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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龜茲白寺城初考 劉安志 敦煌所出四件張君義文書中，有兩件是張君義立功的公驗，分別記錄了張君義在唐中宗景龍三年（709年）五月、六月參與救援被突騎施包圍的安西的兩次戰爭。[1]此事不見史載，值得重視。兩次戰爭又包含若干次小規模戰役，都詳細標明了作戰地點，如破連山陣、臨崖陣、白寺城陣、仏陁城陣、河曲陣、故城陣、臨橋陣、蓿園陣、磧內陣、蓮花寺東澗陣等。對這些戰陣及其發生地點的考察，不僅可以揭示唐軍行軍作戰的方向，進而了解中宗景龍年間西域政局之變化，補充歷史記載之不足，而且還有助於認識古代龜茲的地理交通概貌。筆者不揣譾陋，試圖對其中的白寺城作點初步探討，敬請方家不吝賜教。 白寺城一名僅見張君義立功第壹等的公驗文書上，茲錄相關文書數行如下：[2]  日破臨崖陣同日破仏陁城陣 十四日破故城陣文書上鈐“鹽泊都督府之印”，顯然屬正式公文（抄件）。據文書後文記載，該牒文製作時間在景龍三年九月五日，知唐軍此次作戰發生於該年五月六日至十四日，歷時九天，作戰十餘次，戰爭之艱巨及殘酷可想而知。文書2行記唐軍“破連山陣”、“破臨崖陣”，表明兩地有敵軍駐守。從“連山”、“臨崖”名稱看，二地應爲形勢險要之地。庫車境內西面、北面有雀離（爾）塔格山環伺，即《水經注》卷二《河水二》所記龜茲境內的“赤沙山”。[3] “連山”、“臨崖”當與此山有關。文書3行記“同日破白寺城陣”，聯繫上下文，此“同日”應指五月七日或八日。“白寺城”一名，不見史載，但“白寺”卻出現於法國學者伯希和氏在庫車都勒都爾·阿護爾遺址所獲漢文文書中，其中一件編號爲D.A90的文書存4行，內容如下：[4]  文書缺紀年，從帖文格式及“掏拓所”、“城局”等稱謂看，應在唐朝統治龜茲時期。文書大意是講主管渠堰繕修事務的掏拓所下帖給某城城局萬清，要其率領白寺、河西寺在寺若干人，即日至某處勞作。白寺與河西寺在文書中相提並論，顯然都屬於龜茲境內之寺。都勒都爾·阿護爾遺址，即庫車渭干河西面的夏克吐爾遺址。渭干河，唐代稱白馬河。[5]文書出土於夏克吐爾遺址，則文書中的“河西寺”，應指唐代白馬河之西的某寺。1907年伯希和在此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後，曾繪一平面圖，並認爲這區遺址可能是玄奘《大唐西域記》中提到的“阿奢理貳大寺”。[6]黃文弼先生1928年在庫車考察時，仍視該遺址爲“古代寺廟遺址”和“大廟遺址”。[7]而“河西寺”，顧名思義，就是位於某河之西的寺院。夏克吐爾遺址正好位於渭干河西面，且存有寺廟遺跡，二者頗相吻合。因此，河西寺的位置，應該就在夏克吐爾遺址。上引文書中只記白寺和河西寺，而不言其他寺，說明二寺不會相距太遠。又伯希和在夏克吐爾遺址所獲D.A101號漢文文書中，也提到“白寺”，茲引錄該文書的內容如下：[8] 本件亦缺紀年，不過，從2行“長官”前空闕的行文格式及“吏”的稱謂看，其年代也屬唐代。文書4行最後一字“義”，應是某官員的簽名。文書類似帖文性質，遺憾的是，文書前缺，不知該帖具體發往何處？就殘存4行內容看，涉及二事：一是“義”對過去某一事情作出的處理意見，二是“義”目前跟隨某“長官”在白寺，爲款待上司，下令要某地有關人員準備好白羊一口，並派吏心奴前來領取，而且要求“速付”，不得延誤；自己則專門等待，不要讓心奴空手而來。從語氣分析，“義”應即該地的長官。文書出土於夏克吐爾遺址，顯然，該地所在機構應即收文單位。文書書寫地點很可能就在白寺。此“白寺”與上列文書中的白寺，無疑是同一寺。“義”“使吏心奴”赴夏克吐爾遺址所在機構取一口好白羊，以招待身在白寺的某“長官”，這也說明白寺所在位置不會距夏克吐爾遺址太遠。 在夏克吐爾遺址周圍，除隔河遙遙相對的庫木吐拉千佛洞外，還未發現有較大的寺廟遺址。早在伯希和到來之前，日本大谷探險隊就曾在都勒都爾·阿護爾遺址進行發掘，獲紙質漢文文書數十件，其中編號爲大谷1535號的文書是一設齋供養文，內容記龜茲地區漢人（疑即居住於都勒都爾·阿護爾遺址附近）石秀、王西五、張雲、田遊欽等出錢出糧，於“金沙寺設齋”祈福之事。[9]文書中的“金沙寺”，又見於庫木吐拉石窟，如第49號窟刻有“金沙寺”，谷口區等7號窟刻有“畫金砂寺”等字。[10]“金沙寺”與“金砂寺”，應指同一寺。黃文弼先生推測該寺爲漢人在龜茲所建之寺，[11]馬世長先生則進一步指出此寺可能就在庫木吐拉。[12]大谷1535號文書有力地證實了黃、馬二位先生的推測。這一情況昭示我們，儘管“金沙寺”位於庫木吐拉一帶，但夏克吐爾遺址出土的文書卻有關於該寺的記載，說明兩地之間的關係是較密切的。