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伟：《儒林外史》的副文本和叙述时间

近年来《儒林外史》的学术研究生气勃发，格外引人注目。尤其是在《儒林外史》人物原型研究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成果，对小说叙述时间的分析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人物原型是《儒林外史》研究的老话题，有必要对此做出回顾和总结，探索向前推进的可能性。作为一部史无前例的文人小说，《儒林外史》从根本上改变了古典长篇小说的写作范式。我借助“副文本”的概念来考察《儒林外史》，并且通过探讨小说叙述时间问题以揭示吴敬梓小说叙述创新的一个侧面。前者着眼于小说文本的空间层次，后者强调小说叙述的时间维度，我希望以此为切入点，为《儒林外史》和古典小说研究拓展新的工作面与阐释空间。

 

从人物原型研究到副文本阅读

 

《儒林外史》的研究者向来十分关注它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它所塑造的人物往往有原型依据或本事出处。金和在1869年为苏州群玉斋本《儒林外史》所作的跋语中，一口气指认了小说中二十六位人物原型。[金和苏州群玉斋本《〈儒林外史〉跋》，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89-691页。]此后，许多学者相继有所发明，以何泽翰先生的《〈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为集大成者。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对这部小说抱有成见，以为不过写了一些无足轻重、荒唐可笑的边缘人物而已，对于理解它所属的大时代，意义甚微，无关宏旨。但近年以来，《儒林外史》的人物原型或本事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足以令人对这部小说刮目相看。叶楚炎、郑志良和井玉贵等学者都就这一话题发表过论文，其中叶楚炎用功最勤，贡献最大。这些新的发现落实、补充并纠正了金和以来的许多论断，涉及的人物之多，覆盖面之广，都是前所未见的。[ 郑志良《〈儒林外史〉的人物原型及其意义——以蘧公孙、赵雪斋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春之卷，第2-10页。叶楚炎《杨执中原型人物考论》，《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春之卷，第1期，第11-25页；《权勿用原型为全祖望考》，《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119-132页；《诸葛天申、宗姬原型人物考论——〈儒林外史〉中次要人物的叙事意义》，《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第16-24页；《周进原型人物考论》，《江淮论坛》2019年第3期，第165-171页；《荀玫原型为袁枚考》，《明清小说研究》，2019年第3期，第236-259页；《鲁编修原型人物考论》，《国学学刊》2020年第4期，第118-132页；《景兰江原型人物考论》，《励耘学刊》，2020年第2辑，第180-204页；《〈儒林外史〉二娄公子与扬州二马关系考论》，《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12-21页；《〈儒林外史〉牛浦郎原型人物考辨》，《国学学刊》2021年第2期（待刊）；《辛东之、金寓刘原型人物考论》（未刊）；《支剑峰、浦墨卿原型人物考论》（未刊）。井玉贵《王玉辉的追求与悲剧——程襄龙〈唐烈妇传〉的发现及意义》，《励耘学刊》2018年第1辑，第323-341页；《金陵惊鸿——奇女子沈琼枝形象的诞生及其文学意义》，《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十三辑），第63-72页。]《儒林外史》的人物原型大多出自吴敬梓的社交圈子或与他的朋友相识，如李本宣（蘧公孙的原型）、姚莹（赵雪斋），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浙派学者全祖望（权勿用）、扬州八怪中的金农（辛东之）、扬州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娄琫、娄瓒兄弟），以及浙派诗人厉鹗（支剑锋）、杭世骏（浦墨卿）等。他们或出自扬州的韩江诗社、杭州的南屏诗社，或者像盐商马氏兄弟，既是著名的藏书家，又是小玲珑山馆主人，以热心结交和资助文人雅士而名闻遐迩。自1733年移居南京，吴敬梓也广交文士，“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胥推先生为盟主。”[金和《〈儒林外史〉跋》。]这些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在《儒林外史》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而金陵文坛的另一位盟主袁枚，也在其中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的背后探头探脑、若隐若现。

 

由此可见，《儒林外史》所写的人物原型包括了雍、乾之世的许多重要人物，涉及思想（例如颜李学派在南京的倡导者程廷祚）[ 颜元、李塨身处河北，但他们的儒礼学说通过吴敬梓的至交程廷祚而对南京的文人圈产生了影响，而程廷祚正是《儒林外史》中迟衡山的人物原型，也是小说中心事件泰伯祭礼的倡导者和主持者之一。胡适《颜李学派的程廷祚》，《青溪文集附录》，北京大学1936年重印清道光丁酉年刊本。]、学术（浙东学派）、文学艺术（浙派诗人、扬州的韩江诗社、扬州八怪和桐城派的成员）、科举和官场，市场与商业出版，以及从乡村社区、城镇市井到跨越城乡的民间社会（如市井四奇人和以甘风池为原型的凤四老爹等特立独行的民间异人）等不同领域。《儒林外史》在一百三十多年的明代纪年框架中，写下了作者对清代雍、乾之际二、三十年的观察与思考，从而以外史的名义完成了以文人为中心的当代世界的一幅全景写照。

