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文/汤武 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科学的进步，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悄悄地改变，以前常用的物品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大多被遗弃。当我们再次看到这些物品时，不禁会回想起流逝的岁月。   蝴蝶牌缝纫机（网络图） 以往百姓传统置衣方式是先去布店扯布，带上布料进裁缝店量身做衣。只有少部分人是在家自己缝制。小时候，每年总有一两次，妈妈带我去裁缝店量身做衣。 家住六堆子时，隔壁有一家私人裁缝店，师傅一直是手工缝制。 后来，裁缝师傅娶了个寡妇，老婆用私房钱给他买了部二手缝纫机，从此每天就能听到“笃、笃”的机器声了。看到布料从缝纫机的压脚下吐出来，一串整齐的线珠就附着在布料上，感到很新鲜。 大约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长沙开始流行裁缝师傅做“上门工”：师傅带着缝纫机和工具上门裁剪、缝制衣服。师傅的工钱每天一块二，徒弟六角。包吃三餐饭，不收粮票。 评价师傅手艺好不好，只有两个标准：一是看能不能做好西装、料子衣；二是看一天能做多少件，划不划算。如果做完大件还有时间，精明的主家还会拿出布料让师傅继续做点活，如小孩的衣服或短裤之类的小件。 起初，买缝纫机要凭“缝纫机票”，大多数人都不晓得这票是哪里发出来的，更不晓得怎么能搞到票。发票的办法引起了社会不满，后来凭票改为凭“购货券”购买。 购买一部缝纫机要收20张券，而每户一年才发2张券，一下子要筹到20张券，谈何容易！  作者保存的购货券 姐姐下放农村后因患严重关节炎，经革委会批准将户口从乡下迁回长沙。她一直没找到工作，看到有人做上门裁缝，能赚钱，还管饭，便萌发了学缝纫的想法。学徒先得有缝纫机，自己没有机子的师傅才会愿意收你做徒弟。 家里好不容易湊齐了买机子的钱，券不够，还是买不到缝纫机。 有朋友介绍了一位姓陈的中年人，说他神通广大，买一台上海产的缝纫机根本不在话下。 爸爸给女儿买缝纫机的心切，很快就相信了他，立马将200元钱亲手交给老陈。这钱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相当一位普通工人5个月的工资！ 没隔多久，派出所的户籍找上门来，问我家是不是托人买缝纫机给了200元钱。我家的事怎么派出所都知道？ 原来，委托买缝纫机的那位老陈在车站倒买车票时，被民警抓个正着，带回车站派出所盘问，从他身上搜出几张没有出手的铁路免票外，还有200元钱，老陈只得说出我家托他买缝纫机的事。 既然钱的来源清楚，按理钱应该退给我们，但派出所坚持要单位开证明，证明这钱是我家托人买缝纫机的。姐姐没有工作，只能找爸爸妈妈的单位开证明。单位的人都说，我们只能证明他（她）是我单位职工，买缝纫机的钱我们证明不了。 证明开不了，那么多的钱不能说没就没了，姐姐只好自己去车站派出所要钱。证明没有，钱还得要，不给钱就不走人。派出所遇到了“老赖”，只好给钱。 民警说，老陈回家没路费，给他买了5元钱回家的车票，只剩下195元钱了。少5元就少5元，只要能退钱就行！ 钱要回来了，还得想办法买缝纫机，托人靠不住，只有凑齐购货券。妈妈的户口只发了两张券，还要筹18张券。 妈妈在北京的朋友闻讯寄来了6张北京券，真是天大的面子！ 北京券在长沙不能用，还得换成长沙券。那时，常有人去北京出差，亲朋好友拜托买北京的“的确良”衣料，正愁搞不到北京券。 姐姐发动同学、朋友帮忙，妈妈也向同事求助，好不容易凑齐了20张购货券，终于买到了一台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  网络图 有了缝纫机，又托人找了位从农村嫁到长沙的裁缝师傅，拜她为师。姐姐每天拖着三角铁焊成车架、旧轴承做轮子的小车，拉着缝纫机跟师傅去做上门工。 也许担心 “徒弟抢饭碗”，师傅总是趁着徒弟锁扣眼、滚边时下料裁剪。半年了，姐姐还只会做短裤、内衣。 