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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曾国藩晚年与左宗棠关系决裂，晚清的官场中人尤其是湘淮系，多认为问题在左不在曾，从仁义道德、为人处世的角度讲，左宗棠似乎很难让人恭维。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正午，南京太平门外一声巨响，城墙崩塌，烟尘升起数丈，曾国藩九弟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将士蜂拥而入，天平天国都城陷落。 两天之后的六月十八日午夜，急奔而来的信使敲开了曾国藩大营的营门。史书记载，已于二更四点睡下的曾国藩在三更三点被属下叫醒，披衣复起，颤抖着读完九弟的捷报后，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 曾国藩百感交集，内心如此波澜，是可以理解的。自咸丰二年起兵至今，十二年间，他痛失两个亲弟弟，三次自杀，数度濒临险境······若没有打脱牙齿和血吞的坚忍，若没有结硬寨，打呆仗的勇毅，若没有正道沧桑的天意成全，他和他的九弟不可能走到今天，成就这不世之功。 清廷收到捷报，“特沛殊恩，用酬劳勋”，册封曾国藩为一等侯，世袭罔替；同时册封曾国荃为一等伯。清廷此次封赏，虽说没能兑现攻灭太平天国者封王的承诺，但有清二百年来，汉人得此异数者，也是少之又少的。 然而，就在曾国藩难得地享受一生中最荣耀喜庆的时刻，左宗棠却在背后突然阴狠地捅了他一刀。 原来，曾国荃午夜送来的那张捷报，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攻陷天京后，曾国荃为邀功，没有经过详细调查，就忙下结论说十万太平军已被全歼，伪幼天王洪福瑱”积薪宫殿，举火自焚'了。当时，曾国藩亦有向清廷宣扬战功的心理，因此他没有核实这一至关重要的内容，就踌躇满志地上奏了。 当时，左宗棠正在江西，当得知洪福瑱并未死于湘军攻城，而是奔逃到了湖州这一确切消息后，他竟不讲官场情义，向曾国藩及时通报，而是直接上奏了清廷。更“阴险”的是，左宗棠的这道奏折，不但讲尽了实情，而且刻意夸大了放走洪福瑱的危害。 左宗棠在这道奏折中说：
 此时的清廷本正有寻机打压曾国藩之意，接过左宗棠递来的刀子，慈禧立即下了一道措辞异常严厉的上谕，不仅指责曾国藩以前的奏折”茫无实据“、”全不可靠“，而且要严惩曾国藩的部下。 这是曾国藩一生中遭遇的最难堪时刻，官场声誉因此大大跌落。 面对左宗棠的”忘恩负义“、”背后捅刀“，曾国藩左右纷纷痛骂左宗棠乃”毫无良心科第二名（第一名是此前屡次恩将仇报的沈葆桢）“，曾国藩也一改往日隐忍的做派，上奏清廷，痛斥左宗棠绝非官场君子，此前他亦有欺上瞒报之举。 左宗棠本就是好辩之人，见曾国藩抛出撒手锏，他岂肯罢休，紧跟着又上奏清廷，一连捅了曾国藩数刀。 由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彻底决裂。  谈及曾左不和，晚年关系彻底决裂，晚清官场中人多认为，这是左宗棠强人性格与心理在作祟。 有几则故事流传很广。 左宗棠晚年时，曾为一幅叫《铜官感旧图》的画作序。铜官就是曾国藩靖港之败后自投湘江之处，《铜官感旧图》画的就是曾国藩当年投江自杀的旧事。 左宗棠在序中说：公（曾国藩）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巢馘（guo）让，遂无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 这句话揭示了左宗棠心底的秘密。翻译成白话就是说，曾国藩那次投江没死，当然是天下之幸；但是如果说他死了，天下就没救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还有我左宗棠这位号称当今诸葛亮的大才呢。 这是典型的既生瑜何生亮。 另一则故事更能反映两人性情的截然不同。