“白寺”的情況亦當如此。 按龜茲王姓白，“白寺”之得名，或與此有關。此寺有無可能是龜茲王寺呢？在庫木吐拉石窟溝口區屬於晉、北朝時期的第21號窟內，有十三個條幅全部填繪菩薩像，菩薩體態優美，裝飾華麗，繪畫線條流暢，色澤協調，是龜茲壁畫的上乘之作。[13]此窟恐非龜茲一般百姓所開，更有可能是龜茲王室貴族所開之窟。[14]如果這一推測大致不誤，則白寺或與此窟有關。總之，不管白寺具體位於何處，它肯定距夏克吐爾遺址不遠，這是我們研究該地出土文書所得出的基本認識。那麼，以“白寺”名城的“白寺城”亦當如此。 上引文書所記之“城局”萬清，掏拓所下帖要他率人進行勞作，其職責與民事有關，應是某城的管理人員。吐魯番阿斯塔那509號墓所出《唐某人與十郎書牘》載：“當城置城主四，城局兩人，坊正、里正、橫催等在城卌餘人，十羊九牧。”[15]由文書可知，該城所置管理人員太多，所以纔有“十羊九牧”之說。顯然，城局是城主之下的管理人員。因此，白寺、河西寺附近是有城的，而且兩寺可能由某城所管轄。 在渭干河東面有一區遺址名叫玉其土爾，與夏克吐爾遺址隔河相望。關於兩區遺址的性質，王炳華先生曾有過精湛的考釋，認爲它們即是唐代龜茲的柘厥關，從而糾正了法國學者伯希和氏對該遺址性質的錯誤認識。[16]筆者完全同意王先生的這一卓識，只是想進一步指出，玉其土爾和夏克吐爾這兩區遺址，不僅是唐代柘厥關的所在地，而且也是龜茲都督府下屬機構“城”的所在地。 如所周知，唐王朝在龜茲設置龜茲都督府後，以其王白素稽爲都督，統其衆。[17]龜茲都督府下轄有九州，見諸史籍有姑墨、烏壘、溫肅、蔚頭等州，餘失載。[18]州下建制如何？不詳。《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羈縻州”條云： 同書卷“西域都督府州”條注稱：“龍朔元年(661年)，以隴州南由令王名遠爲吐火羅道置州縣使，自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凡十六國，以其王都爲都督府，以其屬部爲州縣。凡州八十八，縣百一十，軍、府二十六。”既然于闐以西的西域各國有都督府、州、縣的建制，那麼，唐直接統治下的龜茲都督府，其下想必也有縣的建制。不過，從目前庫車所出漢文文書內容看，唐代龜茲地區有坊、村等基層建制，唯獨不見有縣設置的跡象。[19]敦煌所出唐天寶年間地志殘卷記安西都護府轄下：“無縣，管蕃府四。”[20]可見唐朝並未在四鎮地區設縣。日本學者荒川正晴先生認爲，唐代安西都護府所管四鎮羈縻都督府下，設有多個蕃州，每州由若干城邑組成，城內有坊，城外有鄉、村。[21]那麼，龜茲的城究竟屬於何種性質呢？它相當於中原的哪一級機構呢？在伯希和庫車所獲漢文文書中，我們看到有“明府城”的記載，如D.A第4號文書所記：[22]  伽黎 文書雖殘，但從格式看，是一殘契尾無疑。顯然，白蘇□□雞、白瑟篤米黎都是保人，而且是龜茲本地人。值得一提的是，保人白瑟篤米黎是明府城的處半，于闐文書中有“叱半”，據池田溫先生研究，唐代于闐市城以若干坊構成，鄉野以鄉、村分治，俱有叱半主要任徵稅。[23]古代龜茲、于闐相鄰，處半與叱半在音讀、譯寫方面皆有相似類同之處，二者應都同是地方基層管理人員。“明城府”在這裏，就是指白瑟篤米黎所在之城的名稱。按明府，乃唐人對縣令的尊稱，之所以稱“明府城”，或許就是指該城相當於縣一級機構吧。[24]在D.A第92號和D.A第108號文書中，還見有“席明府”、“張明府”的稱謂，[25]他們的身份似乎並不低。按席、張乃漢人姓氏，而且唐代人名中，取名爲“明府”者，似不多見。因此，“席明府”、“張明府”之稱，應指他們擔任了相當於縣令一級的職務。有“明府”、“明府城”，卻無縣的設置，這或許正是中原唐制與龜茲地方制度的一種有機結合。在夏克吐爾遺址出土的漢文文書，內容極爲豐富，舉凡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文化等，無所不包，恐怕並非“關”這一稽查行旅的邊檢機構所能容納的。文書中除“明府城”之記載外，還有“入城”、“去城”、“在城”等字眼，[26]說明夏克吐爾遺址就是唐代某城的所在地。黃文弼先生1927年在此地考察時說：“此地亦名千佛洞，實爲大廟遺址，形同一小城，周約三百八十米。沿城四周，均有住宅遺跡。”[27]這與出土文書所記該地在唐代時有坊、村的情形，頗相吻合，二者可相互參證。陳世良先生《龜茲都城研究》也這樣認爲：“據我們對夏克吐爾遺址的調查，該遺址明顯地分爲內外二重城。”[28]筆者於1998年隨陳國燦師赴克孜爾石窟參加“唐代西域文明——安西大都護府國際學術討論會”時，曾對該遺址及河對岸的玉其土爾遺址進行過短暫的訪問和調查，對兩處遺址作爲古代龜茲“城”的性質也有一些較爲直觀的認識和瞭解。