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藩宗室朱充灼之乱：内结白莲，外联蒙古，都是俸禄惹的祸

宗室，是一个令历代帝王又爱又恨的群体。正所谓“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宗室力量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隔绝他人对皇位的觊觎。是以历朝历代权臣篡位，几乎都是从剪除宗室力量开始的。然而宗室力量强了，又会“兄弟睨于墙”。大家伙身上留着同样的血脉，凭什么你能坐龙椅，而我却需要向你三跪九叩首？正所谓“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兄弟们反了反了！

明成祖画像

明太宗文皇帝朱棣陛下，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藩王举兵造反成功，顺利进阶帝二代的大一统皇朝皇帝。他上位后，处于总有刁民想害朕的心理，表面高举恢复祖制的旗号，私下却继承侄子建文帝的未竟事业，继续削藩，最终将宗室当猪圈养了起来。

然而在他辞世后，明王朝依然爆发了汉王之乱、广通王之乱、宁王之乱、安化王之乱等数起宗室叛乱。以上几起叛乱的主导者，都是握有一定力量的上层宗室。可嘉靖年间发生在大同的一次宗室叛乱，其主导者仅仅是一名奉国将军，其余主要参与者不是奉国将军，就是更低一级的中尉。一群处于宗室食物链低端的低等级宗室发动叛乱，这是极其少见的。

都是俸禄惹的祸

这场叛乱的主谋朱充灼，受封奉国将军，隶属于代藩和川王府，从其字辈及爵位来看，为首封代王朱桂的六世孙，代隐王朱仕壥的四世孙，首封和川王和川悼僖王朱成镘的曾孙。

朱充灼本身就不是什么好鸟，与臭味相投的昌化王府奉国将军俊桐，潞城王府镇国中尉俊桭（《实录》作俊振，当为笔误），襄垣王府奉国中尉充（火+瞅）等人，共同组成一个混世魔王团队，将张文博、李钦、李舜臣、张淮、李纪等等一批大同凶徒聚集在身边，仗着老祖宗赋予的“宗室犯法，只有皇帝可以问罪，其余人等不得处置”这条特权，成天肆意酗酒、作奸犯科，将边城大同搅得鸡飞狗跳。朱充灼辈分虽低，却是这个团队的领袖人物。

若是只欺负欺负平民百姓，估计也不会有多大之事，毕竟为非作歹的宗室多了去了，皇帝老爷一个人也管不过来。可朱充灼这帮人玩野了之后胆子也变大了，竟然打起了官府的主意，公然抢劫大同知府刘永。

知府衙门正堂

刘永虽只是知府，可大同巡抚辖下也只有个大同府，在当地故而在大同巡抚治下是排得上号的。于是乎，代王朱充燿，大同巡抚詹荣先后上本，据实将此事上报给明世宗。“白眼狼”明世宗下手比较狠，直接跳过申饬阶段，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三月，对朱充灼等人处以罚俸一年的重罚，并命代王朱充燿对其严加管束。

只不过罚俸一年，怎么就成为重罚了呢？这要从明朝的宗室俸禄制度说起。

为后世子孙安居乐业计，明太祖在位时亲自勘定自亲王至奉国中尉各级宗室的俸禄，其中奉国将军岁禄八百石，镇国中尉岁禄六百石，“米钞中半兼支”，即一半以粮食这种实物形式发放，另一半折合成等价的大明宝钞。由于滥发，明朝中后期大明宝钞已经与废纸无异，所以宗室俸禄只有到手的粮食。

就是这一半俸禄，能不能保证尽数到手都是问题。因为随着宗室人口的急剧膨胀，明朝中期以后用于宗室俸禄的支出剧增，及至嘉靖年间已经发展到“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的地步。宗室的俸禄所需，是王朝中央实物收入的数倍之多。如此庞大的支出，地方政府自然无力负担。给不了，怎么办？好办，欠着就是了，反正欠账的是大爷，于是“积欠”这个名目就此产生。

“郡王禄米俱於亲王府仓上纳，听令按季支用。镇国将军以下禄米、於有司官仓收贮，二次支给。其收粮之际，布按二司、各委府县正佐官、公同长史等官监督收受。”（《大明会典·廩禄》）

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亲王、郡王这些上层宗室，与镇国将军以下的那些宗室，获取岁禄的渠道是不同的。上层宗室的俸禄，每年一次性直接拨给，而将军、中尉这些中下层宗室的俸禄，属于二次拨给，即先收入官仓存储，再从官仓中进行拨付。当收支无法平衡时，存储在官仓中的宗室岁禄自然成为各级官员打主意的对象。于是乎，中下层宗室成为了“积欠”的重灾区。