 

其次，诚如叶楚炎所展示的那样，吴敬梓笔下的人物并非孤立的个人，而是由于地缘和亲缘关系、各自的身份地位、价值取向和品味异同，形成了自己的圈子，而这又正是以人物原型的社交生活为依据的。也就是说，吴敬梓在小说叙述中复制了人物原型的社交关系。于是出现了韩江诗社的成员——闵华（景兰江的原型）、马氏兄弟、王藻（杨执中）、姚世钰（金寓刘）、全祖望、金农——联翩而至的情形。这一点无疑刷新了我们对这部作品的认识，对于考察雍、乾时期的文人心态、网络关系和社会交往也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时至今日，有关《儒林外史》的人物原型指认和本事辨析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一范式在臻于极致的同时，也难免触及自身的某些局限。因此，需要对其方法、意义和目的做出总结和反省，以提出新的问题，探寻下一步学术研究的方向与可能性。什么是人物原型研究？在这个题目之下，我们究竟在做什么？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追溯小说人物的生活依据，以此考察作者如何从现实经验中汲取资源，从而完成了他的小说写作。因此，从当代学术的角度来看，所谓人物原型研究也就是在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之间去做比较。有的学者建议使用小说本事研究的说法，以区别于人物原型研究。[ 刘勇强《古代小说创作中的“本事”及其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68-75页。]本事着眼于事，人物原型关注人。而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的写作中，有时不过是从当代人物原型的生平中抽取了一两个事件而已，未必能在人物塑造的意义上来展开讨论。此外，金和声称：《儒林外史》“绝无凿空而谈者。”但吴敬梓毕竟是在写小说，不免杂糅虚构，坐实凿虚。这构成了小说原型或本事研究中最棘手的部分。

 

《儒林外史》的确从作者当下的生活中汲取了大量素材，但仅就小说的这一部分而言，我们早已无法像吴敬梓那样来接近和了解其所依据的人物原型或生活本事了。一方面，吴敬梓对这些人物或事件的认知往往来自观察和传言，而今天只能通过幸存的诗词、书信、序跋、墓志铭、年谱行述、笔记和方志等文字材料而略知一二。另一方面，吴敬梓又未必读过了我们读到的全部本文，并从中汲取小说写作的文字素材。他在写王冕等人物时，的确采用了史传素材，而以当代原型为依据的小说人物就不同了，有关他们的传闻未必都来自文字材料。在这一点上，所谓人物原型研究无疑有别于小说文字素材或出处研究。但人物原型研究自身又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说到小说的当代人物原型，我们与吴敬梓处于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关系中。

 

无论如何，我们并没有在小说人物与他们的原型之间去做对照，而是在小说文本与它所依据的人物原型的诗文作品，以及有关他们的各类文字之间来展开比较。由此看来，人物原型研究的说法又未必完全恰当。我们固然可以暂时将有关的文字材料分成历史和文学两大类，但即便是方志记载，也并非透明的、未经媒介的实录，更不用说文人唱和赠答的诗作了。我们确乎可以从这些文字中获得关于小说人物原型的一些事实，但这在小说叙述中所起的作用毕竟有限。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尽管事实大体相符，为什么吴敬梓笔下的人物与他们所依据的原型却判若两人呢？吴敬梓与周围的很多人唱和赠答，看上去都是朋友，然而一旦把他们写进小说，就变成了讥讽的对象。我们或许会记起慎与作家交友的训诫，可是诗人之间的唱和赠答之作又如何能够完全当真？谁都不可能从诗歌中读出诗人及其唱和赠答者的真实面目，然后质问小说家为什么把他们写得面目皆非。既然所谓小说人物原型研究不过是在他们自己留下的文字，以及与他们有关的各类文本之间去参照阅读，那么，真正的问题正在于：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些文本，对它们提出哪些问题，以及解读的目的和方法又是什么？

 

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这些文本，对它们提出哪些问题，而且解读的目的和副文本对副文本的研究最具影响力的是法国学者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根据他的定义，副文本指与特定文本（如一部小说）有关，并为其提供了接受框架的各类文字，包括书的标题、序跋和注释，以及作者的访谈、书的广告、评论和其他形式的作者或编者余论等等。在他看来，副文本围绕着特定文本，也就是在这一文本之外，形成了一个临界地带。这是一个过渡场域，也是一个互动场域，在其中主文本与副文本之间产生了交互作用，并反过来塑造了读者对主文本的阅读和理解。[]特奈特以早期现代欧洲的印刷文化为考察对象，因此主要以一本书为单元来探讨副文本现象，并且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上对它做出定义：副文本早于或迟于该书的首次出版，但通常经过修订、增补和再版，而构成了书的一部分。类似的情形也见于明清时期的出版业，当时的小说戏曲刊本几乎全都收入了序跋评点和凡例附录等衍生文字，即狭义的和严格意义上的副文本。不少小说戏曲作品在以抄本形式流传和转录的过程中，就已经附上了序跋评点，直接参与塑造了小说戏曲文本的意义生产和读者对作品的反应。但热奈特对副文本也有更宽泛的理解，将它分成“周边文本”（peritext)和“外文本”(epitext)两类：前者收入了刊载小说主文本的书籍，后者包括没有收在书内，但与主文本多少相关的文字和文类，如作者通信、日记、写作提纲，小说写作所依赖的文字材料，以及批评家的书评和文学史家编撰的学术版中的评注、附录等。这后一类副文本十分庞杂，热奈特只是在其著作的最后两章中才论及。但这一类副文本对《儒林外史》研究十分重要，并且应该根据中国出版文化和小说戏曲的丰富现象而加以拓展和充实。在这方面，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遗产，可以反过来补充和发展有关副文本的理解和论

