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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政治学家叶礼庭出了本《论安慰：在黑暗年代找到慰藉》，《纽约书评》刊登了传记作家赫敏·李的书评。她写道：“作为人类的一员，就是会经受失去、痛苦、丧亲、背叛、失败、孤独和对死亡的畏惧。但活着也要寻找意义、快乐和安慰。活着有时需要超凡的勇气、耐力、智力、想象力和抱有希望的能力。”叶礼庭解析了《圣经》、西塞罗、奥勒留、加缪、马克思、休谟等人的著作能给我们带来的安慰。他认为最终安慰我们的不是理论，而是历史上的人物：他们的榜样，他们的独一无二，他们的勇气和坚持。古罗马皇帝奥勒留在恐惧与孤独中写下他的独白，这些作家提供的安慰源于他们坦白了自己的孤独、气馁、恐惧和失落。当我们知道连皇帝也彻夜难眠时，我们就会感到安慰。 《法国大革命》剧照
1793年，法国数学家、革命者孔多塞遭到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的死亡威胁，一个勇敢的女房东收留了他。某天，他得知自己的三十位同志都被处死了，他哭着抱怨政府。女房东对他说，雅各宾派能让他成为逃犯，但没人能把他从人类中开除出去。
孔多塞的希望和理想虽然失败了，但他最后表达了对进步的信念，他相信科学、工业、经济惠及所有人的未来。人类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后，将自由、和平地生活着，战争、文明的灾难将消亡。匈牙利犹太裔诗人拉德诺蒂曾经在西伯利亚的铜矿做了几个月苦工，1944年秋天被迫穿越匈牙利，一有机会他就在捡到的碎纸板上写下短诗，他称之为图画明信片。他被开枪打死，战后他那些纸片被挖掘出来，被一个屠夫保存下来，交给了诗人的妻子。他现在被认为是匈牙利最伟大的诗人之一。1586年，为了躲瘟疫，蒙田被迫跟家人和仆人一起离开家，漂泊了六个月。他们靠朋友和邻居接济，一旦有人感到手指末端有些痛，就会再次上路，因为所有的疾病都会被当作染上了瘟疫。普通人染上了瘟疫之后，会死在葡萄园里，有的甚至会给自己挖个坟，躺在里面等待死亡。看到这种情形，蒙田不但没有感到害怕，而且从他们的果决中获得了安慰。1563年，蒙田的好友拉博埃蒂死了，享年三十二岁九个月又十七天。十八年后，蒙田到意大利旅行，在日记里写道：“清晨写信给多萨先生，想起今天是拉博埃蒂先生的忌日，内心满溢着痛苦。这股情绪持续很久，挥之不去，带给我莫大的伤害。”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在《没什么好怕的》一书中说：“你多久一次想到死？每天醒来后至少一次，我回答，而且，到了夜间，死的念头也会间歇地袭来。”他说过去的人更乐意谈论死亡。在巴黎马尼的晚宴上，一个松散的作家团体——福楼拜、屠格涅夫、埃德蒙·德·龚古尔、都德和左拉——友好而不失条理地谈论这一话题。他们全是无神论者或者坚定的不可知论者；畏惧死亡但不逃避死亡。“像我们这样的人，”福楼拜写道，“应该有一种绝望的宗教。一个人和他的命运必须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像命运一样漠然。'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口中念念有词，俯视着脚下幽幽的墓穴，以此保持镇静。”蒙田在《论转移注意力》一文中说，他曾受命去劝慰一位悲伤的夫人，“当时我想做的只是转移那位夫人的思绪，临时包扎一下她的伤处。我并不试图用慷慨激昂的大道理来治疗她，也没有在哲学学派的各种劝慰药方里挑选一种，如，对她说怨天尤人的行为既不公正，也不值得称道。我悠然地把我们的谈话引到相近的话题上，然后又岔到稍远的话题，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引她离开了她的忧思，使她的心情好了起来。我用的就是转移注意力的办法。《苏格拉底》剧照 造化还给我们派来一位法力无边的医生：时间。时间的主要疗效在于，通过给我们的思想提供种种其他事务，来逐渐厘清或销蚀先前的感受。在朋友去世二十五年后仍能像当年那样看到其去世的情景，但悲哀减弱了，因为这期间，脑海中已穿过那么多其他思绪，最后它懈怠了，疲惫了。”蒙田认为哲学沉思虽然高贵，但我们最伟大、最光荣的杰作是生活得当，“其他一切事情如统治、攒钱、建设，最多只能算作附属和辅助活动。”一位将军在他即将进攻的城墙突破口下自由自由地同友人欢宴、聊天。布鲁图在遭到反对之际，还在夜间巡视之余安安稳稳地读书。只有最乐于生活的人最不反感死亡。如果我们的生命在白白流逝，我们只能抱怨自己。苏格拉底在耄耋之年腾出时间，让人教他跳舞和演奏乐器，并因此认为自己善用了那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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