晚清官场曾有一喻，说曾国藩、左宗棠同读苏东坡的《留侯论》，曾国藩剪取”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三句，且真算切切实实地做到了；左宗棠则截取”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两句，并且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两种境界，谁更高？ 左宗棠没有科举进士功名，一向愤恨那些功名大佬，尤其是曾国藩。他觉得曾国藩一滩温吞水，论韬略才学，差自己一大截，若不是因为功名，占得先机，他根本不配与自己相提并论。 左宗棠晚年逢人只谈两件大事，一件是痛骂讥讽曾国藩，二件是”吹嘘“收复新疆之功。这两件事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收复之功，当然值得炫耀，至于痛骂曾国藩，则是典型的肩踩，强人不服的心理。  曾国藩是有修为的，人生的最后一程，他虽然与左宗棠断了交，但左宗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应该是了然于胸的。 此人不可交，但不碍钦佩。 总而言之，真强人不可以视之为小人，更不可以小人之心待之。 正因为有这样的胸襟底蕴，面对左宗棠一而再再而三地讥讽谩骂，曾国藩一向是置之不理的姿态。除此之外，他更是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击左宗棠，有些时候甚至鼓励他们尽量与左宗棠搞好关系。 同治五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受命镇压捻军。而后又因为西北局势动荡，不顾年迈，继而抬棺西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左宗棠与曾国藩有了平生最后一次交集。 左宗棠很看重这次出兵，平定太平天国，他只是曾国藩的配角，这次西征，他则是毫无争议的主角。然而，就在左宗棠为西征极力筹饷时，曾国藩回到了两江总督的任上，想到两人已经绝交，左宗棠不无忧虑地对属下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既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隐扼我饷源，败我攻也。“ 然而，不久之后，左宗棠就发现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事实上，曾国藩不仅不遗余力地为左宗棠筹饷，而且还将最得意的部将刘松山交给左宗棠统率。 更让左宗棠感佩的是，西征之时，李鸿章多有非难之举，而曾国藩却在关键时刻给了他莫大的肯定。 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记载，听说左宗棠将要西征时，曾国藩特意问吕庭芷：”你对左宗棠怎么看？请平心论之。“ 吕庭芝回答：”其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窃谓若左公之所为，今日朝端无两矣。“ 曾国藩听闻此言，击案起身，双目放光，大声说道：”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也。君谓为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 这一次，左宗棠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西征胜利之后，在给清廷的奏章中，左宗棠罕见地表达了他对曾国藩的感佩之情：”臣与曾国藩议论时有不合，至于拔识刘松山于凡众中，信任之最专，其谋国之忠，知人之明，非臣所及。“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国藩因脑出血逝世于南京两江总督府，时年不过六十一岁。 消息传出，天下震动。 在林林总总的祭文挽联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副便是当时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的，其文曰：
