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路遥十三年的王天乐是路遥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他生前发表的《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和《〈平凡的世界〉诞生记》两文已成为路遥研究者不得不参考的必备资料。 但很多人不知，王天乐还有一篇重要的未刊文稿也特别有价值。这篇遗文从手稿上看，曾拟用两个名字，分别是《我的父亲和他的儿子路遥》和《父亲、姐姐和路遥》，最终，他确定以三人并列的形式出现，即《父亲·姐姐·路遥》。 这个微小的变化，其中潜含着作者构思的轨迹。显然，王天乐最初只想写父亲与路遥的关系，中间才加上了姐姐，最后又想在这篇文章中，既叙述父亲、姐姐对路遥的影响，同时也要为三人分别速写一个肖像。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稿的完整内容，经王天乐妻子梁志女士授权，现全文整理于后： 父亲·姐姐·路遥 路遥去了，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就如一颗太阳在正中午突然消失了。这绝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名人能给我们涂上一丝半点的余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我们众多兄妹中的大哥，我父亲的长子。 路遥走后的那一天，尽管有很多悲壮而杂乱的事我要开始着手处理，巨大的悲痛和难言的心境还不至于把我当时击垮在地。唯有一块心病就像当天阴沉沉的天气一样压得我透不过气来，那就是我的父亲。是的，我亲爱的父亲再也经不起如此惨痛地打击了。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目不识丁的农民，在陕北那块支离破碎的土地里，靠他惊人的勤劳拉扯大了我们兄妹八人。当他看到儿女们逐渐在庄稼林里开始成长并由拖累变成帮手的时候，父亲曾在月光地里淡淡地笑过一回。这是我刚从山里拾柴禾回来看到的，当时差点兴奋地使我掉下了眼泪。我14岁了，看见父亲头一回笑。（但）苍天也许为了回报这带有可怜的一笑，在当年就夺去了我27岁姐姐的生命。我向人间作证，我的姐姐是被饿死的。 她11岁上为了挖一把糊口的野菜从山崖上摔下来，当时吐了一口血，后来就一躺不起。她为了让弟妹们多吃一口饭，每当我们在仅有的一孔破旧的窑洞里吃饭时，她总是悄悄地站在院子的角落里等待大家吃完了才挣扎着回来洗锅涮碗。把剩下的饭在灯光的背后偷着吃了，如果没有剩饭就装得像吃过饭似的不停地干活。那时，我曾看见父亲眼里的泪水，后来她为了给家里少一张吃饭的嘴，本来得的病是不能结婚的，但她还是头也不回地去了。嫁出去的第二年，姐姐就去了。她在我父亲的怀抱里永远的睡着了。我帮着我的父亲给我的姐姐穿好衣服，共同把我们最心爱的人安放在父亲耕种过的土地里。过了一年，我父亲的头发白了三分之二。 不久，我就离开家门，发誓要出去挣钱，为父亲箍几孔新石窑，并让他在后半生把猪肉吃够，白酒喝足，最好是让他老人家醉上三天三夜。 1979年盛夏，这是一个难忘的季节，我在延安揽了两年工以后见到了被父亲七岁上送给延川给我大伯当儿子的路遥。我们本是亲兄弟，但又是那样的陌生。过去相互都知道，但说话不到10句。没想到我们一见面就是三天三夜没睡觉。他当时刚写完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精神状态极好。那一次，我的哥哥告诉我，7岁上，父亲送他给别人当儿子时，怀里头揣着一角五分钱，步行了200多华里路，只吃了一顿饭。这就是用一角钱买了两碗油茶，都让我哥喝了。父亲剩下的5分钱是返回时的路费。 当路遥听说我离开家的理想是箍窑卖猪肉买白酒时，他没有笑我“农民意识”，却像朋友一样紧紧的抓住了我的手。 “哥哥，我不可能成为一个什么人物，我只想用我的苦力改变咱那个不成样子的家。这一生就是买掉裤子也要保住父亲的尊严。” “侯曼（我的奶名），我必须要成为一个人物，而且最好是文化上的大人物，我要写厚厚的一本书，告诉世人，我们不是祖宗五代是文盲，这一代要改换门庭了。“ 这就是我们那一次分手时的相互赠言。我去了铜川煤矿掏炭去了，他到甘泉县开始写他的《人生》，当时的书名叫《沉浮》，在以后10多年的岁月里，我和路遥共有300多次的相互通信，在不少信件里，都谈到了我的父亲和姐姐。 今天，他比我的父亲先去了，我再也不想让父亲又一次为他的亲骨肉送行了。