如流量明星，便悲观地自暴自弃；有的人看到一味地付出不值得，便有了巧夺功利、沽名钓誉之杂念。凡此种种，都是内心不够坚定的体现。

这一人生信仰的价值精髓，既是求诸己而不求诸外的信仰所在，又是尽人事而听天命的信念自得。前者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中庸》）的内在信念分定，后者是“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孟子·万章上》）的心地泰然淡定。

坚信此一人生信仰，就会因自得其道义之人格品性而不悔，不为功利、荣显的得与不得而有忧，不求其尽如人愿。坚定这一人生信念，就会全身心投入于尽人事的主体有为事业，尽己所当为而无愧于心，在对待功利、荣显上则秉持无与于己、无容于心的泰然淡定心态。

一、尽己所当为，为人所不知而不愠

在中国早期儒家、道家的思想中，皆非否定功利、荣显的追求，或者说非是要不求功名，关键是在求取功名上要能求之有道，保持看淡功名之获得的心态。前者是摒弃巧取、盗窃功名者，后者是对功名要秉持淡然心境。

（一）人不知而不愠。

在人生的价值追求上，求为人知，声名显赫，功名彰著，是自身价值被认可、承认的重要体现。不过，也常有做事情、立功后不为人所知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对待不为人知的现实，乃是检验一个人人生修为高低的重要标准。

在孔子的思想中，认为积德行善、建功立业，是自己可以主宰而付诸努力的人事所当为，而为人所知、声名远播是外在之得，非是自己所能左右者。若是在意外在声名之得，则心志必不能纯粹，心态必不能端正。一旦自己的努力付出没能如愿有所得，必然失望透顶而影响功德、事业的积极进取。

正是基于正其道义而不在意功名的心性纯粹，孔子便提出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的思想论说。这一思想论说，体现了君子德行真诚之操守。为人做事，既是在尽己之性命，则何必刻意在乎人的闻知。知不知在人，建功德在己。不在意人所给予的称誉，则何愠之有？

在人生的进修学问上，存在着求诸己和求诸人的分别。“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学以为己，是求诸己而得之于心，自得其乐；学以为人，是为了获得人们的表扬、称誉而学，就会因人不知而怒。

“人不知而不愠”的价值意旨，既彰显了人生修为之真诚，又体现了内心的精神富有。非有其道德，无有高贵素养，则见人有不知必有其愠，而必丧失性分自得之乐。

（二）不病人之莫知。

以道德、功业求取声望、荣誉，希望功名为人所认可，乃是人生成功的重要标志。在求取功利、荣显上，贵在求之有道，无愧于心，而得之不得则不怨天尤人，淡然以处之。

为人所知、获得名誉，有其正道之路径，亦即是要以成就功德、功业为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病”者，具有责怪、责怨之义，乃由己而发。人们的“不己知”，实是说人们不称誉自己功名的存在。在常理看来，没有令人称誉的功德、功业，原本于自身的“无能”。功德、功业彰著，自可不必忧人之不知己。

对于人之习情而言，乐取得成功而见贤于人，希望声名远扬而获得认可。从人生修为上言，不见知而无闷，方是心意和信念的坚贞分定。一个人若能有“尊德乐义”（《孟子·尽心上》）的自修、自得之乐，就不会在意、计较见贤于人的荣显。

有志于修为而内心分定者，既能“穷不失义”，而有“修身见于世”的“得己”之乐，便不会沽名钓誉；既能“达不离道”，而有“大行不加”的淡定，必然不为名誉所系累。尽己所当为，不论“独善其身”还是“兼善天下”，皆能“不病人之不己知”。有尽己性命而自得其乐的价值追求，必然不会责怪人们的不知己、不称誉于己。

君子的人生行为，若有“动必缘义，行必诚义”（《吕氏春秋·高义》）的内心坚定，则虽是俗谓之穷而己必自视为通。我通达于人格的尊贵，就非为精神上的贫困。行道立业而为人知，固善；行道建功而不为人知，也无可责怪。只有确立“不病人之不己知”的心态，方能做到“人不知而不愠”。

（三）不患人之不知。

与“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的价值意旨有所不同，孔子又提出了“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价值主张。“患”者，具有忧患、忧虑之义。“患人之不己知”，是忧患人不知己的荣显不至；“患其不能”，是忧虑自己功为上的“不能”。

忧患人们对自己功德的知与不知，是患得患失的思维意旨。“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论语·阳货》）苟忧虑于“人之不己知”，则不但不能做到“人不知而愠”，而且不能反求自身，责诸己的“不能”。患得患失，是心向外求，追求名利；“人不知而愠”，是心向内求，自得其乐。

在孔子看来，只有“不患人之不己知”，方能求诸己“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而自得其乐。己自得其好学善道之乐，岂患人之不知己，何必在意人们的一时不知己、自己暂时的不能荣显？

一个人的内心，只有具备“不患人之不己知”的信念分定，方能做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亦即是不为世俗的功名所系累，不肯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不刻意求为人所知，方能以不义富贵为耻，而甘愿清廉自守。