更令人意外的是，在对联的后面，左宗棠居然署的是”晚生“二字。要知道，曾左二人通信，从左宗棠为布衣时起，都是称兄道弟，左宗棠从不肯让一步。 不光如此，坐镇在西北军营中，左宗棠还特别嘱咐儿子左孝威一定要去吊丧。左宗棠在家信中说：”丧过湘干时，尔宜赴吊，以敬父执“，而后又专门谈到了与曾国藩生前的矛盾，”吾与侯有争者国势兵略，非争权竟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值一哂耶！“ 此番话语，堪称肺腑之言。 曾左之间，真乃一生一死，交情乃现。 这一点，从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对曾家后人的照拂中可见一斑。  光绪二年，左宗棠听说曾国藩九弟曾国荃以河道总督调任山西巡抚，他便立即上奏清廷说：”曾国荃与臣素相契洽，勇于任事，本所深知，合应仰肯天恩，饬速赴晋抚新任，冀于时务有裨。“ 曾国藩生前虽不是海瑞那样的清官，但所留遗产多是藏书，钱财很少。曾国藩死后五年，三子曾纪鸿家人病重，缺钱医治，左宗棠得知后，第一时间给曾纪鸿送去了三百两银子。 在家书中，左宗棠这样回忆了曾左之间的交谊：”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曾纪鸿后来因贫病去世前后，又是左宗棠，在医药费、丧葬费上多次给予了帮助。在给李勉林的信中谈及此事时，左宗棠说：”吾辈待其（曾国藩）后昆，不敢以此稍形轩轾。上年弟在京寓，目睹栗诚苦窘情状，不觉慨然，为谋药饵之资，殡殓衣棺及还丧乡里之费，亦未尝有所歧视也。“ 对于曾国藩的次子，家族继承人曾纪泽，左宗棠亦多有提携保荐之举。仅举一例，足以说明，就在左宗棠逝世的前一天，左宗棠还上奏慈禧请设海防大臣，并且保荐曾纪泽能够担当此等重任。 当然，要说广为流传的佳话，还要数左宗棠对曾国藩女婿的提携。 其间充满了长辈的情义深重，煞费苦心。 曾国藩一生，阅人无数，颇具识人之智，但唯独在挑选女婿这一项上却屡屡看走了眼，因此他生前自叹”坦运“不佳。 曾国藩长女曾纪静嫁的是曾国藩翰林院同僚、好友袁芳瑛之子袁秉桢。怎料袁秉桢婚后放浪形骸，凶暴异常，结果使得曾记静在三十岁时就郁闷而死了。 次女曾纪耀嫁的是陈源兖之子陈远济，此子幼年聪慧，令曾国藩非常满意，谁知道长大成人后变得平庸无为，整日浑浑噩噩，导致曾纪耀一直郁郁寡欢，生不如死。 三女曾纪琛嫁的是罗泽南之子罗允吉。无奈，罗允吉是个花花公子，不务正业，婚后不久，曾纪琛竟要一年到头在娘家避难。 四女曾纪纯嫁的是晚清重臣郭嵩焘之子郭刚基。曾国藩与郭嵩焘交情甚密，郭刚基品学兼优，谁知造化弄人，这一本来十分好看的女婿在二十一岁时就病死了，曾纪纯只得带着两个儿子心酸度日。 因为四个女儿的婚姻都不幸福，待到小女儿曾纪芬谈婚论嫁时，曾国藩显得十分慎重。选来选去，直到曾纪芬十八岁时，曾国藩才为她定下婚事。 这一回，曾国藩选的”乘龙快婿“是咸丰三年癸丑科庶吉士聂尔康的公子，聂缉规（仲芳）。 曾记芬与聂缉规的婚事原定于同治八年，后来因为曾记芬及聂缉规的父亲先后去世，婚期只得延后，到光绪元年两人成婚时，曾纪芬已是二十四岁的老姑娘。 曾国藩生前原以为聂缉规出身书香门第，是个读书种子，哪知道真正读起书来，聂缉规并不出色，科举数次落第，终生只是一个监生。更不妙的是，聂缉规婚后纨绔子弟的习气甚重，曾家人尤其是曾家继承人曾纪泽很不喜欢。  光绪四年，曾纪泽被清廷任命为驻英、驻法公使。此番上任，他以妹婿徐远济为二等参赞官，而将恳请能够一同出洋的聂缉规晾晒在了一旁。 曾纪泽不愿提携聂缉规的理由是：”仲芳年轻，而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无一长，又性根无定，喜怒无常，何可携以自累？是以毅然辞之。“ 曾纪芬是曾家五个女儿中最有福分的一个，她的这种福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她不仅知事，而且领事，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不像哥哥那样看待自己的丈夫，而是觉得丈夫只是缺乏历练。 见家族不愿提携丈夫，曾纪芬思来想去，最后找到了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得知曾纪芬来意后，左宗棠很干脆，直接将聂缉规安排在了营务处历练，月支津贴八元。 然而，聂缉规、曾记芬小两口因为年轻，不善经营生活，几个月后，聂缉规每月的八元竟然不够家用。