赶忙发电报让其他家人做好他老人家的工作，绝对不能让他来西安。 我和路遥1991（年）彻底的周游了一回故乡。当我在一个小镇子上找到我父亲，让他一块上车坐在后排，大约走了四五华里路时他突然指着坐在前排的路遥，悄悄地对我说：“那是谁？”路遥又一次转过脸来让他看了半天，父亲还是没有认出因写《平凡的世界》变得向稿纸永恒佝偻下身子的路遥。父亲不会知道他的儿子此时早已染上了乙肝，而且是“老三阳”。此时，路遥向我看了一眼，眼睛里肯定有泪水。因为，我们家里再没有人像我对泪水如此敏感了，于是，我对着父亲“介绍”道：这是你的儿子，路遥。父子俩奇迹般的就在车里握了一下手，父亲并把我的手也拉过去，又一次紧紧握在一起。这是我父亲对他两个儿子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礼节。我们是父与子，兄与弟，但现在成了朋友了。 1988年5月28日，路遥带着刚刚写完的《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我们一起去太原找作家郑义，有要事商谈。顺路回到家里，（路遥）指着厚厚的10本稿纸说：“爸爸，这是我写的书。”只见我父亲在纸上摸了摸说：“你受苦了”。路遥一下就感动的把身子转过去了。我知道，《人生》《平凡的世界》一二部发表后，评论家们写了那么多高深的理论，但加起来的份量也没有我父亲赞美路遥这般深刻。我半开玩笑的说：“爸爸，你现在把猪肉吃够了没有？”我父亲说：“不爱了”。我一下子紧紧地将只有1.50米的父亲抱在怀里。从小在我眼里那么高大的父亲，此时在我怀里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亲爱的父亲，你知道吗？我和路遥1985年初，在兰州火车站散步的时候，（我和路遥多次都是在到西安火车站以后才决定去什么地方。）谈起你的辛劳。我们都失声的哭了。路遥也就在那一次说：“爸爸一生留给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吃苦！今天，我一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的人物草图和地形草图绘完了，不久就要进入实战，要用父亲的精神去完成这部需要牺牲全部青春的作品了。小说一完，我就步入中年了。”在抄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他和我的姐姐一样吐了一口血，他有一种预感，实际上是心灵深处的恐惧。为这一神圣的暗示，他在后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用了大段文字谈到了他对死亡的感受，没想到中年已经成了他的终年。 我站在省作协招待所的窗前，看着院子里摆的花圈，泪水静静的流在肚里。我曾在我的姐姐的墓前发过誓，从今后，我已无泪！姐姐，你去是无奈的，大哥，你呀，你！！！ 爸爸来了，他还是从千里之外赶来为他的儿子送最后一程来了。当他突然被别人架扶在我的面前时，我惊呆了。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是：送完他的儿子，他还能顺利的返回陕北吗？ 房子里的友人和家人都很快出去了，他们都知道我要和我的父亲单独悲痛地呆会。“爸爸，你哭吧，你就在我的怀抱里放声的哭吧“我紧紧地搂抱着他说。我的父亲不仅没有哭，而且有力地对我说：你哥的任务完成了，今后家里的大梁就靠你一个人挑了，你是在我面前从不流眼泪的一个儿子，这多年，也受了不少的苦，今天你就痛痛快快的哭一场，不然会病的。” 这就是我的父亲，这就是我的连他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的父亲。我真想跪倒在他面前，满足他的愿望，但我怎能呢？ 爸爸，你是了解我的，我14岁开始就站在你的身旁，和路遥一起帮扶着你老人家度过一个一个天灾人祸的难关，今天一场黑雪又下在我们的头上，你担待我，我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我不哭，我永不哭！我又一次紧紧的抱住了我的爸爸。 我曾和路遥无数次规划过带着父亲到大城市去，让他坐火车、坐飞机，这是父亲第一次来西安）爸爸，你永远也不会真正理解我和路遥对你的敬重和对我姐姐的思念！ 后来，爸爸平静地对我说：把路遥的遗体运回陕北由他亲手安葬，我对他说，要火葬。父亲问，你哥能不火葬吗？我说，不能，这是公家的规定。当他知道公家有规定时就悲哀地告诉我，那就一切按公家的来。一切按公家的来，这就是我父亲一生对这个社会的信念。