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社论。轰轰烈烈的下乡运动应声展开，姐姐再次被下乡。 几年后，进入而立之年的姐姐结婚嫁人。好不容易熬到知青大回城，才招工回了城，第二年就调到姐夫工作的郑州去了。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买来的缝纫机只能闲置在父母家，偶尔用来缝被子、补衣服。 2005年建设坡子街民俗名食商业街时，父母已相继去世，旧房要拆迁，老屋中的家具差不多全丢了，缝纫机实在是没地方放，只好分文不收地送给邻居的乡下亲戚。这台费尽心机、凝聚着众人帮助购买的缝纫机，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农民进城卖小菜用的扁担 上年纪的人一定眼熟图中的东西，长沙人叫它扁担钩子，改革开放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它。我家原来也有一套。 扁担是南方的重要运输工具之一，以前交通不便，运输业不发达，搬东西完全靠人扛肩挑。 小学语文课本中曾有过名为《朱德的扁担》的课文，是描述朱总司令与士兵在井冈山一起挑军粮的故事；《小扁担三尺三》作为电影《李双双》的主题歌曾响彻祖国大地；我们熟悉的湖南民歌《挑担茶叶上北京》更是对扁担作了深情的描述。 扁担大致分两种，一种由杂木制成，叫木扁担。其身窄长，较硬，负荷能力较大，一般挑百斤以上的重物都用它，农村使用普遍。另一种就是竹扁担，通常用楠竹制成，其身相对短、宽，造价低，轻便，城市里使用较普遍。 竹扁担的两头系上绳索，绳索的末梢连着细钢筋弯成或铁铺锻打的铁钩。这种搭配，长沙人叫它“扁担钩子”。 钩子挂上提桶，就可以挑水，买米、买煤也能用得上。 大跃进时期，我就读的坡子街小学发动学生做“人造煤”和“人造水泥”，其原材料中就有黄泥和糠壳。老师带领我们，挑着水桶去浏阳门外的子弹库挑黄泥，去潮宗门的大米厂挑糠壳。 九、十岁时，我还挑不起一担水，就跟比我只小一岁多的妹妹用扁担抬一大桶水，她走前，我在后。考虑她年纪比我小，起肩时我会将绳子往后边摞一点。就这样我俩还常拌嘴，因为步伐不一致，水总是荡出来，溅湿了衣服。  现在偶尔还能见到做小买卖的使用竹扁担 过了几年，我能单独挑水了。起初，水总在桶里荡来荡去，一桶水荡得只剩下大半桶。渐渐我掌握了平衡，扁担随着步伐，一闪一闪的，挑一满桶水也不会再荡出来，肩膀也轻松了许多。 练好了挑担的基本功，为以后的劳动打下了基础。学农去乡下挑土筑堤，全靠肩挑。知青下乡，社员都笑城里伢子肩不能挑四两，手不能提半斤。当我挑起半箩筐谷，行走自如时，他们立马改变了看法。经过磨炼，我居然能像他们一样，能挑起满担的粪桶。 如今，城里水不用挑了，水龙头装进了厨房厕所；烧的是管道煤气，即使烧瓶装气，一个电话就有人送气上门，不用自己劳神费力；超市的大米有小包装，娭毑们拖着购物小车就可搞定。连行李箱都装上了万向轮，推着就行了。 扁担钩子失去了用武之地，在城市很难找到它们的踪影，不过在农贸市场偶尔还能见到从农村来的小贩使用它。  我拥有的第一台相机就是傻瓜相机 从小我就对拍照感兴趣，梦想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相机。 上世纪60年代初，姐姐从朋友那里借得一台苏联生产的135相机，带上一家人去天心阁、三角花园拍照。一卷135的胶卷，只有36张，而且是黑白的，冲洗出来的照片虽然只有一张纪念邮票大，依然感到无比兴奋。 1968年年初，学校停课一年多了，呆在家中无事，与姐姐的几位朋友一起，在家自己扩印照片。用厚被子把窗子遮得严严实实的，换上红灯泡，拿出家中的大碗大盆，倒入从照相馆买来的显影水、定影水，一台用旧相机镜头自制的放大机唱主角。将底片放在放大机的镜头下，调好焦距，机内的灯光通过镜头和底片投射到放大纸上，就会出现清晰的图像。根据经验确定曝光时间。将曝光后的放大纸投入显影药水中，影像渐渐出现，显影恰到好处时，取出在清水中过一下，再投入定影水中。最后将漂洗过的相纸烘干、上光。  在暗房里扩印照片（网络图） 那时扩印店不多，姐姐和几个朋友合伙在五一广场保险公司大楼前的北侧，租了一间很窄的小门面，摆上一张桌子，墙上贴了些照片，开了一家小小的扩印店。