明世宗剧照

代藩所在的大同，地处边疆，属于军事地位重要，而民少赋薄的地方，加之多年战乱导致地方经济凋敝，“积欠”现象尤为严重，宗室的俸禄常常无法及时兑现，致使经济收入来源单一的中下层宗室生活困顿不堪。

比如嘉靖四十年（1561年），代藩镇国将军朱聪浸等人上疏明世宗称：“臣等身系封城，动作有禁，无产可鬻，无人可依，数日之中，不曾一食……有年逾三十而不能婚配，有暴露十年而不得埋葬，有行乞市井，有行乞民间，有流徙他乡，有饿死于道路。名虽宗室，苦甚穷民，俯地仰天，无门控诉。”（《明世宗实录》）

在这种情况下，不愿坐以待毙的宗室们开始铤而走险，为索要禄米做出冲击官府，乃至私下串联上京告状。比如嘉靖元年（1522年）六月，代王朱俊杖上奏称“昌化王等府宗室，以禄粮缺乏共聚，谋赴京请乞”。此事最终以下旨严禁宗室赴京，由山西布政司以库银借支补给告终。时人称宗室自“将军以下人等类多不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罚俸事件成了朱充灼叛乱的导火索。对被罚俸的朱充灼而言，今夕不同往日，这年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家里都指着这点禄米度日呢，这一罚俸搞不好就会夺走几条人命。

内结白莲，外联蒙古

对于朱充灼这个除了俸禄别无他项收入的中下层宗室来说，罚俸等于是砸他饭碗，会要了他半条命。是以对远在北京，却作出罚他俸的总家长明世宗朱厚熜，及不帮他说话，反而检举揭发他的本支族长代王朱充耀，充满了恨意，欲杀之而后快。心意难平之下，学老祖宗揭竿而起，将天捅破，登临九五，自然而然地在本就无法无天的朱充灼心底升起，并一发不可收拾。

当然单凭他一个要人没人、要钱没钱的落魄宗室，是无法成事的。要知道太祖高皇帝虽然号称“开局一个碗”，可他避走定远之事，也有二十四个好汉爷追随呢。所以要紧地是拉拢一批愿意真心实意地跟随他举事的人。

蒙古人

他以宴饮为名，将几乎穿同一条裤子，同样被罚俸的宗室，及张文博等狐朋狗友召集在一起。酒到憨时，向诸人吐露自己的心声：

“我等夺禄，代王又为理，奈何困死。若引虏围大同城，我等内应开门纳之，杀代王及镇抚大吏举事，则不忧不富贵矣。必先毁各草场，使兵马不得屯牧为善。”（《明世宗实录》）

这段内容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要引进蒙古人的力量；二是在起兵之前先放火将大同的各大草场焚毁，让大同总兵麾下的骑兵无马可用。可见朱充灼于谋反之事上，是有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挑人的眼光也不错，在座的不管是宗室，还是跟在屁股后面厮混的帮闲，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共建美丽新世界。

事后，不仅没人偷偷去告密，反而纷纷发动各自的关系，为共同的事业添砖加瓦。其中一个名叫张淮的小老弟，社会关系那是相当的复杂，他有个党羽叫次仲太，《明实录》称其为“妖人”，因为他是当时的民间社群组织——白莲教成员。

白莲教又称白莲宗，思想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是南宋绍兴年间，由苏州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当时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的新教门。单看这个介绍可能会将白莲教当成佛教的一个分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白莲教自一开始就是一种秘密宗教结社团体，早在南宋时期就被时人成为“食菜事魔”的邪党，但因教义浅显、修行简便，自诞生起就拥有了强盛的生命力，在大江南北得以广泛传播。在此过程中因地域，以及吸收思想的不同，逐渐发展出金禅、无为、龙华、悟空、还源、圆顿、弘阳、弥勒、净空、大成、三阳、混源、闻香、罗道等数十个分支。

自元代起，受到朝廷禁止的白莲教，更是成为专注造反六百年的造反专业户，谁在台上它就反谁。明王朝的建立与白莲教颇有渊源，然而从明初到明末，白莲教徒起事的记载不绝于书，永乐时期的山东唐赛儿起义，天启时期的徐鸿儒起义，都属于白莲教起义。

