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一夫 ▏说不尽的“将校呢”

gs老张 2022-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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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青春有关的“衔儿服”

文/鲁一夫

当年我穿过的55式将校呢和马裤呢衔儿服

我曾试图通过这些东西寻找关于它们在那个时代存在的所有意义，可搜寻出来的，只有零碎的、黯淡的记忆。但就是这种记忆，却化作光环，笼罩着我的整个学生时代和漫长的青春期，挥之不去。

“将校呢”（坊间叫衔儿服）这个只属于回忆里的老物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被年轻人视为体现血统高贵的“皮尔卡丹”但又似乎是一种体现时代矛盾的纠结载体。

穿衔儿服的孩子们，不管是长得高大英俊像“洪常青”，还是又矮又胖丑陋不堪像“王德彪”，从骨子里都透着一种不羁的高贵，好像拿刀子割他们的肉时，流出的血都比别人的鲜红。

当年和战友穿校呢大衣合影

这是一群曾经穷得“叮当响”的无产者的后裔，特殊的群体受制于那个特殊的时代，他们的父辈大多属于抗日战争以前参加革命的我军中高级指战员，和平年代都够得上顶戴花翎七品以上高官将相。一眼能证明他们出身和身份的参照物就是穿在他们身上招摇过市的那身黄呢子衔儿服了。

当时，这些呢子服装被社会上称为“将校呢”而受到追捧，身穿将校呢走在大街上的男孩子们，就像现在开着奔驰宝马车一样的牛逼。

“衔儿服”成为了标注他们的有力武器，然后他们发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潮流文化，但这类文化看上去又那么的庄严正式，所以，这种特殊时期所产生的亚文化，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说到这我必须声明，“将校呢”是当年部队中高级干部服的混称，职务上，将官就是将官，校官就是校官，两者不在一个层面。将官和校官礼服上绣的花不一样，帽檐的圈箍也不一样。少将和大将都是将军，都是高级干部，而少校和大校就差得太远了，有9级大校更有15级少校。当年，上校以上算高干，中校以下是革干，当然后来55年授衔的老中校和老少校的级别都分别提到了13级以上。

五五年我军实行军衔制，在授予军衔和勋章的同时、也为将校级别以上军官配发了礼服。将校级军官身着礼服，头戴大檐帽，佩戴肩章和勋章，成为了当时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但是，在那段美好的时光里，有些人也留下了一点点的遗憾。比如，按照规定，礼服是在重大节日和重要场合时穿着，身着礼服时应佩戴勋章。这样一来，就有许多校级军官因为从未参加过重大节日庆典，或没有出席过重要活动的机会，特别是工作在边防和偏远地区任职的校级军官，他们几乎没有身着礼服的机会。

着校呢军装的父亲

我的一个生活在新疆的朋友，她父亲也曾是个校级军官，几十年里军礼服一直静静地躺在属于它的那个皮箱子里，全军集体转业后，更没有一次机会穿着亮相，直到老人去世礼服也未能闪亮登场。

1965年底，军队取消了军衔制，干部战士统一着装，统一佩戴红领章红帽徽。一时间，礼服和呢子服装成了“四旧”，没人再敢穿着。到了文革后期，有人开始把礼服拿出来改装，拆去上面的金丝线，把礼服改成普通样式的服装给家属或女孩子们穿。秋冬季配发的呢子军装也都拿给家里的男孩子们穿，军官自己大都只戴一顶呢子军帽，这也算是当年不少老校官们的唯一标志了。

1860年天津“五大道”地区被划为英租界后大兴土木，英格兰式洋楼如雨后春笋比肩错落。1911年辛亥革命后，许多清朝皇亲国戚、遗老遗少从北京来到天津租界寓居，另外许多富贾巨商、各界名流、红角、北洋政府时期的要人也曾在此留下过足迹。一些北洋政府内阁包括总统、总理、总长、督军、省长、市长等各界名流人士百余人下野后在此寓居，力图东山再起。天津解放后，大批驻军团以上干部，地方接管天津的“进城干部”入住进来在此繁衍生息劳作耕耘，一茬茬革命后代春苗出土茁壮成长。在被天津百姓称之为“高干住宅区”的革命摇篮里，黄马褂，将校呢，中山服，自然成为这个地区的标志性服装。

电影《老炮儿》中的将校呢，按行话来说算是复刻苏制的55式，太过板挺，现实中的将校呢可能只有生活在五大道及大院子弟们才有幸享用。

55式校官海蓝色礼服

将校呢分55式与65式两类款式

55式于55年实行军衔制，将校军服应该是成件套，大衣，棉帽，上衣，裤子，皮鞋，在建国初实行军衔制的时候，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几个西方国家里定制的，所以55式也是在前苏联设计出来的洋货，在当时老行家话里，这一款叫“捷克制”。