曾纪芬心急，却又不好意思再去劳烦左宗棠，最后耍了一个小聪明，将此事讲给了左宗棠的儿媳妇。 平心而论，此时的聂缉规，纨绔习气已经流露出来，但左宗棠听完儿媳转述曾纪芬所说的烦心事后，非但没有看扁聂缉规，相反做了一件让聂缉规感念终身的事。 据曾纪芬在《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中记载，左宗棠听闻曾家小女用度不继后，大笔一挥，竟将聂缉规委任为上海制造局会办。聂缉规进见之时，同坐者数辈，但左宗棠在会面之后，唯独将聂缉规留了下来。 小坐之时，左宗棠勉励聂缉规说：”君今日得无不快意耶？若辈皆为贫而仕；惟君可任大事，勉自为之也。“ 那一刻，聂缉规不仅深深体会到了左宗棠不拘一格的豪杰心胸，而且感受到了什么才是恩重如山。 当时上海制造局总办为李兴锐，他对聂缉规本无成见，但因见曾纪泽严厉批评过聂缉规，便也偏执地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未曾做过事、也不能做事的纨绔子弟。 为了制造局着想，李兴锐向左宗棠提议，不如叫聂缉规在南京领一份干薪算了，不必叫他到上海到差。 但左宗棠却坚决不答应。 在给李兴锐的回复中，左宗棠说：”聂仲芳非弟素识，其差赴上海局，由王若农及司道佥称其人肯说直话，弟见其在此尚称训谨，故遂委之。又近来于造船购炮诸事，极意讲求，机器一局，正可磨砺人才。仲芳尚有志西学，故令其入局学习，并非以此位置闲人，代谋薪水也。“ 考虑到李兴锐可能带有偏见，想不通，左宗棠进而又谈及了为何要提携照顾聂缉规：
简而言之，左宗棠告诉李兴锐，提携聂缉规，也算是为死去的曾文正公做点事。对待曾文正公的后人，不能人走茶凉，我虽跟他有过不和，但越是如此，越要真切地对待他的后人，就像他活着一样。 李兴锐说，我本来对聂缉规并没有什么偏见，主要是曾纪泽对他颇有微词。 这时候，左宗棠又用心良苦地为聂缉规说了一句公道话：”日记云云，是劼刚（曾纪泽）一时失检，未可据为定评。“ 这样的左宗棠，是少见的。 也是晚清官场中李鸿章一派不愿记述的。 但曾纪芬一家却铭记住了。  曾纪芬在《自订年谱》中还另记有一事，也是格外的温暖—— 光绪八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邀曾纪芬来两江总督府游玩。两江总督府，曾纪芬并不陌生，十年前，担任两江总督的正是曾国藩，那时候曾纪芬尚待字闺中，随父母一同住在这座府邸里。 因为这个渊源，曾纪芬在年谱中说，别此地正十年，抚今追昔，百感交集，故其后文襄（左宗棠）虽屡次询及，余终不愿往。 左宗棠知悉其意后，特意打开总督府的正门，派人将曾纪芬请了进来。 肩舆值至三堂，曾纪芬下舆行完礼后，左宗棠问：”文正是壬申生耶？“ 曾纪芬答：“辛未也。” 左宗棠说：“然则长吾一岁，宜以叔父视吾矣。” 说完，左宗棠领着曾纪芬先是在府中游览了一番，然后特意陪着曾纪芬重寻了十年前的卧室。 后来有人评价说，左宗棠与曾纪芬的这段对话，非常精妙。曾国藩长左宗棠一岁，左宗棠固久知之，此处显然是故意错说曾国藩的生年，然后借机搭话，向曾纪芬表达关照的意愿，做得自然而然，不露痕迹。 而左宗棠特意陪着曾纪芬去找寻当年的卧室，更是让人动容的温暖之举。都说官场人情淡薄，但左宗棠却在曾国藩故去多年后，将他心底最温暖的父辈之情给了曾纪芬。 这是何等的沧海桑田，人间真情。 对曾左两家这一份的情感，曾纪芬是难以忘怀的，而左宗棠也倍感珍惜。 后来，曾国荃来到南京，左宗棠很是欣慰地说，满小姐（湘俗以小者为满，此处指曾家小女曾纪芬）已认吾家为其外家矣。 ······ 光绪十一年七月，左宗棠死于福州。 当天福州倾盆大雨，城墙坍塌一角，却没有伤及百姓。 左宗棠死后，曾家最感念者当属曾纪芬一家，因为没有左宗棠用心良苦的提携，就没有曾纪芬一家后来的荣耀。 聂缉规因为得到了左宗棠的赏识与提携，虽无功名，却能够一步一台阶地往上升。到了光绪二十五年，昔日的纨绔子弟，竟然升腾而起，成了晚清封疆大吏，先任江苏巡抚，后任浙江巡抚。 曾家后人说，每忆起昔时情况，左宗棠的提携之恩，崇德老人曾纪芬总是声泪俱下地说，文襄公恩情最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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