“不患人之不己知”的思想论说，贯彻了人生修为“反求诸己”的价值意旨。“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见“人之不己知”而“反求诸己”，是将名誉不显的原因归于自身的修为。修诸己而增益其德能，把心思精力用在建功立业上，逮至功德广大就不必忧虑人不知、名不显。

人生若以仁为己任，欲仁而得仁，岂在乎人之知？“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荀子·不苟》）坚守“名不贵苟传”易，达致“人不知而不愠”难。见贤于人，功成荣显，是得志的顺境之易；不知不愠，笃定不迁，是不得志上的逆境坚守之难。

二、尽己之能为，遁世不见知而不悔

“人不知而不愠”的思想论说，又是“遁世不见知而不悔”的无愧于心价值意旨。“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中庸》）只有不悔于“不见知”，方见“依乎中庸”的内心分定和坚贞笃诚。

（一）行道弗已，不计功名显不显。

圣人之所以能“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就在自得其乐于“依乎中庸”的品行操守，亦即是“遵道而行”的乐此不疲，尽己所当为。“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中庸》）圣人有贞操之分定，方能于隐遁而默默无闻、不被人所知之时，保持不后悔的镇定和淡定。于乐此不疲的“弗能已”中，正足见“不悔”之笃诚。若是遁世不见知而有悔，则必是半途而废，中道而弃。

人的一生，一旦有了“遁世不见知而不悔”的坚定意志，便会正其道义而不计较功利、荣显的得与不得。得其功名而荣显，固是人生得志之善；不得其名而无闻，也能在弘道上自得其乐，乐在其中。

一个人若有了追求功名之私念，过分看重功利、荣显之得，就会在践行中庸之道上三心二意，难以择善固执。“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不能期月守”，正揭示半途而废之义。在弘道上，没有不计功名的心地纯粹，就不可能一心一意，持之以恒。

在为事、举事上，若能“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管子·形势解》），就会“遵道而行”，而矢志不渝。人生价值追求上，只有求之有道，方能“义则求之，不义则止。可则求之，不可则止”。以理义、可否为第一选择准则，便会淡然看待外在的功名。

就圣人的境界和气象来说，既有“依乎中庸”的笃诚，固能有“遁世不见知而不悔”的分定、镇定和淡定。人生一于道义而行，自得其乐，必不因“遁世不见知”而悔其行。

（二）畜道待时，穷不困而忧不衰。

“人不知而不愠”以及“不见知而不悔”的价值意旨，体现在人生修为上，又是“修身以俟之”（《孟子·尽心上》）的立命而分定。能够“修身以俟”，就可坚定“事天”的弘道之为。立命尽性，虽夭寿尚能不贰，何况“不见知”者？

在“遁世不见知而不悔”的人生分定上，先圣孔子为后人做出了表率。孔子生于乱世，“言行于君，泽加于民，然后仕。言不行于君，泽不加于民则处”（《说苑·至公》）。“泽加于民”之仕，是见知于世的荣显。“泽不加于民则处”，便是“不见知而不悔”的独善其身、诲人不倦。

人生修为“遁世不见知而不悔”的分定、淡定，又在于正确看待人生的处境和际遇。“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荀子·宥坐》）知“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则必能理性镇定、冷静淡定，而不患自己“不见知”，亦即是非在名誉上患得患失。

在人生的价值追求上，犹如“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一样，为人做事非必以为通达、荣显，更在于“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遭遇不得志的穷窘之时，当清醒不惑，镇定地做好强大自身、提升自己素质素养的努力；面对挫折和失落之情境，当冷静淡定，不灰心丧气，而坚定信心。

人生在世，应该清醒看到自身所在的现实：贤或不肖为己材之高低，为或不为在己之取舍，遇不遇在己之机会有否。一生中，或有其材而不逢时，经受一时的不得志。面对这一境遇，若能求诸己而畜德强能，则是“苟遇其时，何难之有！”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把握机遇、创造机会，便是“修身以俟”的作为。在坚定事业的信念上，不因一时的不得志而有悔，便是“不见知而不悔”的精神。

（三）得其所贵，声誉不显而不悔。

圣贤之所以能“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就在于得其所贵，而自得其乐。在先哲看来，人的一生有比“见知”之显达或荣显更可贵者，那就是“修其天爵”，乐以忘忧。自得其贵，无愧于心，则功利、荣显上不必求尽如人愿。

在《孟子》看来，“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告子上》）“人爵”，便是名位、荣显的标志。“修其天爵”而“乐善不倦”，岂患人之不知？怎能因人不知而愠？当然，我们也要有“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的信心和信念。

在得其所贵、自得其乐上，“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尽心上》）“所性”者，是“仁义礼智根于心”的心性之贵。“大行不加”和“穷居不损”，便是不为自己是否为人知、能否显达所系累、羁绊。

一个人若能以追求高贵人格为快乐，便会有终身之乐，而无有人不知之忧愁。“君子，其未得也，则乐其意，既已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生之乐，无一日之忧。”（《荀子·子道》）未得则乐其意，是乐得其道；既得而乐其治，是乐得其善。有终生之乐而无一日之忧，岂止于“不见知而不悔”之境界？