 

吴敬梓在以当代人物为原型依据来塑造小说人物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在这些小说人物的姓名字号和有关的官名、地名上，留下可以辨认的记号。或在他们的亲缘关系和社会交往等方面，暗示小说文本之外的线索，而不是千方百计地加以隐瞒或遮蔽。正如金和所言，吴敬梓“或象形谐声，或廋词隐语，全书载笔，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他仿佛在邀请读者对号入座或按图索骥，用金和的话来说，便是“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 金和苏州群玉斋本《〈儒林外史〉跋》，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89-691页。]即以《儒林外史》为中心将小说人物原型留下的诗文集，以及有关他们的诸多文本串联组织起来，从而衍生出一个更大的、也更为庞杂的文本系列——一个阅读《儒林外史》不得不“细绎而参稽”的大文本系列。我将这个大文本系列视为《儒林外史》的副文本(paratext)的一部分。

 

对副文本的研究最具影响力的是法国学者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根据他的定义，副文本指与特定文本（如一部小说）有关，并为其提供了接受框架的各类文字，包括书的标题、作者署名、序跋和注释，以及作者的访谈、书的广告、评论和其他形式的作者或编者余论等等。在他看来，副文本围绕着特定文本，也就是在这一文本之外，形成了一个临界地带。这是一个过渡场域，也是一个互动场域，在其中主文本与副文本之间产生了交互作用，并反过来塑造了读者对主文本的阅读和理解。[ Gérard Genette，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97, pp.1-2.]热奈特以早期现代欧洲的印刷文化为考察对象，主要以一本书为单元来探讨副文本现象。但他对副文本也有更宽泛的定义，将它分成“周边文本”（peritext)和“外文本”(epitext)两类：前者收入了刊载小说主文本的书籍，后者包括没有收在书内，但与主文本多少相关的文字和文类，如作者通信、日记、写作提纲，小说写作所依赖的文字材料，以及批评家的书评和文学史家编撰的学术版中的评注、附录等。这后一类副文本十分庞杂，热奈特只是在其著作的最后两章中才有所论及。

 

副文本研究将文学批评与书籍史、印刷史、商业出版研究和阅读史结合起来，打开了一个新的跨学科的学术领域。而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小说留下了副文本的丰富遗产，可供我们从上述角度重新加以梳理，并且反过来补充和发展有关副文本的学说。自晚明以降，几乎所有的小说刊本都或多或少地收入了序跋评点、凡例附录和作者问答等不同类型的副文本，未经副文本包装的小说刊本通常行之不远。在市场竞争中最终胜出者往往借助了名家的评点，而这些评点家通常也是小说文本的编辑者。现存最早的《儒林外史》刊本是1803年的卧闲草堂巾箱本，卷首有乾隆元年（1736）闲斋老人序，小说正文附有回末总评（第四十二至四十四回和第五十三至五十五回无评语），封面、序与回末总评都没有提到作者。卧闲草堂本是一部权威性的《儒林外史》评家本，此后所有清代刻本都保留了它的序和回评，并通过评点和序跋题识对其做出回应和评论。卧闲草堂本的序和评点因此构成了《儒林外史》这本书的一部分。读者无论自觉与否，都以它们为媒介来解读这部小说，由此可见副文本所产生的文学功能。

 