小店没开多久，因为各种原因就关门大吉了。 改革开放后，彩色胶卷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其中以柯达和富士两个品牌最常见。柯达公司为了打开中国市场，促销产品，采用买十券彩色胶卷赠送一台傻瓜照相机的营销方式。因此，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台相机！ 傻瓜照相机是袖珍相机的俗称，操作非常简单，不用调光圈、速度、焦距，只须手指一按，就能拍出曝光准确、影像清晰的照片来。 除操作简单的特性外，傻瓜相机还具有体积小、重量轻、价格低廉等特点，它迅速成为世界上最普及的家用摄影工具。 我用这台傻瓜相机，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直到在美国出生的表妹来大陆探亲，送我一台“潘太克斯”的变焦相机后，这台“傻瓜”才光荣退伍。 智能手机带有照相功能，致使相机便失去了往日的风采。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有手机就意味同时有一台相机，而且不用胶卷，想拍多少就拍多少，不满意就删掉，也不用去冲印，连三岁的小孩也会像模像样地拿着手机拍照。 智能手机基本能替代相机，现在只有摄影爱好者和专业人员才使用相机。 钢板、蜡纸和铁笔 王霓虹珍藏并供图 钢板、蜡纸和铁笔是上世纪普遍使用的一种办公用品，它们本与百姓无关，因为种种原因，我和姐姐却与它们有过密切的接触。 1957年，父亲邀请了几个会刻蜡纸的人，合伙开了“长沙油印社”。店子紧靠火宫殿，是我家租来住家的。我们腾出前面房子，挤到后面去住，临街的房子就成了油印社的门面。 应邀三个人中数姓侯的年长，精瘦，颧骨高高，我叫他侯伯伯。侯伯伯写得一手好宋休，秀丽、工整，很多顾客指定要他刻蜡纸。 还有一个白胖的中年人，我叫周叔叔，字也写得不错。 给我印象不好的瘦高个，蓄着“大背头”，刁着烟，牙齿薰成板粟色，嘴里嚼着槟榔，两腮肌肉特别发达；讲起话来有点喷口水，一副典型的长沙里手像。这位叫张叔叔的只管使用油印机。 蜡纸有八开纸大，半透明，上面印着格子，分为通用格、田字格和书写格。蜡纸铺在带木框的钢板上，用铁笔在蜡纸上刻写，发出轻微的摩擦声，铁笔刻过的地方，会留下一个个比针眼还小的洞。 万一写错了字，就将错字处置于木框上，用铁笔的另一头（圆头）在蜡纸上轻轻地摩擦，把周边的蜡赶到写错的字上，将那些小孔盖住，然后用燃着的烟头小心烘烤，让蜡熔化，错字就不见了。 印油印（网络图） 刻好的蜡纸安装到油印机的纱框上，用沾满油墨的胶滚在纱框上均匀滚动，油墨就会透过刻写蜡纸时留下的细孔“印”到纸上。 当年，一般的小单位没有文印室，表格文件类的东西都是送到油印社印刷。 耳濡目染，油印也影响到下一代，深入到我们姊妹的生活之中。 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路过办公室，看到老师在印资料，很想表现一下自己，便对老师说：我能帮你。老师疑惑地望了我一眼，居然把油墨滚递给我。我模仿爸爸的样子，左手按住贴着蜡纸的纱框，右手均匀地滚动油墨滚筒，拉开纱框，印出的效果不错，揭去印好的一张，再印下一张。老师被我熟练的动作惊呆了！ 文革时期，我又大大地表现了一番：不但能刻蜡纸、印资料，还能在蜡纸上刻上宣传画，用黑、红两色套印出双色木刻画效果。 在农村当知青的姐姐，结婚后没有工作，挺着大肚子外出找活干。走大街穿小巷，好不容易有一家由婆婆姥姥组成的街办“印晒厂”答应让她试试身手。姐姐试刻蜡纸，笔下那秀丽整齐的字体惊动了全店。接着她又描了一张图纸，均匀流畅的线条，标准的仿宋字体令旁观者赞叹不已，厂长立马决定以厂里最高的薪酬聘她为师傅。 时过境迁，打字机渐渐替代了手工刻蜡纸，手摇半自动油印机替代了人工油印机。 电脑、打印机和复印机的问世，办公步入现代化，再也见不到那种人工刻写、印刷的手工操作了。 （系列文章，未完待续） 本系列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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