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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新四军处境艰难，当时有的干部在壮大队伍上小心翼翼，生怕“兵多了没饭吃”，而且会引起重庆当局的警惕。直到中原局机关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合，刘书记听了张云逸、邓子恢等人的汇报后，才对这一思想做出了纠正。刘书记对这一做法感到不可思议，反问他们：“抗战怎么能不要枪杆子呢？”时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副司令员的周骏鸣，也曾是“精兵主义”的积极贯彻者，不少积极参军的青年都被他拒之门外。但他后来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积极做出了转变。之后，新四军江北部队得到了大发展，不到半年时间就发展到一万人。【1940年10月10日，八路军第五支队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于苏北东台县白驹镇胜利会师。图为黄克诚（中）与韩振纪（左一）、梁兴初（左二）、张爱萍（左四）、韦国清（左五）合影】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必然会遭到顽军的仇视，一系列摩擦随之而来。1940年初，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决定将主力调到津浦路以西，打击威胁很大的桂系，以巩固路西根据地。第五支队在司令员罗炳辉率领下进军路西，同去的还有陶勇率领的苏皖支队。主力去了路西，路东自然就空虚了。蒋军窥此良机，开始调兵遣将进攻路东根据地。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和2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集中117师、独立第6旅及保安团等8个团，向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半塔集发起进攻。新四军五支队主力调走后，在半塔集仅有后方机关、教导大队及第8团的两个连，人数刚刚1000人，不仅和敌军相比兵力悬殊，而且队伍中还有大量非战斗人员，形势非常不利。是打是走，必须早做决断。留守路东的干部中，职务最高的是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决定权在他手中。此外，五支队政委郭述申、副司令员周骏鸣、参谋长赵启民、政治部主任方毅也和留守的后方机关在一起。这里面只有周骏鸣是最高军事首长，打仗主要靠他。3月21日拂晓，战斗打响。邓子恢等人围着桌子看地图，研究对策。大部分人都认为，敌强我弱，坚守没有可能，只能乘敌军包围圈还不是很严密的时候，集中兵力打开一个缺口，然后一举突围出去。周骏鸣一直沉默不语，直到众人说完了他才提出反对意见，直言“打开一路冲出去，我没这个勇气。”之所以“没这个勇气”，那是因为在敌人重兵包围之下，仅靠目前这些留守的兵力是很难突困的。即便战斗部队突出去了，大量的非战斗人员也很难跟得上，势必造成重大损失。在阵地的依托下，部队完全可以抵挡至少一周时间，一旦离开阵地工事，暴露在野外之中，部队很快就会垮掉，弄不好会全军覆没。因此，周骏鸣的意见是“固守待援”。在指挥部和五支队的留守干部中，只有周骏鸣是纯粹的军事干部。他最初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宁都暴动后参加红军，之后孤身返回老家确山，拉起了一支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经历过无数次九死一生的险情，斗争经验丰富。在他讲明了不能突围的道理后，邓子恢听取了这一意见，并立即向张云逸发出请求增援的电报。邓子恢、周骏鸣等人率领五支队留守人员顽强抗击顽军的进攻，足足打了八天八夜，为主力部队回援赢得了时间。从路西回援的五支队及苏皖支队主力，在由叶飞率领的挺进纵队配合下大举反击，先解半塔之围，然后直达三河南岸一线，彻底击溃了顽军，歼敌3000余人。【新四军部分领导在南昌合影，左起：罗炳辉、张云逸、项英、陈毅】津浦路反顽作战的胜利，对建立淮南抗日根据地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半塔保卫战正是胜利的关键，创造了我军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叶飞后来说，他在指挥郭村战斗时，采取先坚守后反击的战术，就是受了半塔保卫战的启发。陈毅则说：“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第2师，张云逸兼师长，罗炳辉任副师长，周骏鸣任参谋长。到解放战争时期，周骏鸣先是任淮南军区司令员兼新四军第2师师长，之后任华中军区参谋长、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参加了华野诸多重大战役，特别是成功组织了淮海、渡江战役规模空前的后勤支援，为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按照周骏鸣的资历和历史职务，解放后授衔应当授予中将军衔（对照张震中将，同为新四军师参谋长，华野副参谋长），但1955年授衔的名单上却没有他的名字，这却是为何呢？原因是周骏鸣在授衔的前一年就被调离军队系统了，调离的背后是因为涉及到一桩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事情起因于1935年3月，河南一个叫王斌的人叛变，周骏鸣因被出卖而被捕，王斌劝他投降，只要写一封《悔过书》就能出狱，然后和他一起干。这一时期，豫鄂边区的干部王国华、张星江等人去了江西苏区开会，即将返回，可他们目前还不知道内部出了叛徒，回来后恐怕凶多吉少。周骏鸣急于要把情况告诉王国华等人，为了及早出狱，便在百般无奈之下写了所谓的《悔过书》。出狱后，他立即找到王国华、张星江，把王斌叛变后的阴谋作了汇报，及时避免了损失。尽管事出有因，出于无奈，但周骏鸣毕竟是写了《悔过书》，这一事件如果被人抓住把柄，那将是百口难辩。当刘书记在新四军任政委时，曾找周骏鸣谈到其历史问题，并作出了口头结论，对他表示理解，这一页就算是翻过去了。谁知解放之后，这一事件又被重新提了起来。1954年秋天，陈毅到南京召集华东高干会议，传达高层指示。他在会上宣布，周骏鸣因历史问题，不适宜在高级军事机关工作。因此，停止他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的职务。会后，陈毅找他谈话，他把所谓历史问题向陈毅作了汇报。陈毅认为，这都是“小饶”搞的鬼。周骏鸣随后去北京找刘书记申诉，刘很是吃惊，说你这个问题不是解决了吗，怎么又提出来呢？总政主任萧华找周骏鸣谈话，最后作出结论，大意是写《悔过书》是个错误，不过以后的表现还是忠诚的，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周骏鸣之后有了新的任命，担任了水利部副部长，部长傅作义对他热烈欢迎。1955年授衔，当初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们一个个登台拜将，但周骏鸣却因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风波，错过了这次载入史册的盛典。2001年2月24日，周骏鸣的百岁诞辰。昔日的战友，今日的亲朋，几代人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祝寿。张震说：“老参谋长，百岁大寿啊，你要活到180岁才行喔！”2003年11月9日，周骏鸣在郑州逝世，享年10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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