继卧闲草堂本之后，《儒林外史》不断刊行，副文本也多有增益，但仍有不少尚未包括进来。作为一部全新的文人小说，《儒林外史》植根于当时的文人话语之中。它的副文本群种类多样，从笔记笑话、丛谈小语、方志年谱等文献，一直到金和所说的“雍、乾间诸家文集”。吴敬梓在小说中暗示人物原型的姓字名号，就如同是作者自注，为小说阅读提示方向。作者自注通常指向他同时代的人物，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当时的各类文本和文类（笔记笑话和同时代的文人别集）中读到他们的言谈与事迹，而他们本人也往往是诗文作者。他们写下的诗文与《儒林外史》中以他们为依据而写成的部分，暗含了错综复杂的关联。吴敬梓同时代的文人读者与他共享了同一个信息参照系统，而这个系统并没有及时地、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付诸文字。我们今天读到的一些当时的笔记和别集未必构成了吴敬梓小说写作的文字素材。在许多情形中，包括《儒林外史》在内的这些文字不过是以不同的文体和话语模式，对同一个人物或事件而分别做出描述、回应和评论罢了。因此，我所理解的《儒林外史》的副文本，包括后来的读者（包括评点者、注释者、出版者与研究作者生平创作的学者）根据小说内部提示的线索搜寻和构造而成的部分。它仍处在形成和增补的过程当中，具有不确定性，而且有待于以注释、附录、单行本的参考书，乃至超链接等形式汇集并呈现出来。为《儒林外史》建构副文本并非好事者多此一举，而是为了兑现小说内部的暗示，是依据小说文字线索顺藤摸瓜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儒林外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与此相应，小说阅读并没有在正文的边界止步，而可以在副文本中延伸下去。副文本阅读包括但又不限于人物原型的指认辨析，通过副文本的阅读，我们可以看到吴敬梓的同时代人在自己和别人的各类文体写作中所留下的痕迹，看到包括《儒林外史》在内的不同文体如何构造或重构了关于他们的叙述。重要的是，副文本有待于通过细读来加以解释，而不是不证自明的文字材料。我们需要学会从中发现问题，解释其中不断重现的母题与表述方式，及其演绎与变异、凸显与遮蔽。同时探究副文本背后的诸多成因，从风格、文体的传统与特征，一直到作者个人与社会语境的影响与制约等等，最终反过来揭示小说文本中隐而不显的意义层面。以副文本做参照和媒介，我们会读到一部不大一样的《儒林外史》。

 

意义与方法：《儒林外史》的副文本管窥

 

《儒林外史》第四十和四十一回讲述了沈琼枝的一段历险经历，其人其事皆有所本，而且吴敬梓本人也介入了此事的调解。因此，不妨以此为例，说明为什么，以及如何从人物原型或本事研究转向副文本阅读。沈琼枝的父亲误将她嫁给扬州盐商宋为富家为妾，她本人觉察真相后，偷窃了宋家的银两，只身出走南京，并在秦淮河边挂起招牌，以“精工顾绣，写扇作诗”为生。清人平步青认为沈琼枝即袁枚《随园诗话》提到的松江女张宛玉，胡适主张程廷祚《与吴敏轩书》中的葺（茸）城女子为沈琼枝的原型，而茸城即松江。[ 平步青《霞外捃屑》，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254页。袁枚《袁枚全集》（第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胡适《北京大学新印程廷祚〈青溪全集〉序》，《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10页。]近年来郑志良陆续发现了宁楷的《避雨文木山房赠茸城女子歌》和吴敬梓的《后新乐府·茸城女（伤仳离也）》，证明沈琼枝的确出自程廷祚所说的茸城女子。而从吴敬梓和宁楷的诗作来看，这位茸城女子名叫沈珠树。[ 郑志良《〈儒林外史〉新证——宁楷的〈儒林外史题辞〉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第31-37页；《新见吴敬梓〈后新乐府〉探析》，《文学遗产》2017年第4期，第158-166页。]但沈珠树不曾逃脱夫家，只是在良人早逝后寄居南京。而《随园诗话》所写的松江女张宛玉，“嫁淮北程家，与夫不协，私行脱逃”，井玉贵认为即沈珠树的小姑。她逃离盐商夫家后，来到南京投靠沈珠树。程廷祚的信中说到“窃赀以逃，追者在户”，据《随园诗话》的记载，似指小姑“私行脱逃”的所作所为。可见吴敬梓将张宛玉、沈珠树姑嫂二人的经历融为一体，塑造了沈琼枝这个人物形象。[井玉贵《金陵惊鸿——奇女子沈琼枝形象的诞生及其文学意义》。]

 

通过与诗歌和书信的比照阅读，我们大致可以理出这一事件的原委，也不难指认吴敬梓所做的小说虚构与人物杂糅。但真相与虚构并非我们的唯一关注。一旦将上述诗歌和书信当作小说的副文本来参照阅读，我们便有可能借此重构小说的生成语境，让副文本与小说正文在相互映照之下，各自呈现出新的意义层面。

 

从他的上述诗作可知，宁楷于1748年秋在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避雨时巧遇沈珠树，并当场作诗相赠。无独有偶，吴敬梓在小说第四十一回也讲述了武书为沈琼枝作诗一事，而武书的原型正是宁楷。[郑志良《〈儒林外史〉新证——宁楷的《〈儒林外史〉题辞》及其意义》。]但《儒林外史》给出了一个不同的写作现场。吴敬梓的化身杜少卿与武书一起去拜访沈琼枝，沈琼枝感动之余，当即邀请自己去杜府拜谒夫人，向她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并祈求保护。杜少卿对沈琼枝盛赞有加：“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511页。《儒林外史》的引文和清人评点，均引自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以下从略。]话音未落，衙吏带着江都县的缉捕文书上门了。杜少卿“吓了一跳”，因进退两难而暗自踌躇：（她）“此刻却在我家。我家与他拿了去，就像是我家指使的；传到扬州去，又像我家藏留他。他逃不逃走都不要紧，这个倒有些不妥。”他先拿银子打发差人回府，然后请沈琼枝返回自己的住处，等待官府处置。他称了四两银子封做程仪，又取了自己的一本诗集的刻本，一并交给沈琼枝，并且说：“武先生还有一首诗奉赠，等他写完。”黄小田评曰：“赠诗非俗套，正为写琼枝得以开脱也。”果然，当地知县得知“他也和本地名士唱和”，便不再与她为难了，并且还写了一封信，嘱咐江都知县“开释此女，断还伊父，另行择婿。”