他外部平静内心带着刀割的悲痛回陕北去了，不久，他又该下地了。 我静静的在路遥的骨灰面前抽了一盒烟。我和他整整相处了13年，这是一个一言难尽的历程，我们一母同胞，情同手足，但我们兄弟也有任何人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我知他知，（真实的内容，真谛、原因）这是常人难以理解的矛盾冲撞。 我们兄弟俩曾是我父亲精神和物质上的左右大将，现在我只能（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段话）对他说，亲爱的哥哥，（虽然上帝安排你先走一步，那你就去吧！等我办完我应该办的事后）自然，上帝为你安排的宴席让你先走一步，那你就先走吧。我深信哪里还有很多空着的位子，我干完我应该干的事后，也会如此赴宴的。现在我不能去的原因之一就是，我要在适当的时候给（人间，活着的人，这个世界，喜欢你的读者）留下一个真实的路遥并真实地告诉我们兄弟之间所发生的一幕幕悲喜剧。 你放心，他们会喜欢，肯定甚过《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要让你和你用生命换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一同在人间永生。安息吧！我心爱的早去的两位亲人。 补记：近日有人因完成路遥未动笔之作品和以悼念路遥周年为名拉赞助而挣了不少钱，甚至有人还把悼念路遥的文章打上广告字样在报纸上刊发，以此来推销自己的作品，这里一并，我表示祝贺。路遥贫困一生，但他的内心还是希望有的人富起来的。这里要劝告这些早日想成名和致富的人们，不要欺骗读者，不要违法，更不要吃“蘸有人血的馒头”，因为路遥历来视读者为上帝！把尊严当生命！请你们饶了他吧！请你们饶了他吧！ 此文的写作时间与背景 从此文补记中提到的时间来看，其大概动笔于路遥逝世不久，而完成于路遥去世一年之际，即1993年11月左右。是王天乐发现社会上有人借纪念路遥逝世一周年之名挣钱而联想到路遥生前的经济拮据以及他们家长期的贫困情形，从而悲伤而深情的写下了这篇文字。 他所谓有人借路遥逝世周年之名拉赞助者应该是指曾出版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的作者航宇，因为航宇自述由他发起并举办了路遥逝世一周年纪念会。 我多次找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何志铭，向他讲了我的不成熟想法，想把《路遥在最后的日子》改编成电视片，争取在路遥去世一周年时播出……而我的任务，不仅要承担《路遥》电视片的撰稿，还要筹措拍摄经费，如果经费落实不到位，一切都是纸上谈兵。[1] 为此，航宇找榆林地委领导帮忙获得赞助3000元[2]，又通过时任延安大学校长申沛昌得到赞助3万元[3]，最后终于赶在1993年11月17日，于西安秦大饭店，隆重举行了纪念作家路遥逝世一周年活动。[4]由此可见，王天乐所言非虚。 然而，此时王天乐的身体欠佳，精神状态更差，他在手稿中多处涂抹的印迹以及某些地方的语无伦次就是最具体的表现。但即使这样，他仍然对利用路遥的名义发财致富的人表示祝贺，并劝告他们不要欺骗读者，要遵守法律，不要吃“蘸有人血的馒头”。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两相对照，我们就不难发现航宇在20年里用两本书伤害路遥以及王天乐是多么狭隘和不友善。 当然，写作此文的主要原因是，王天乐试图把仅仅27岁就已早逝姐姐的苦命与勤劳和一生为儿女受苦、忧伤而坚强的父亲，以及敏感、坚毅的大哥路遥，这三位亲人的形象轮廓素描在读者面前。 姐姐和父亲的素描 父亲和姐姐曾是路遥和王天乐兄弟俩一生的牵挂，也在路遥的创作之中经常出现并作为他写作的动力和源泉。 王天乐的姐姐，即路遥的大妹，小名叫荷，大名王秀莲。出生于1951年，1978年去世。荷是他们兄弟心中永远难忘的亲人，特别是她被饿死这种残酷的结局给路遥和王天乐的精神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刺激。路遥一直想以他的大妹为题材写一部小说。晓雷回忆道： 他（指路遥——笔者注）为我描述他的因贫困和疾病而受尽磨难从而早夭的妹妹的故事。他描述他家乡那黄土沟壑中的一棵老槐树，他把妹妹的故事和老树的故事编织在一起，就要写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题目就叫作《生命树》。[5] 但路遥又沉痛地表示，这本书必须在他50岁以后才能写。 