長年在庫車地區從事考古發掘工作的張平先生，曾兩次教示筆者：夏克吐爾遺址肯定是古城遺址。[29]這些都充分說明夏克吐爾遺址是古代龜茲的“城”。由於文書出土於夏克吐爾遺址，據此推測，該遺址可能就是唐代龜茲“明府城”的所在地。 如所周知，古代龜茲是一城郭之國。據史籍記載，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年），阿史那社爾率唐軍平龜茲，前後破其大城五，並遣使諭降小城七十餘座。[30]龜茲這種大城與小城之別，已爲考古發現所證實。據黃文弼先生對庫車及其周圍地區遺址的考察，龜茲王都皮朗古城遺址周長約七公里左右；羊達克沁大城爲三重，大外城周約三千三百五十一米，內城周約五百一十米；新和縣境內的于什格提古城也是城爲三重，規模頗大；其餘古城遺址，周長大多在數百米左右，也有一些周長數十至一百多米不等的小城遺址。[31]1989-1990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阿克蘇地區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文物普查，並發表一份詳細的普查報告。[32]這些都爲我們認識庫車及其周圍地區古城遺址提供了重要的參證。 關於玉其土爾遺址，據黃文弼先生考察報告說：“舊城名色乃當，遺址尚存，周約420米，四方形，城中已開墾爲熟地。余等在城東北隅，拾唐代陶片數枚，間有帶波紋灰陶片，當在唐前。在城北0.5公里，且有一陶片上劃漢字，字跡甚模糊。有土堡一，本地人稱爲'炮臺’，蓋爲當時守戍官兵瞭望之所。”[33]又據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1989-1990年的調查：“遺址呈南北坐落，東西長約60-100米，南北長約有210米。由外城、內城和北城三部分組成。外城位於遺址南部，平面呈不規則長方形。北、東、南三面有牆，西面臨河崖無牆，北牆由兩段構成，長約110米，東牆長約110米，南牆長約102米……東南角外正對外牆城門有座高臺，南距南牆約7米，東距東牆約13米。臺基東西長約19米，南北長約16米。由基底向上逐漸收分呈梯形，高約8.8米……內城內房屋林立，排列有序……遺址城牆保存較好……局部牆上有馬面，轉角處有角樓……遺址的使用時間較長，後來曾經重新修補過……遺址內散發著大量陶、銅、石器和錢幣等遺物。”[34]綜合二者可知，玉其土爾遺址早在唐以前就已存在，在唐代繼續使用，其性質不僅僅是一軍事單位，從“內城內房屋林立，排列有序”可以看出，該地也屬民居之地。再從面積大小看，此遺址周長在四百米左右，與渭干河對岸的夏克吐爾遺址相當。因此，玉其土爾遺址與夏克吐爾遺址在古代都是政治軍事行政單位，是唐代龜茲都督府下屬“城”的所在地。伯希和在夏克吐爾遺址所獲D.A第83號文書中，有一殘片，書有“牒上龜茲都督府”七字。[35]在唐代，下級單位發牒文給上級部門，統稱“牒上”，此殘片無疑表明，牒文所發單位與龜茲都督府之間存在著上下隸屬關係。這也可以加強我們對兩區遺址性質的認識。 據《唐六典》卷三○督護州縣官吏條，唐代關分上、中、下三等，設令、丞、錄事、府史、典事、律吏等官吏，關的職責是：“掌禁末遊，伺奸慝。凡行人車馬出入往來，必據過所以勘之。”天下諸關由中央刑部司門郎中、員外郎所統管。西域地區只有鐵門關爲中關，餘皆爲下關，控扼出入龜茲王都的要道，地位十分重要。[36]關於鹽水關，王炳華先生有如下簡單介紹：“自庫車方向入（鹽水）溝，不遠即見一古代石壘，聳立於溝谷西崖石壁上。高仍三、四米。今名夏德朗。深入四、五里，又有一石壘，聳峙於峭壁。均以塊石、土、樹枝相疊砌。”[37]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1989-1990年的調查更爲詳細，並名之爲“鹽水溝關壘遺址”，調查報告稱：“遺址分布在東西長約1.5公里的距離內，共四座。除最南一座保存較好外，其餘三座僅保留一點痕跡。南壘東西長約7米，南北長約11米，殘高約7米。頂部東西長約5米，南北長約5.5米。東、西、北三面較直，南面與山體相連。中心部分爲砂礫土築成，外敷一層草拌泥。四周及頂部爲片石壘砌。”[38]值得注意的是，鹽水關遺址的情況，與玉其土爾遺址中的高臺，也就是黃文弼先生所說的“炮臺”頗爲相似。如上所記，該高臺臺基東西長約十九米，南北長約十六米，高約八點八米，而且位於外城門與內城南門之間，控扼內外兩城，正好稽查出入該城的行旅，所處位置相當重要。因此，筆者推測，此高臺可能就是唐代柘厥關的所在地。玉其土爾遺址則是“白寺城”的所在地。 