 

与《儒林外史》的叙述形成对照，宁楷《避雨》诗写自己避雨文木山房时，“忽遇闺中负气郎，自言不是梁州妓。”[ 宁楷《避雨文木山房赠茸城女子歌》，《修洁堂初稿》卷八，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他语焉不详，致使这一场景显得过于蹊跷，仿佛茸城女子不请自来，自告身世。真相如何已无从得知，但在宁楷的笔下，他与茸城女的初次相遇纯系偶然。吴敬梓的《茸城女》曰：“商人捕逋妾，囚系同禁锢。板桥香雾浓，人指茸城寓。”[ 吴敬梓《后新乐府并序》，严长明《八表停云集》卷二，清抄本，1762年自序，现藏浙江图书馆。]则暗示张宛玉是在沈珠树的居所与嫂子一起被衙吏缉捕入狱的，与他的文木山房无关。如果放在《儒林外史》提供的语境中来看，宁楷的《避雨》诗就不只是写给沈珠树读的，还预期了包括地方官在内的文人读者，而赠送的行为又赋予了赠送对象本人原不具备的身份与社会关系。《儒林外史》写武书赠诗，正是小说文本与副文本交接关联的临界瞬间，提示了从小说文本进入副文本阅读的契机与可能性。

 

《儒林外史》提供了文人生活的写照，因此处处离不开文本乃至书籍的写作、阅读、刊刻和流通。许多人物的出场和彼此邂逅都定格在阅读的片刻上，而且什么样的人读什么样的书，书籍与人物形成了相互构造、相互定义的关系。小说对各类书籍或文本都做了详略不同的描述，从占封面的竞争到书籍的评点和销售，不一而足，开启了从小说研究进入书籍史、出版史和阅读史的大门。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泰伯祭礼的仪注单，小说写了从草拟、讨论到祭礼结束后，将它张贴在泰伯祠正殿一楼的墙壁上，以及许多年后，凭吊泰伯祠的王玉辉与邓质夫“将袖子拂去灰尘看了”的阅读场面。而第三十七回的泰伯礼又正是根据仪注的格式写成的。但《儒林外史》通常很少引用它涉及的书籍或文本，留下了从文内之文或书内之书向文外之文或书外之书延伸的指向，也暗示了延伸性阅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正是为什么副文本阅读对于理解《儒林外史》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吴敬梓的至交程廷祚曾就茸城女子一事，与他通信辩驳，今仅存他的第二封信。程廷祚对吴敬梓的态度与处置此事的方式深感不安，在读到他的回信后，再次表达了自己对茸城女子前后行为的怀疑和否定。他还指责吴敬梓“有矜奇好异之心”，却没有给她正当的引导，“令其翻然改悔，归而谋诸父母之党，择盛德之士而事之。”[ 程廷祚《与吴敏轩书》，《清溪集》，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376页。]但小说的读者通常会站在吴敬梓的立场上来读沈琼枝的情节。杜少卿对沈琼枝的赞美让他们确信，他的话代表了吴敬梓的看法。

 

但是对于阅读《儒林外史》来说，程廷祚的《与吴敏轩书》却至关重要。吴敬梓在小说中让杜少卿给予了沈琼枝极高的评价，却没有回避她“窃赀以逃”的行径。相反，他正面写到了这一事件，甚至将“追者在户”设置在杜少卿的住处。他还通过迟衡山之口对沈琼枝的身份和所作所为表示怀疑：“南京城里是何等地方！四方的名士还数不清，还那个去求妇女们的诗文？这个明明借此勾引人。”而迟衡山的原型正是程廷祚。也就是说，吴敬梓在小说中偏偏通过叙述描写和其他人物之口来体现程廷祚的负面意见，而将他本人的化身杜少卿陷于尴尬境地，仿佛有意跟自己过不去。这里最重要的并非作者的意图是什么，而是《儒林外史》创造了一个多声部的叙述情境，无论作者本人有何高见，充其量也不过是众多声音中的一种，而且未必占据上风。这正是《儒林外史》小说叙述的一个高明之处。

 