路遥对我（王天乐——笔者注）说，一定要写出姐姐壮丽的人生悲剧，但这部作品必须得到了五十岁以后才能写，否则，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悲伤。[6] 王天乐则因为姐姐的被饿死而发誓不在农村生活，一定要出去闯荡，从而改变家庭的贫困。 ……我向人间作证，我的姐姐是被饿死的。不久，我就离开家门，发誓要出去挣钱，为父亲箍几孔新石窑，并让他在后半生把猪肉吃够，白酒喝足，最好是让他老人家醉上三天三夜。 尽管，王家的物质生活后来在兄弟们的共同努力下有所转机，但是姐姐的故事却由于路遥的过早病逝并未呈现在读者面前。不过，在《平凡的世界》中，我们仍然看到了她的大名秀莲，只不过路遥把这个名字给了孙少安的妻子，路遥同时也把妹妹的善良、吃苦、牺牲等精神赋予了她。正如王天乐在这篇未刊文中所描述的： 她为了让弟妹们多吃一口饭，每当我们在仅有的一孔破旧的窑洞里吃饭时，她总是悄悄地站在院子的角落里等待大家吃完了才挣扎着回来洗锅涮碗。把剩下的饭在灯光的背后偷着吃了，如果没有剩饭就装得像吃过饭似的不停地干活。那时，我曾看见父亲眼里的泪水。 而路遥的生父王玉宽同样是路遥和王天乐或他们所有弟妹都很热爱和尊敬的人物，路遥与王天乐都曾用大段的文字表示过对他的赞美。路遥说： 再一次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亲和庄稼人的劳动。从早到晚，从春到冬，从生到死，每一次将种子播入土地，一直到把每一颗粮食收回，都是一丝不苟，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直至完成——用充实的劳动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劳动就是平凡的劳动，而不应该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7] 王天乐则说：父亲就那么点个子，往地里一站，你就觉得他是一位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家。用他那粗糙的双手，在土地上展示出他内心无边深刻的博大世界。大哥，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我可以小视很多伟大的人物，但我不敢小视父亲。假如他是知识分子，他就一定会站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点评古今，纵论全球。假如他是个政治家，人民群众永远就不会忘记他。假如他是个作家，你路遥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可他是农民，一个字也不识的农民。为了孩子们，受尽了人间的各种苦难。[8] 不只是我大哥（路遥——笔者注）和四哥（王天乐——笔者注）喜欢我爸爸，我们做儿女的都喜欢他。九娃（王天笑——笔者注）在我爸去世，棺材要合盖时，专门还要亲一口我爸爸，并说，下一辈子仍然做你儿子。由此可见，爸爸在我们兄弟姊妹心中的位置。 我爸爸憨厚、老实，与人不争，对生活也没有挑剔，任劳任怨，他一辈子唯一的喜好就是劳动，而且很会务弄庄稼，他把种地当作侍弄花一样，非常认真、精心。他给我们说，只有劳动才能忘掉痛苦的事。但即使这样，当我们兄弟姊妹到了能够帮他干活的年龄，他却从来不让我们下地干活。用我妈的话说，上一辈子儿女少，这一辈就对儿女特别好。[9] 特别是路遥死后，一个父亲对儿子回归故土的个人心愿与了解国家政策之后识大体的举动，把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所同时拥有的传统观念与对政府的遵从意识真实地表现出来。 路遥父亲王玉宽的影子同样在他的很多小说所描绘的父亲形象中时露痕迹，《人生》中高加林的父亲高玉德、《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父亲孙玉厚的名字就都保留了“玉”这个字，关键是他热爱劳动，对庄稼一丝不苟并力求完美的精神影响了路遥的人生与创作。 路遥生平与性格的罕见细节 这篇文章中有几个细节非常珍贵，它不但是我们了解路遥性格和生平的鲜活资料，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社会上关于路遥生平的某些不正确传言。 1、1991年，路遥由于身体的原因，加上写作的辛劳，其面容改变得连自己的父亲都不认识。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感伤而又震惊的细节啊！