凭借白莲教旺盛的生命力，以及无孔不入的渗透力，大同周边自然也有白莲教活动。当地的白莲教教主为应州人罗廷玺，他自称“真佛出世”，其党羽王廷荣则称“第九祖师”，在教众之中都极具威望。次仲太就对罗廷玺非常崇拜，视他为人生的指路明灯，当即对张淮说：“我师罗廷玺若来，无事不济。”

白莲教徒

张淮在次仲太的引荐下，得以见到罗廷玺，有造朝廷的反这个共同话题在，双方可谓交谈甚欢，很快就达成了合作的初步意向。随即罗廷玺与朱充灼举行双方首领会议，一见面他就称对方有“大分”，也即天生就是帝王命，把朱充灼哄得心花怒放。

于是乎，朱充灼将自己的计划合盘向罗廷玺道出。罗廷玺听后表示，计划不错，不过稍稍有些瑕疵，我帮你补补。他让朱充灼的人和小王子联络时，告知对方别老想着打野，要玩就玩个大的，兵分三路直扑大同，双方里应外合拿下大同，并将大同交给对方，作为借兵的礼物。而后挥师南下，夺取雁门关，以王廷荣为内应夺取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在此称帝。再指挥胡兵四下出征，最后再反杀小王子，如此大事成矣！

所谓“小王子”，明王朝对北元灭亡后鞑靼部落主要首领的称呼，先后有多位“小王子”。最著名的小王子为重新统一漠南漠北蒙古的蒙古大汗——达延汗，此时在位的小王子为土默特部首领、达延汗的孙子俺答汗。在诸多蒙古小王子之中，俺答汗的声望可能仅次于达延汗，他以丰州滩起家，招募逃亡汉人修筑板升发展农业，一统漠南蒙古右翼三部，几乎将蒙古名义上的大汗察哈尔部的土蛮汗挤兑称了傀儡，是明王朝西北地区的主要敌人。更是青城——呼和浩特的前身——的缔造者。

朱充灼对罗廷玺的方案很是欣赏，于是让其负责联络蒙古事宜。次仲大的党羽中有一个叫卫奉的，他通晓蒙古语，且曾经与蒙古人有过合作。于是，罗廷玺派他前去联络小王子。卫奉行至威宁海北岸，恰巧与在此活动的蒙古察罕儿等部相遇。

威宁海又名集宁海，位于大同的正北方，即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的黄旗海，是关外少数几处宜耕宜牧之地，算是大同的外围屏障之一。辽末的辽金白水泺之战就发生在此地，本为山西行都司辖地，永乐之后随着关外诸卫内迁，此地被蒙古人所占，成为蒙古人袭边的重要出发地，为此天顺、成化年间朝中多次有人提议收复集宁海。成化十六年（1480年），王越袭败蒙古于此，

威宁海风光

蒙古人出现在这里自然有南下之意。是以卫奉与游牧于此的蒙古人一拍即合，双方约定了统一颜色的旗帜，一半留在朱充灼处，一半送到小王子所在，用作识别的标志。

旋起旋灭

三方达成合作意向，叛乱行动正式展开。朱充灼一方面让朱充（火+瞅）派人，持忽悠宗室朱俊弃、朱俊掖帮忙打造的神机箭，出城焚烧各地草场；一方面派卫奉手持张文博代笔的表文前去会见小王子，将大同的一应情况出卖的对方，相约共同举事。

于是乎，两日之间位于大同城外、平虏卫、威远卫、玉林卫、浑源州、阳和卫、山阴县等地的各草场相继被焚。

二日之内六处草场失火，引起宣大总督翁万达的警觉，认为其中必有大奸谋，迅速上疏朝廷汇报此事，同时下令缉捕纵火犯。明世宗对此高度重视，派科臣李文进赴大同进行调查。

恰在此时，太原府的巡逻士卒在内长城的胡峪口（在今山西山阴县）擒获一名叫王义的蒙古方面奸细，从其行囊之中搜出用以点火的火具，抵受不住的他只得招认，称是奉“虏酋青台吉”（指俺答汗）之命前往山阴县放火。山西方面据此上奏朝廷，王义被判处斩刑。

随即，和川王府发生盗窃大案，有司调查审问时发现牵涉到襄垣王府镇国中尉朱充（火+瞅）等人，于是提审朱充（火+瞅）府上的家奴。家奴坚决不承认自己参与盗窃，不过三木之下却爆出一条猛料：朱充（火+瞅）曾交给门客门四、李锦等人神机箭，让他们赴各草场放火。既如此，只能让门四等人前来品尝一番官府铁拳的滋味了。