事实上，通过小说来落实作者意图的做法本身就很成问题。哪怕是作者声明或作者自述也未必能在小说叙述中得到兑现，更何况所谓作者意图又并非总是单一的、不变的，更不可能一言以蔽之。吴敬梓在《茸城女》一诗中说她“踪迹信可疑”，可知他的看法有些暧昧，至少不像杜少卿那么简单，因此不能在杜少卿与吴敬梓之间划等号。吴敬梓对沈珠树表示同情，但从《后新乐府》的序来看，其诗沿袭新乐府的美刺传统，有感于时下“不合于礼义”的现象而发。也就是将茸城女在良人死后流落南京当作社会问题而加以评论，并希望引起官府的重视。

 

显然，这些讨论并非完全外在于《儒林外史》。程廷祚所表达的意见体现在小说叙述的诸多方面，包括当地知县对沈琼枝一案的处置。他在信中评价茸城女子一事曰：“庸夫之所惊疑，达士之所快心也。”杜少卿自然是达士，以此为快心之举，可一旦得知差人前来拿人，仍不免吓了一跳，而娘子听了，也“吃了一惊”。张文虎天二评曰：“又是权勿用故事。”回到小说的上下文，这似乎正是权勿用在娄氏兄弟的宴会上被差人带走一幕的重演。两位礼贤下士的公子从此杜门谢客，意兴阑珊。庄绍光在湖心岛上招待卢信侯，结果他的客人因私藏禁书而被官府通缉，印证了小说中不断重现的叙述模式。

 

《儒林外史》与上述副文本一样，都是通过对同一个公共事件的描述和评论而对其做出回应，并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一场对话。南京的文人对沈琼枝有不同的猜测，见于武书对杜少卿说的这一段话：

 

我看这个女人实有些奇。若说他是邪货，他却不带淫气；若是说他是人家遣出来的婢妾，他却又不带贱气。看他虽是个女流，倒有许多豪侠的光景。他那般轻倩的装饰，虽则觉得柔媚，只一双手却像讲究勾、搬、冲的。论此时的风气，也未必有车中女子同那红线一流人。却怕是负气斗狠，逃了出来的。

 

武书自诩眼力不错，以“负气斗狠”为沈琼枝下断语，这与杜少卿的看法大相径庭。有趣的是，这段话揭示了一个推理揣度而又不断自我否定的观察与思考过程。在男性文人眼里，沈琼枝始终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他者。武书的话也无妨视为作者自问：若把她写成了一个会拳脚的车中女子和红线一流的侠女，今天还有人信吗？同样的想法也见于程廷祚的信中：“将为红拂之投药师，文君之奔相如乎？而今皆无其人矣。”然而在沈琼枝退场的一幕中，吴敬梓又的确这样写了。包括程廷祚的书信和吴敬梓的《茸城女》在内的《儒林外史》副文本让我们知道茸城女子是如何被众说纷纭的舆论所构造出来的。吴敬梓以小说的形式参与并且回应了这一场公共讨论。他囊括众议，并且最终诉诸唐人侠女小说的先例，通过文人的书写传统来理解自己笔下的沈琼枝。

 

由上可见，小说文本与副文本互动的临界状态展现了多重解释的潜力，尤其有助于理解《儒林外史》的反讽艺术与多声部叙述。我接下来以牛布衣的情节为例，进一步探讨《儒林外史》副文本阅读的目的与方法。

 

吴敬梓在小说的第二十回写到一位人物，自称：“贱姓牛，草字布衣。”从姓字来看，当出自吴敬梓的好友朱卉，字草衣。朱草衣与吴敬梓相与甚笃，有《草衣山人集》传世。他在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中频频露面，方志、笔记和袁枚的《随园诗话》偶有记载，清人的《儒林外史》评点也不时提及。这些文字构成了《儒林外史》有关部分的副文本。牛布衣在第七回首次露面，当时是山东学道范进的幕客，第十回拜见蘧公孙，两回后参与了娄三、娄四公子的莺脰湖胜会。虽然朱草衣死在吴敬梓身后，但小说却在第二十回就让他死在了芜湖的甘露庵中。而朱草衣正是芜湖人，年少时孤苦无托，“乃依吉祥寺僧”。[吕燕昭修，姚鼐纂《重刊江宁府志》卷四二，清嘉庆十六年修光绪六年刊本。又见清人张文虎《儒林外史》第二十回评。]叶楚炎据《大般涅槃经》“无量，亦名涅槃……亦名甘露，亦名吉祥”，认为此处甘露庵即吉祥寺，可备一说。[叶楚炎《〈儒林外史〉牛浦郎原型人物考辨》，《国学学刊》2021年第2期（待刊）。]不过，吉祥寺为芜湖第一大佛寺，而小说中的甘露庵则是“浮桥口一个小庵”，不见经传，疑为虚设之词。牛布衣死在子虚乌有的寺庙中，或许暗示了这一情节的虚构性。但吴敬梓接下来笔锋一转，离甘露寺不远处，果然出现了那座吉祥寺！

 