上文業已指出，夏克吐爾遺址出土的文書中，“白寺”與“河西寺”相提並論，二者相距不會太遠。所謂“河西”，即指某河之西，今天的渭干河在唐代名白馬河，“河西寺”可以肯定就是白馬河西面之寺，而渭干河之西的夏克吐爾遺址中，又存有古代寺廟的遺跡，“河西寺”當位於該遺址之中。那麼，“白寺”或以白寺名城的“白寺城”，也應當距夏克吐爾遺址不遠。在夏克吐爾遺址周圍，除隔河相望的玉其土爾遺址外，再無其他較大的古城遺址。而玉其土爾遺址的種種跡象表明，該遺址既是民居地，又具有軍事職能，這從其城牆上有馬面、角樓等軍事設施可以清楚看出，它顯然就是古代龜茲的“城”。因此，把玉其土爾遺址比定爲唐代龜茲的“白寺城”，應該不會有太多的疑問。 上揭文書記張君義等軍破白寺城陣後，又破□坎陣、仏陁城陣、河曲陣、故城陣、臨橋陣等。仏陁城以“仏陁”名稱，當有其特殊含義。據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屈支國》“大會場”條，龜茲王城西門外立有高達九十餘尺的佛像，該國於像前建五年一大會處，此地在龜茲政治、宗教生活中曾發揮過重要作用。[39]仏陁城有無可能就在此地呢？由於庫車皮朗古城西面尚未發現有古城遺址，不便遽斷。“河曲“，一般指河流彎曲之地。據《水經注》卷二《河水二》，龜茲境內有東川水和西川水，東川水即今天的銅廠河，西川水即唐代白馬河。既然確定白寺就在白馬河附近，則“河曲”應指該河的某一彎曲之地。也就是說，唐軍是沿白馬河行軍作戰的。“故城”，《水經注》卷二《河水二》記東川水有一支西南入龜茲城，繼續往東南流，與流經龜茲城南的一支西川水相合，匯爲一水，“水間有故城，蓋屯校所守也”。[40]黃文弼先生在庫車南部考察時，據窮沁舊城的古建築形式屬圓形，頗類輪台之着果特舊城，推斷該城可能就是《水經注》中所說的“故城”。[41]此地臨河，又有城，無疑是一理想的屯防之地。文書中“故城”與此同名，二者應指一地。唐軍最後一戰是“破臨橋陣”，所謂“臨橋”，也與河道有關。由此不難看出，唐軍作戰方向是由西而南，基本上是沿白馬河河道走向進行的。問題在於唐軍從何而來？結合唐景龍年間西域形勢的變化，筆者傾向於認爲，張君義等唐軍是從天山以北南下而來，穿越雀離塔格山，再沿山谷向西經鹽水溝到白寺城。關於此點，拙文《敦煌所出張君義文書與唐中宗景龍年間西域政局之變化》[42]曾有過初步探討，此處不贅。 綜上考察，筆者認爲，唐代龜茲白寺城是龜茲都督府統轄下的一級行政管理機構，其地理位置就在今庫車西面的玉其土爾遺址。當然，本文的考察仍屬推測，還有待今後庫車出土文書、文物的進一步證實。 爲便於理解本文內容，特於文後轉錄王炳華先生等所繪三幅庫車地區考古遺址平面示意圖，請參看。謹向王先生等表示衷心感謝！  圖一  圖二 圖三 說明： 1．圖一、圖二轉錄自王炳華先生《新疆庫車玉其土爾遺址與唐安西柘厥關》文，《絲綢之路考古研究》第83頁、86頁。 2．圖三爲玉其吐爾遺址平面示意圖，轉錄自《阿克蘇地區文物普查報告》，《新疆文物》1995年第4期，第35頁。 注 釋 [1]参见[日]大庭脩：《敦煌發現の張君義文書について》，《天理圖書館報 ビブリア》二○（古文書特集號），1961年10月；收入氏著《唐告身と日本古代の位階制》，伊势市：学校法人皇學館出版部2003年版，第229-249頁；[日]内藤みどり：《“張君義文書”と唐·突騎施娑葛の關系》，载《小田義久博士還歷记念東洋史論集》，京都：龍谷大學東洋史研究會1995年版，第181-209頁；拙文《敦煌所出張君義文書與唐中宗景龍年間西域政局之變化》，《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二十一輯，武漢：武漢大學文科學報編輯部2004年版，第269-295頁。 [2]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四輯，北京：全國圖書館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第273頁。并参大庭脩、内藤みどり上揭文中的录文。 [3]（後魏）酈道元著，（民國）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頁。參見韓翔、陳世良：《龜茲佛寺之研究》，載新疆龜茲石窟研究所編：《龜茲佛教文化論集》，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頁。 [4]Éric Trombert, 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 2000,pp.86. [5]（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安西西出柘厥關，渡白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羅磧。”