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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是我写诗的一个分水岭。可以说生活给我带来的磨砺，终于使我开始认真地思考一些问题了，比如说人活着是怎样一回事？理想和现实又是怎么一回事？时间会带来什么留下什么？死亡和爱同时笼罩了我。一个全新的诗歌语境包围了我，我想着、写着，写着、想着。这也使我的诗具备了一点点理性色彩，总想在诗中把我的思考“说出”。那时的诗充满理想，精神在舞蹈，激情在奔涌，我恨不能生长在我臆造的世界中，永远！ 读书——把我的眼界打开了，我读博尔赫斯，读洛尔伽、读兰斯顿.休斯、默温、阿赫玛托娃……这些煜煜闪烁的星辰为我指引了金黄的脉路。使我意识到原有传统诗歌的局限性，我开始模仿、汲取、消化。”（《李南自述》） 为了生计，李南曾经四处漂泊。 八十年代初期，她离开了德令哈，迁徙到燕赵大地上的另一座城市石家庄。然后，在青春与写作最旺盛的几年，又为了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辞去了工作，她随爱人迁徙到海滨城市秦皇岛，开始三年多的流浪生涯。在九十年代初这至关重要的三年里，她的生活始终被贫穷与琐碎紧紧缠绕，喘不过气。在那几年，她体悟到了在世俗中做一位诗人有多么艰难，一颗纯粹灵魂的保持有多么艰难。也知道了人活在世上，爱情不能拯救一切。她感受了世态的炎凉，看惯了一些丑陋的势利嘴脸，明白了如果人性之恶一旦释放，是比虎狼的血口更令人战栗和恐怖。一方面，创作的冲动鼓舞着她，另一方面，生活的冷酷压迫着她，像大海的巨浪将船只吞噬淹没，一次又一次。那是现实与理想冲撞最为激烈的岁月，所有的困难最终被她战胜。再后来，她返回石家庄，两手空空，只带回一摞诗稿。 简陋的小小的家，需要重新安置，一声啼哭，儿子在夏天诞生了。这个时期的李南，精神平静而富有，完全融入了市井。她每天哺养着孩子，把他哄睡，然后提一只篮子到街上买菜。洗衣、做饭、琐碎而忙碌。当夜深人静，沉睡的鼾声会一次次将灵魂叫醒，有时揪痛了她的神经：难道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吗？没有起伏，一切都是那么平庸和乏味。白天连接着黑夜，周而复始。这一刻，高贵的诗神又一次让她异常清醒了，它们重新占据了她，诗歌让黯淡的日子散发明亮的光芒：
我爱黯淡的生活，一个个 （《我爱黯淡的生活》） 我喜欢李南在那个时期写出的这一首诗，并且将它引用到自己的一篇散文中。这是她善于在平常的生活里捕捉诗意的典型之作，也是她诗风越发接近朴素透明的一个表征。在那个时期，她又写出了《呼唤》《下槐镇的一天》《春天的月照下》等一些富有生活场面的小诗，它们有别于过去宏大、虚拟的场景，过于理想化的说教，从而转向细小的，被常人忽略的，难以捕捉的瞬间。自此，她诗歌的风格已经显山露水，短小精悍，句法结构简单，很少使用复合从句，内容的表达明晰易懂。你能从中读出诗人对待生命的态度，认真而不游戏，自然而不矫饰。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对李南的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她参加了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那一年的《诗刊》在“青春诗会”的头条位置推出了她的系列组诗《在广阔的世界上》，不久，她成了河北省作协的合同制作家。 然而，诗歌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她的生活境遇，作协微薄的创作津贴（一年不足两千元）不足以维持一个诗人基本的生存。她不得不到省电视台做打工编导，时间又一次在生存的胁迫下被切割、粉碎。在这一点上，李南是坚定和释然的，“写诗没有改变我个人的命运，但诗歌改变了我对命运的认识，我将对它心存感念。” 直到今天，李南只在1994年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诗集。这惟一的诗集里收入了她早期的作品，已不足以说明她后来的变化。翻阅着这本印刷粗糙的小书，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谁来关注诗歌的命运，关注祖国优秀的女儿？广阔的大地和人群，你不要让我们陷入深深的绝望。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知道李南仍在异乡忙碌。我还知道她心里始终揣着一团汹涌的河水，和头顶一片瓦蓝的天空。 2002年5月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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