带我们去吉祥寺的不是别人，正是牛浦郎：他盗窃了牛布衣临终前托付给老和尚的诗稿，决定“我从今就号做牛布衣！”他去吉祥寺是为了找郭铁笔为他刻两方图章，而这一叙述设计的目的，正是为了让牛浦郎回到朱草衣的早年托身之地，然后通过图章来验名正身，在那里正式启动他的牛布衣后传。冒充牛布衣的牛浦郎，在他死后四处招摇撞骗，被吴敬梓写成了一个另类的朱草衣，并且从他的少年时代重新开始。

 

吴敬梓在此似乎用了障眼法，暗影朱草衣的姓字出身，却是为了讲一个牛浦郎冒名顶替，外出打秋风的行骗故事。以朱草衣为原型的牛布衣提早退场了，但牛浦郎盗用牛布衣的姓字，大张旗鼓地演绎了一个另类叙述，仿佛是对朱草衣的公然戏仿。但这一读法又未免言之过早，叶楚炎的考证表明，牛浦郎的故事也多处采自朱草衣的生平事迹。除了冒名行骗之外，牛浦郎的身世经历看上去比牛布衣还更接近朱草衣。[同上。]吴敬梓这一番移花接木的做法，令人真假难辨，不知意欲何为。从牛布衣到牛浦郎，吴敬梓可谓分身有术，把朱草衣分成了两个人的故事来讲。不过严格说来，他们与朱草衣并不能等而视之。如前所述，我们无法在小说人物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个人之间去做比较分析。二牛与朱草衣之间的差异既发生在小说与诗歌之间，也发生在小说与诗歌所呈现的世界之间。我们对朱草衣的了解主要来自诗作。吴敬梓与朱草衣彼此诗词唱和，相处甚欢。吴敬梓作诗为朱草衣祝寿，并延续了古典诗歌的传统主题与题材，感叹他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可是一旦写起小说来，吴敬梓便换了一副眼光而别有所见。他不仅摆脱了诗歌赠答的社交惯例与题材套路，而且反过来把诗歌的题材套路与唱和赠答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变成了小说描写的对象。在他的手里，《儒林外史》获得了一个犀利的反讽视野，因此借着牛浦郎这一人物，写出了朱草衣现象中发人深省之处。这一现象大于朱草衣，也大于任何具体的个人。

 

朱草衣以布衣、山人闻名，诗作也颇受赏识。吴敬梓在小说中写牛布衣死前嘱咐老和尚在棺柩上题写“大明布衣牛先生之柩”，而袁枚在朱草衣辞世时，在他的墓碑上赫然写下了“大清故诗人朱草衣先生之墓”，对照来读，如相应答。[ 袁枚《随园诗话》 （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页。]朱草衣出身贫寒，却“睥睨时贵”。[梁启让修、陈春华纂《芜湖县志》，卷十五，转引自叶楚炎，见注17。]如此清高的姿态反而让他倍受热捧，达官贵人争相造门拜访，并广设雅集，邀他回访，与之唱和赠答而不自休，以至于“人莫不欲见朱草衣，得朱草衣书题为光。”[马阳序，朱卉《草衣山人集》卷首。同上。]而朱草衣似乎也应对自如，乐此不疲。这在牛布衣对甘露僧的临终托嘱中听到了回响：“这两本是我生平所做的诗，虽没有甚么好，却是一生相与的人都在上面，我舍不得湮没了，也交与老师父。有幸遇着个后来的人才替我流传了，我死也瞑目！”这一遗愿很快就实现了，“后来的人才”便是牛浦郎，果然后继有人，甚至冒充牛布衣的姓字，“替我流传了”。牛浦郎窃得牛布衣的诗稿，打开一看，皆为与达官贵人的唱和赠答之作:“这相国、督学、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马、明府，都是而今的现任老爷们的称呼，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牛浦郎从未见过牛布衣，但一读之下，顿时明白了他作诗的用心。清人张文虎评曰：“原来做诗是记他人名姓。”清人黄小田评曰：“'舍不得湮没’者，不过相与大老，此作诗之意也。”诗歌唱和赠答所营造的文本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吴敬梓在此写了一个几近荒诞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牛浦郎假冒牛布衣之名继续与名人交往，究竟会发生什么。这个故事中真正起作用的并非牛浦郎，甚至也不是牛布衣，而是牛布衣通过诗作而建构的社交关系，因为归根结底，正是这一社交关系在不断地自我复制、自我衍生。

 

小说接下来写道，假牛布衣住在寺中，便有慕名而来的过路举人求见，并且允诺一旦赴任县令，“便可奉迎先生到署，早晚请教。”这是一个没有牛布衣的牛布衣故事，其中令人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牛布衣个人，而是驱动并促成了他这类人物的社会文化资源，是诗歌的社交功能与实用效果。正是诗歌交往为草野诗人在科举仕途之外，打开了跻身精英的方便之门。通过近距离的细致描述，吴敬梓揭示了以诗歌为标志的文化资本在官场和文人精英圈中是如何运作，并产生效应的。这对于我们理解《儒林外史》和它所属的时代，都大有益处。

