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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王圣教序》的出现，不仅促进了集字弥漫为一时的风气，也带动行书入碑成为时尚。在此以前，这一字体很少用于铭石书。在叶昌炽的研究中，唐代书家李邕、萧诚、范的、张从申、苏灵芝等以行书书碑，皆从《集王圣教序》夺胎。他曾见到萧诚所书《玉真公主受道灵坛祥应记》，立于天宝二年（743），认为开元以后学王书者，当推萧氏为第一。在唐代，工行书碑的也多是缁流，如怀恽《隆阐大师碑》弹丸舞剑，而有浏漓顿挫之妙，不在《圣教序》之下；勤行所书《灵运塔铭》、温古所书《景贤塔铭》，亦传铁门限家法。僧人工行书碑与怀仁的身份不无关系，而唐代的集王字碑多与佛教有关，亦与第一块集字碑《圣教序》的文本性质有关。
虽说《圣教序》被认为是“后学之宗”b，但宋代文人却没有临摹此碑的记载，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宋人尚可多见晋唐真迹，故认为石刻不可学，米芾是这一观念的典型代表。欧阳修（1007—1072）与黄庭坚（1045—1105）也持类似的看法。二、《圣教序》与院体有关，故有俗气。取法主体的身份，竟然影响到对于一件艺术品的评价，在中国艺术史中并不是个例，清代馆阁体的盛行，也曾影响到人们对于唐代名家书法的评价。对此，黄伯思（1079—1118）颇不以为然，他辩护说：
近世翰林侍书辈多学此碑，学弗能至，了无高韵，因自目其书为院体，由唐吴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学者弗至，自俗耳，碑中字未尝俗也。
他认为，《圣教序》“碑中字与右军遗帖所有者，纤微克肖”， 翰林侍书如吴通微、吴通玄兄弟学不到它的高韵， 浸成俗体， 并不是《圣教序》本身的问题。宋代门阀崩溃之后，士人于雅俗之辨极为当意，苏轼（1037—1101）强调“读书万卷始通神”，黄庭坚强调“俗便不可医”，都是前代未曾有过的现象b。《圣教序》因院体俗书的拖累而不受士人爱重，也就不难理解。
然而集王字碑的生产，并未因为士人对它的轻视而消歇。高明一从《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与《新中国出土墓志》中整理出宋代集（习）王字碑五例。此外，见诸记载的还有《法果教寺记》，天圣二年（1024）十一月，沙门仲林记，沙门有交集。《金陵栖霞寺碑》，宋僧怀则翻刻，拟怀仁集右军书体。大中祥符九年（1016）王鼎文集《忻州建东岳庙碑》，天圣十年（1032）趺跌望集《解州盐池新堰箴》等。
集字风气并不止于王羲之，也不止于行书。叶昌炽注意到宋以后集王之外的集字现象，如宋政和三年（1113）《上清宫牒》，蔡仍记，汤纯仁集欧阳询（557—641）楷书。元至正十年（1350），杨维桢（1296—1370）撰《长洲县重修学宫记》，危素（1303—1372）集欧阳询楷书。《隋番州宏教寺舍利塔》也是《默庵记》，都是集颜真卿（709—785）字。金《沂州普照寺碑》则是集柳公权（778—865）字。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峨眉山普贤金殿碑》，吴士端集褚遂良（596—659）行书。有趣的是，集字碑中亦有杂体现象，如赵明诚《金石录》收唐景龙二年（708）《太子中舍人杨承源碑》，为王献忠撰集王、欧、褚等人真行书，既非一人，又非一体。《关中金石记》收宋任谅《于真庵记》，为集虞、欧、褚诸家楷书。
集字风气还曾辐射到朝鲜半岛。如《沙林寺宏觉国师碑》，为沙门卫澈集王字；《獜角寺普贤国师碑》，集王字；晋天福五年（940）的《兴法寺忠湛塔》，为崔光胤集唐太宗书。由此可见唐代文化的强大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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