65式不同于55式的苏联制造，属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国产，虽然取消了军衔标识，在版型上进行了简化，但却是60-85年之间，中国的人最推崇的着装款式。没见过毛泽东和当年的领袖们穿过55式，到是看见主席身着65式军服检阅部队，登上过天安门。

“红色风暴”年代，天津的“大耍”和“玩儿闹”抑或普通老百姓的孩子们对65式军装那是趋之若鹜。但对于天津大院子弟而言，65式军服只是入门级别。

那个时候的值钱货只能是55式校呢大衣及与之配套的，将校呢，马裤呢，校呢单棉帽等。毕竟也算是洋货，是效仿苏联的正规化产物，做工和面料都更为精良和考究。“太丫有面儿，讲究”。

父亲生前着55式呢子大衣

文革初起，破四旧时，全国的红五类子弟得风气之先，抄家打人，意气风发。尤其是那些高干子女根本不知道领袖“炮打司令部”的斗争方向，还以为像他们父辈吃大户斗地主一样去革别人的命。

既然叫红卫兵总得穿得像个兵，尤其老人家检阅红卫兵时是解放后第一次穿军装，带动了大院子弟纷纷回家把父辈的军装找了出来，套在他们那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身体上。

那年代我上小学，支棱不起来父亲的军装，只能把旧军服由母亲改裁后穿在身上。看着已经是中学红卫兵的哥哥姐姐们穿着父辈们咔叽布料，肩膀上有扣袢，四个口袋的军装，腰间扎着宽宽的牛皮武装带，铜扣上有五星和八一标志见天儿的招摇过市，牛逼闪闪，羡慕至极。

很快攀比之风在大院子弟中兴起，那是一个激情燃烧出荷尔蒙严重超标的岁月，骑一辆锰钢“二八大梁”带“飞”带链盒儿，带转铃的飞鸽或永久牌自行车。

春夏天，有的穿出来柞蚕丝面料的军装，冬秋季则马裤呢，将校呢上身，左臂上扎一红卫兵袖标，墨镜架在鼻梁上，在路人艳羡的目光下，一帮一伙的风驰电掣从大街小巷一路招摇，再按一声转铃，那感觉“爽”死个人。

那会儿不用“时髦”这词，也不用帅这个字，一律用“丫穿得挺狂的”或“丫穿得够牛逼的”，来表示带有一点嫉妒的赞叹。

我们小哥仨穿着裁剪后的旧军服

老百姓家的女孩子看到这些穿“衔儿服”的大院子弟，一如近在咫尺的看到了侠客佐罗，别提有多崇拜和爱慕了。那回头率能把脖子不停地抖动的柬埔寨那个宾奴亲王气死，高，实在是高。

三分长相七分衣着的“阿兰德龙”们，带着“挎”来的“圈子”拍来的“婆子”，“砸”来的“货”，直接就奔了马场道的天津干部俱乐部和“小白楼”的起士林餐厅。

在那里，你能看见一桌又一桌穿着“衔儿服”狂妄的半大孩子们肆无忌惮地喝酒，划拳，侃大山。

当年，红色的父母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玩了命的造人，大院里每家的孩子都不少。因为孩子多，父辈的黄马褂只能轮流穿。比如我穿校呢大衣，我的两个弟弟只能分穿马裤呢上装或呢子裤，不可能全部都你穿在身，要是那样，必然内乱。“攘外必先安内”蒋委员长说得有道理，“他娘稀匹的”。

八十年代初，我穿着将校呢在天津干部俱乐部摆拍

那年，社会上流行“拍军帽”，当然都是些自制和商店买来的假军帽，而真正的军帽特别是将校呢马裤呢军帽凤毛麟角，社会上很少见。

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因为和几个不学好的狐朋狗友抢军帽把人家拿刀捅死了，主犯枪毙，他被判了无期徒刑，关在衡水前磨头监狱。监狱警戒由天津警备区代管，那年我去普查武器顺便看望了他，记得还对他说：“我给你丫一顶不就完了，抢丫什么军帽啊”。

还有一次，我和我的一个战友（我部队副政委的孩子）到位于南开炮台庄附近的一个“狗食馆”小酌。因为我俩都穿着将校呢大衣，还带着校呢帽，被一帮“狗烂儿”盯上了。对方纠集了20多人来抢军帽，我俩当然寡不敌众，两顶帽子被抢不说，我的脑袋还被对方用板砖砸得鲜血直流。“狗烂儿”们大获全胜作鸟兽散，我却到南开医院缝补头皮，缝了18针啊，现在还留有一道“蚯蚓沟”，对敌斗争经验不足啊。

从部队转业待分配期间，我每天穿着一身校呢带着领章帽徽，足蹬部队“三接头”皮鞋招摇过市。你还别说，就这身行头，招来了不少姑娘的青睐和爱恋，我孩子他妈就是其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