此前从未有人提供过这样的资料。 我和路遥1991（年）彻底的周游了一回故乡。当我在一个小镇子上找到我父亲，让他一块上车坐在后排，大约走了四五华里路时他突然指着坐在前排的路遥，悄悄地对我说：“那是谁？”路遥又一次转过脸来让他看了半天，父亲还是没有认出因写《平凡的世界》变得向稿纸永恒佝偻下身子的路遥。 父子对面相逢，且同车行走了四五里路，竟然不敢相认。创作的辛苦与疾病竟把一个作家折磨到这种失形的程度。读者常常羡慕一个作家的风光，却少有人会看到他们也有别人无法经历的凄惶。 2、路遥父亲对《平凡的世界》的评价，仅仅四个字，却让路遥感动不已。 1988年5月28日，路遥带着刚刚写完的《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我们一起去太原找作家郑义，有要事商谈。顺路回到家里，（路遥）指着厚厚的10本稿纸说：“爸爸，这是我写的书。”只见我父亲在纸上摸了摸说：“你受苦了”。路遥一下就感动的把身子转过去了。我知道，《人生》《平凡的世界》一二部发表后，评论家们写了那么多高深的理论，但加起来的份量也没有我父亲赞美路遥这般深刻。 路遥的父亲看到儿子写完的《平凡的世界》手稿，只说了一句话：“你受苦了”，这四个字竟让路遥感动不已，他感觉这是对自己创作的最大肯定和最走心的理解。路遥曾说：“爸爸一生留给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吃苦！”他也一直把受苦或吃苦的精神落实到他的创作过程中，甚至提炼出，“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将终结“的名言。“受苦”在陕北话中指的就是劳动。 白描曾这样描述：陕北黄土高原，基本靠天吃饭……他们把劳动叫“受苦”，上山受苦——拿镢头刨地去，带上种子播种去，然后看苗儿怎么出土，看庄稼怎么成长。[10] 所以，“受苦”是一个路遥生父发自内心对劳动的本色理解，是他感同身受劳动成果得来的不易与欣慰，尽管，他上升不到劳动就等同于创造的高度，但是，他与儿子路遥之间确有内在的心通。正因此，路遥才有点羞涩地把身子转了过去。 路遥在某些文章中也的确曾把“劳动”与“创造”等同并把劳动作为自己的幸福观。 真正有出息的人，理解了人生的人，他不在乎自己是干什么的，就是我要劳动，我要靠我的双手创造生活 [11]……有人曾向我提出，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我的回答是劳动。一个人只有辛勤劳动，才能感到幸福[12]……最伟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创造和劳动，劳动自身就是人生的目标。 [13] 他曾经回忆自己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写作《人生》的那二十多天时光，或者扩大一点，写作《平凡的世界》的六年时间。 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细细想来，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14] 为什么劳动最幸福？就是因为自己的劳动或创造已经物化，作家的理想得到实现，与此同时，他还享受到了这种劳动与创造的喜悦，即美感！这其实就是人生的根本意义所在。人类是为美而生，为美而活！路遥如此，所有人也都一样。正因此，当《平凡的世界》初稿摆在自己面前时，路遥激动不已，这种激动并非只是对自己劳动成果的目睹或观照，更是对自己思想与感情的物化或对象化的咀嚼与回味。 面前完成的稿纸已经有了一些规模。这无疑是一种精神刺激。它说明苦难的劳动产生了某种成果。好比辛劳一年的庄稼人把第一摞谷穗垛在了土场边上，通常这个时候，农人们有必要蹲在这谷穗前抽一袋旱烟，安详地看几眼这金黄的收成。有时候，我也会面对这摞稿纸静静地抽一支香烟，这回鼓舞人更具激情的将自己浸泡在劳动的汗水之中。[15] 3、路遥七岁时被父亲领到延川交给大伯抚养，在路上，他父亲买了两碗油茶的故事，曾经有很多版本，但在这篇文章中所提供的无疑是最可信的版本。航宇曾记述路遥被送养途中的见闻： 我看见一个老汉在街上买油茶，一声又一声的吆喝，父亲就用一毛钱给我买了一碗，我抓住碗头也没抬一下，几口就把油茶喝光了。然而，当我抬起头再看父亲时，父亲可怜巴巴地站在我跟前，我觉得奇怪，父亲为什么不喝油茶？因此，我就问，你怎不喝一碗油茶，父亲说，我不想喝。我后来才明白，并不是父亲不想喝，而是他口袋里再一分钱也掏不出来了。