在道家的思想中，人生可因德真之修而有看待荣显上的淡定。“君子逢时即进，得之以义，何幸之有？不时即退，让之以礼，何不幸之有？故虽处贫贱而犹不悔者，得其所贵也”（《文子·符言》）。坚定信念而行为无非礼义，则无有侥幸。“处贫贱而犹不悔”，便是“不见知而不悔”的价值意旨。

贵礼义而“得其所贵”，则必不忧虑于“不见知”，也必能默默无闻而不悔。在冷静看待人生的得与不得上，既知“能为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为非，而未必免于祸”，就能保持镇定，宠辱不惊。若能坚定修善而无为于非的价值选择，在“得其所贵”上自得其乐，则必能不患己之“不见知”，不悔所为。

三、人的一生，贵在求诸己而不求诸外

“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的人生信仰，体现了求诸己而不求诸外、不愿乎外的价值意旨。求诸己之功为，是求在我者，亦即是以尽性的分定和笃诚为贵、为乐，故能于“依乎中庸”上“不见知而不悔”，无愧无憾。

（一）求为可知，而不患莫己知。

反求诸己的人生修为，是求在我而以修身为本，亦即是修为“可知”之功德，而不责怨于外。君子之修为，是“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的坚守。“求为可知”，是思修为于令人称誉、获得荣显的功德之根本。修己而德大功著，不求可知而自为人所知，岂忧虑人们的“莫己知”？

修为于“求为可知”之功德的圣人典型，莫如圣王之舜。“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中庸》）舜有大德，功名流传千古。“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中庸》）。功德为本，而声名为末，崇本自能举末。

在功德作为和功利荣显的关系上，“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文子·道原》）。君子“求为可知”，是修其获得名誉，荣显之本，取得功德之实绩。依据人生常理，功德著，实绩彰，必有功名、荣显之至。

在“不患莫己知”的分定上，有道修为的诚君子，因其“率道而行，端然正己”（《荀子·非十二子》），故能“不诱於誉”。“不诱於誉”，便是不为外在声誉、荣显所诱惑、牵引。

在追求功利、荣显的修为工夫上，存在“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吕氏春秋·先己》）的价值之分。人能反求诸己而“求为可知”，就在于追求德行之美、事业之昭，使之彰著而功为不息。功德泽被天下，岂患己不为人所知，而必是万古流芳。

（二）求其能为，不患人不知。

在“求为可知”的反求诸己上，还存在提高自己知识和本领的努力和作为。君子不患“人之不己知”而患其“不能”，“病无能”而不病于“人之不己知”，皆在于揭示求为可能上，亦即是强大自身，追求品质卓越，尽己所当为。

修其为人所知之知能，则不必忧虑己之不为知。明君子知“敬人而不必见敬，爱人而不必见爱”（《吕氏春秋·必己》），故求诸己于“敬爱人”，而不必求诸外于“见敬爱”。“敬人”和“爱人”，是自己尽人事的当为；为人所敬爱，是求诸人之事，既然自己无法左右，便不可求尽如人愿。

在人生的修为上，“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以其“必在己”，而能积善成德，建功立业，故必有“无不遇”的顺利之境。反之，“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管子·小称》）在做坏事上，若要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在追求功利、荣显上存在侥幸的巧取之心，必然不得其所。

在先哲的思想中，认为贤圣的先王之所以畏民，就在于清醒认识到自身的毁誉完全在于民众的支持或拥戴与否。“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欲为民所见知而大显，得到万民称颂，就必求于自修足誉之德，以道德莅天下，成就令人称道的功德事业。

（三）求为知人，不患不见知。

人生“求为可知”的修为，还在于藉由知人而立人达人，依托进德修业而使声名荣显。“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只有知人以爱人、敬人，方能得人爱敬，为人所知、称道。孔子肯定“在邦必达，在家必达”（《论语·颜渊》），而否定“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就在指明“求为可知”的正道、正途。

在知人达人上，“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说苑·政理》）知“得之己者”，是知道若人能爱己，则己必得其所爱；知“得之人”，是知道自己若能爱人，则必得人之爱己。敬爱人者，人恒敬爱之。为人所敬爱，必令人所称道。

在追求功利、荣显上，反诸身的修为，是修为得人心、令人赞誉之事业。“得之于身者得之人，失之于身者失之人。不出于门户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于已身者乎！” （《吕氏春秋·先己》）“反于已身”，是修得人心之道，行得人心之德。为天下治，功德彰著，便是“求为可知”的正道。人生自得道德而知人用人，得人心则得天下，岂能不为天下所知而闻名？

君子之所以不患“人之不己知”，而患“不知人”，就在于“知人则哲，能官人”（《尚书·皋陶谟 》）。知人则哲，故能官人而可安民。只有官人而安民，方能践德而立功。修“求为可知”之功德，尽己人事所能为，则必为人所知而闻名、荣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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