长城大同段

与此同时，大同最高军事长官大同总兵周尚文处也有收获。他派出哨探出边侦查，从守卫口中得知有前不久四个人携带伞具出关。北方的秋天秋高气爽，几乎不怎么下雨，这个时节连和尚打伞也是无法无天，何况是走口外的，这是嫌不够累，所以给自己加负担？如此明显有违常礼的举动，自然惹人怀疑，于是哨探策马急追，终于在榆树将人截获。

原来这一行人正是奉朱充灼之命乔装出关，联络小王子的卫奉及其手下。哨探从其身上搜出了朱充灼勾结小王子的文书及旗帜，旗上写着“调兵”字样。发现抓到大鱼的哨探，赶紧将卫奉一行人押到周尚文面前。经过审问，获得了朱充灼等人谋反的具体计划。

三条线索皆指向代藩奉国将军朱充灼等宗室，于是乎朱充灼谋反之罪大白于天下。翁万达立即对朱充灼团伙展开抓捕行动。由于涉及宗室，他将一应情况秘密通报给了代王朱充燿，让其将朱充灼等十名涉案宗室羁押。察觉到事情败露，自知大事已去的白莲教教主罗廷玺，在抓捕人员抵达前，将白莲教相关人员的名单焚烧一空，随即服毒自尽。

堂堂天潢贵胄，竟然“扛着红旗反红旗”，内结白莲，外联蒙古，意图谋反，这是在打自己的脸呐！极好脸面的明世宗得到奏报，自觉脸上火辣辣地，当即下令将一干涉案人员尽数械送进京。同时派出由司礼监、驸马、五府、九卿、科道、锦衣卫等相关官员组成的庞大审判团，在午门前对他们展开大会审。

由于证据确凿，审判团很快将处理方案上报给了明世宗：“诸臣因奏充灼等反形已具，充灼首倡逆谋，俊桐赞言助逆，罪恶深重，充（火+瞅）、俊榄、俊棠、俊槂、俊振次之，俊弃、俊掖造火箭又次之。”（《明世宗实录》）

明世宗依据审判词，回复称朱充灼等人按律当斩立决，只是而今正是岁初，不可轻易行刑，暂时先将他们羁押于诏狱，等候处置。

明世宗画像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十月，在法司复请下，明世宗做出判决，朱充灼等八名宗室被赐自尽，并焚尸，以儆效尤。这判决不可谓不重：

“充灼等世受国恩，不遵《祖训》，违逆天道，背叛朝廷，甘心降虏，勾引寇兵，图危宗社，谋烧各边草场，凶谋大著，国法难容。充（火+瞅）等受谋烧草，俊桐、俊榄等亦称随同听谋，难分差等。充灼、俊桐及充（火+瞅）、充（火+睒）、俊榄、俊棠、俊槂、俊振俱令自尽，仍焚弃其尸。俊弃、俊掖虽不与闻逆谋，而亲造火箭，意欲何？为降为庶人，送高墙禁锢。张文博等三十人，俱依谋反律，弃市枭首于边。代府长史孙质等论死系狱，余悉如议。”（《明世宗实录》）

阿越说

就这样，发生于嘉靖二十四年的代藩朱充灼之乱以虎头蛇尾的方式结束了，也给明代宗室之乱划上了句号。

自来宗室叛乱多为上层主导，中下层主导的极其罕见。故而朱充灼之乱后，有识之士对此开始进行反思。时任宣大总督翁万达的奏章就直击朱充灼之乱的核心“大同土产狭瘠，禄饷不支，代宗胤育日繁，众聚而贫，且地边胡虏易生反侧”。是故他提请朝廷将代藩的部分宗室迁出大同，在山西省内择地另行安置。此举受到明世宗的肯定，下旨令和川王府等外迁。然而这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小修小补。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御史林润上疏，提请对宗室制度进行大修。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二月，经过近三年的准备，以周藩南陵王朱睦楧的提案为蓝本，出台了内容多达67条的《宗藩条例》，涉及裁剪宗室的禄食，控制人口增长，整顿宗室有关人员，同时树立宗室榜样，开设宗学等。（详见《南陵王朱睦楧：身为既得利益者，却积极推动朝廷出台限制宗室政策》）

明世宗剧照

同时朱充灼之乱虽然在历史上几乎没有泛起什么浪花，可也将明王朝的弱点充分暴露在了蒙古人面前，对边防终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侵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对明朝“贡市”不遂而发动战争，在古北口左近突入关内，兵锋直抵北京城下，土木堡之变百年后，北京城再次陷入恐慌之中，世称“庚戌之变”。北京的外城墙，也在事变之后开始修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