唉，你说，那时，我们家穷到什么程度了，只有一毛钱就敢上路。路遥说到这里，突然停下来，有些伤心地伸出手擦了一下他的眼泪。[16] 厚夫在中央电视台2019年10月20日《故事里的中国》节目中再次复述了这个故事： 他父亲是领着他从清涧的老家走到清涧县城的，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到，父亲拿着一毛钱给他买了一碗油茶，他吃的很香，在喝完后他望着父亲说：“爸爸你也喝一碗”，爸爸说“我不渴”。临去世之前，路遥说：“我终于想明白了，（当时）我爸爸手里其实只有一毛钱”。 西影导演何志铭有一段回忆也差不多，估计沿用的仍是常见的剧本： 表现当年路遥与父亲王玉宽，从王家堡步行到清涧县城喝了一碗油茶的故事，九岁的路遥在去伯父家的途中，父亲用仅有的一毛钱让他喝了这一碗油茶，父亲把他留给了在延川县郭家沟大伯父家中。[17] 然而，与路遥熟悉的摄影家郑文华对其中的某些表述却很不认可，因为他有过类似的艰苦经历。他说，1960年代，一碗油茶只有5分钱，一毛钱可以买两碗，而不是一碗油茶一毛钱。[18]虽然这只是一个细节，却反映着中国1950-60年代的真实历史，5分钱当时就很值钱。正因此，王天乐记述他父亲当时共有一角五分钱，花了一毛钱，买了两碗油茶，留下五分钱作为回家的路费就显得客观而准确。他说： 7岁上，父亲送他给别人当儿子时，怀里头揣着一角五分钱，步行了200多华里路，只吃了一顿饭。这就是用一角钱买了两碗油茶，都让我哥喝了。父亲剩下的5分钱是返回时的路费。 也由这个细节修补了航宇与厚夫所广为传播故事的某些失真。 4，这篇文章最有价值的是王天乐亲口说出了他与路遥的矛盾所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开了近两年学术界关于路遥“兄弟失和“问题的困惑。笔者曾专门著文否定存在路遥”兄弟失和“的情形，但并不等于说路遥与王天乐就无矛盾。王天乐在这篇未刊文中专门有一段话： 我静静的在路遥的骨灰面前抽了一盒烟。我和他整整相处了13年，这是一个一言难尽的历程，我们一母同胞，情同手足，但我们兄弟也有任何人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我知他知，这是常人难以理解的矛盾冲撞。 那么，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什么呢？是不可告人的还是可以公开探讨的？在笔者看来，当然是光明正大的。我们可以从他们生前留下的线索做一个追溯和判断：他们的矛盾是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冲突。王天乐之所以说不可调和，就是两人各自坚守自己的价值观而不让步，谁也说服不了谁。 路遥的人生观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创作）可不惜牺牲生命，充满着豪迈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他回忆《平凡的世界》写作： 这是一次漫长的人生之旅。因此，曾丧失和牺牲了多少应该拥有的生活，最宝贵的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当然，可以为收获的某些果实而自慰，但也会为不再盛开的花朵而深深的悲伤。生活就是如此，有得必有失。为某种选定的目标而献身，就应该是永远不悔的牺牲。[19] 所以，王天乐非常感叹，姐姐的死是无可奈何的，但路遥则完全可以选择不死，或不那么速死。他不愿意看到路遥为了创作不惜生命的抉择： 路遥必须停止工作，才能延续生命。但路遥是不惜生命也要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为此，我和他无数次的辩论，不能这样，必须先保身体，后搞创作，看人家贾平凹，得了病写文章向全社会宣布，他把某种压力给了读者，自己一定会轻松得多。但他流着泪告诉我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人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我走后，父亲就靠你了。[20] 王天乐的人生观非常现实，也很世俗，他坚持普通人的生活观，认为付出应该与回报呈正比例，而不是只有受苦。他的目标是让自己的亲人过上好的生活。 我当时平静地对父亲说……总有一天我会让他变成村里最享清福的农民。我就是为了这一理想离开故土的…… 我这个人理想很小，不想出名，不想当官，最大的愿望是努力工作，让我的父亲由于我而活得光辉灿烂。 [21] 当路遥听说我离开家的理想是箍窑卖猪肉买白酒时，他没有笑我“农民意识”，却像朋友一样紧紧的抓住了我的手。 事实上，这种世俗的理想，路遥也曾经生发过，并且在“文革”中把猪肉吃到见了想吐的程度。王天乐则帮助父亲实现了这个愿望，他用自己在煤矿上几年攒的工资为家里的土窑接了砖口，他也让父亲把猪肉吃的不想再吃了。 我半开玩笑的说：“爸爸，你现在把猪肉吃够了没有？”我父亲说：“不爱了”。 他们兄弟的差别就在于王天乐求实，路遥逐名，他曾给王天乐交心： 侯曼（王天乐的奶名），我必须要成为一个人物，而且最好是文化上的大人物，我要写厚厚的一本书，告诉世人，我们不是祖宗五代是文盲，这一代要改换门庭了。 但在《〈平凡的世界〉诞生记》一文中，王天乐却为此明确表达了对大哥路遥的不满： 作为儿子，你不让父亲享几天大福，我觉得干出再大的事业也是虚伪的。我敢说，这个世界上我算是读懂了父亲的一个儿子。人各有志趣，形形色色。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我清楚自己的职责……我承认，我非常爱路遥，但我更爱父亲。如果有人要让我在他们之间选择一个，我肯定选择父亲！ 这些文字似乎讨论儿子对父亲的义务，实际上却显示了路遥兄弟不同的价值观。在王天乐看来，务实、勤劳、世俗的父亲王玉宽是他人生的榜样和典范，他宁愿像父亲一样做一个普普通通、知足常乐的农民，也不愿做一个像路遥一样世人皆知，却一生潦倒、用命去追求事业的名人。 这种价值观的严重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性格的原初设计。以往的路遥研究只注意到王天乐的经历是孙少平故事的原型，却忽略了王天乐的价值观才是路遥下决心改变孙少平人生轨迹的契机。孙少平不只有农村部分青年不甘现状、精神独立、向外追求的性格，同时也残留传统农民务实、庸俗、崇尚物质文化的观念。孙少平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而不是路遥一味肯定和推崇的现代农民。也许，这就是王天乐这篇未刊之文最重要的价值。 无疑，在王天乐与路遥之间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王天乐也曾发誓要完成一部展现路遥全面形象的《路遥传》，然而由于他身体的原因，这个目标最终没有实现，但稍令读者欣慰的是，他毕竟给学术界留下了三篇文章，它们是路遥研究中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其分别从路遥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创作过程中的艰难处境与复杂心理等角度，为读者记录了路遥生活与性格的细节。若结合路遥的自传性作品《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就会对路遥有更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注释： [1][2][3][4] [16]航宇，《路遥的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7月，第454页，第457页，第459页，第464 页，第250页 [5] 李建军：《路遥十五年祭·故人长绝》，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76页 [6] [20][21] 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载《榆林日报》，2000年10月14日 [7][11][12][13][14][15][19]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87页，第231页，第230页，第7页，第5页，第44页，第86页 [8]王天乐：《〈平凡的世界〉诞生记》，载《榆林日报》，2000年10月28日 [9] 邰科祥：《路遥家人回忆录》，大西北文学与文化，第3辑，中国社科出版社，2021年10月 [10]白描：《什么是路遥的精神？》，文学自由谈， 2019年第6期 [17] 何志铭：《琐忆路遥》，2014年11月17日，http://blog.sina.com.cn/sxmve [18] 笔者采访郑文华录音记录 （本文原发于《南方文坛》2022年第1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