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149頁。 [6][法]伯希和：《吐火羅語與庫車語》，載馮承鈞譯：《吐火羅語考》，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111頁。伯希和考古發掘報告未獲讀，此處參考王炳華先生：《新疆庫車玉其土爾遺址與唐安西柘厥關》，載同著《絲綢之路考古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85頁。 [7]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7頁。 [8]Éric Trombert, 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 2000,pp.91. [9][日]小田義久主編：《大谷文書集成》（壹），京都：法藏館1984年版，第78頁，圖版一三四。 [10]參見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第16-17頁；韓翔、朱英榮：《龜茲石窟》，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頁；馬世長：《庫木吐拉的漢風洞窟》，載《龜茲佛教文化論集》，第322頁。黃文弼前揭書，第17頁。 [11]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第17頁。 [12]馬世長前揭文，《龜茲佛教文化論集》，第323頁。 [13]新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編：《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圖版二六七，第14頁有如下說明：“窟頂菩薩群像。北朝。選自庫車縣新2號窟。”又新疆文物局、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物館合編：《新疆文物古跡大觀》，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頁。 [14]此點承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平先生見告，謹此鳴謝。 [15]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四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頁。 [16]王炳華：《新疆庫車玉其土爾遺址與唐安西柘厥關》，《絲綢之路考古研究》，第82-105頁。 [17]（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九九一《外臣部·備禦四》，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1642頁。 [18]《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第1135頁，1149-1150頁。王小甫先生曾據相關史料考證出龜茲都督府所領之九州，然有些城是否即州，尚待進一步研究。參見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第267頁。 [19]參拙文《庫車出土唐安西官府事目曆考釋》，《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筆者在此文中曾推測唐代龜茲地區有縣的設置，現在看來，這一提法並不妥當，特此更正。 [20]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一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頁；王仲犖著、鄭宜秀整理：《敦煌石窟地志殘卷考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頁。 [21][日]荒川正晴：《クチヤ出土〈孔目司文書〉考》，載《古代文化》第49卷第3号。 [22]Éric Trombert, 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 2000,pp.49. [23][日]池田溫：《麻札塔格出土盛唐寺院支出簿小考》，載敦煌研究院編：《段文傑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文集》，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19頁。 [24]參見劉安志、陳國燦：《唐代安西都護府對龜茲的治理》，《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 [25]Éric Trombert, 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 2000,pp.87,pp.96. [26]Éric Trombert, 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 2000,pp.104,pp.108,pp.109. [27]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第17頁。 [28]陳世良：《龜茲都城研究》，《新疆社會科學》1989年第2期，第122頁。 [29]筆者曾於1998年、2000年兩次隨陳國燦師赴新疆學習、考察。在烏魯木齊停留期間，筆者就阿克蘇地區的遺址考古問題多次拜訪、請教考古專家王炳華、張平兩位先生，收穫頗豐，尤其是張平先生對筆者教示、幫助最多。謹在此向兩位先生表示衷心感謝！ [30]《新唐書》卷一一○《阿史那社爾傳》記破五大城、七十餘小城，卷二二一上《西域·龜茲傳》則記爲破大城五、降小城七百餘，第4115頁，第6231頁；《資治通鑑》卷一九九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十二月條所記與《龜茲傳》同，第6264-6265頁。據《新唐書·高昌傳》（第6220頁），高昌王國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總有城二十餘；而龜茲東西千里，南北六百里，其有城數當不會比高昌多出三十幾倍。因此，筆者頗疑“七百”乃“七十”之訛。 [31]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第13-31頁。 [32]新疆文物普查辦公室、阿克蘇文物普查隊：《阿克蘇地區文物普查報告》，《新疆文物》1995年第4期，第3-99頁。 [33]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第117頁。 [34]新疆文物普查辦公室、阿克蘇文物普查隊：《阿克蘇地區文物普查報告》，《新疆文物》1995年第4期，第33-36頁。 [35]Éric Trombert, 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 2000,pp.83. [36]參見王炳華：《新疆庫車玉其土爾遺址與唐安西柘厥關》，《絲綢之路考古研究》，第82-105頁。 [37]王炳華：《新疆庫車玉其土爾遺址與唐安西柘厥關》，《絲綢之路考古研究》，第96頁。 [38]新疆文物普查辦公室、阿克蘇文物普查隊：《阿克蘇地區文物普查報告》，《新疆文物》1995年第4期，第32-33頁。 [39]（唐）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61頁。 [40]（後魏）酈道元著，（民國）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112頁。 [41]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第25頁。 [42]劉安志：《敦煌所出張君義文書與唐中宗景龍年間西域政局之變化》，《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二十一輯。 本文原载《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后修订收入作者《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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