 

事实上，直至1757年，也就是吴敬梓去世后三年，诗歌才被引入会试，两年后乡试也恢复了诗歌一项。尽管此前并非科举考试的科目，诗歌的影响力却没有因此削弱。《儒林外史》以匡超人和牛浦郎为主角的十回告诉我们，以清高自诩的诗人们不失时机地利用诗歌来结交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以此为自己创造了另类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空间。对于文人及其人生选择来说，科举绝非唯一的因素。科举无诗一项，并没有妨碍那些自封的诗人像举子一样堕落，一个全面崩溃的时代很少留下无辜的幸存者。不难看到，《儒林外史》的社会批评具有宏大的整体视野，绝不限于楔子中对八股取士的抨击而已。

 

《儒林外史》一再写到诗歌雅集与诗人的唱和赠答，但除了开头和结尾引用了两首作者本人的词作之外，自始自终都没有全文征引过任何诗词作品。吴敬梓提到牛布衣的诗稿时，只是从牛浦郎的眼里读到了《怀督学周大人》《与鲁太史话别》《寄怀王观察》之类的诗题。对此可以有两种读法，一是从小说的上下文读出叙述者皮里阳秋的春秋笔法。牛布衣诗稿中有一首题为《娄公子携游莺脰湖分韵，兼呈令兄通政》，作于小说第二十一回娄三、娄四兄弟操办的莺脰湖胜会，其中提到：“当下牛布衣吟诗”。但在吴敬梓的笔下，莺脰湖聚会被写成了一出闹剧，而且莺脰湖的诗作也变为众说纷纭的话题，以至于有人宣称莺脰湖之会“并不曾有人作诗”。[详见《儒林外史》第五十四回陈和甫与丁言志就一本莺脰湖诗集所发生的辩论。]牛布衣的诗究竟如何，或许不难想见，但吴敬梓虚位以待，毕竟吊足了读者的胃口。而这恰好是副文本大显身手之处，提示了阅读朱草衣诗集的一个切入口，并在那些熟悉的诗题之下，读出托辞、客套、难言的隐衷和以诗为名义达成的交换。[朱卉《草衣山人集》，清乾隆刻本，现藏浙江图书馆。]这是对牛布衣的另一种读法。不仅如此，顺着朱草衣诗集一路读下去，还可以不时回到《儒林外史》，因为与他唱和赠答者不乏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如商盘（向鼎的人物原型）、吴檠（杜慎卿）、李勉（季苇萧）、涂逢豫（余夔）和姚莹（赵雪斋）等等，且不说名声显赫的袁枚了。吴敬梓把他的社交圈子和盘托出，并将自己的小说文本植入了同时代文人书写的丰富脉络之中，从而在《儒林外史》五十六回的篇幅之外，为它创造了一个广阔的衍生空间与延伸阅读的可能性。

 

作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小说，《儒林外史》对文人的生活世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渗透力。吴敬梓为他们的日常交往应酬提供了一个小说镜像，以至于令人感到无往而不在读《儒林外史》。卧闲草堂评本第三回的回末评曰：

 

余友云：“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如此铸鼎像物，魑魅魍魉，毛发毕现。

 

刘咸炘提到清人沈文肃（葆桢）和张文虎（啸山）好读《儒林外史》：

 

文肃善判事，论者以为是书之助；啸山好坐茶寮，人或疑之，曰：“吾温《儒林外史》也。”[ 刘咸炘《小说裁论》，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第291-294页。]

 

《儒林外史》变成了文人观察和理解周围世界的一个参照文本，也因此介入了文人的生活。它带来了一种眼光和方法，让他们从习以为常的现象中读出反讽，别有会心。这样一种眼光和方法也同样照亮了文字的世界，尤其是与《儒林外史》密切关联的副文本。吴敬梓教会了我们怎样去阅读，如何从文人唱和赠答的诗作中，洞烛幽微，读出背后的故事来。

 

强调小说文本与副文本的关联，并不意味着《儒林外史》无法作为单篇作品而独立存在。把小说当作一部自足自洽的作品来解读，与参照副文本并不矛盾，更不必在二者之间做舍此即彼的选择。相反，小说本身读得越熟，它的文本触角就越丰富、越敏感，与副文本之间也就越有可能相互生发映照。这是诠释《儒林外史》的一种方式，同时也可以借助这一方式进入对雍、乾时代的解读。副文本展开了一个与小说文本密切互动的场域，每一位在文本细读上训练有素的读者，都可以调动包括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在内的各种阐释范式，以其中的一个具体的词语、物体、比喻和叙述母题为切入口，对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和历史现象做出深入而广泛的考察。

 

总之，参照副文本或通过副文本的媒介来读《儒林外史》是一次双向旅行，一方面有助于接近作者和他同时代读者的接受视野，从而揭示《儒林外史》文本内部所隐含的一个意义层面；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儒林外史》来反观围绕着它而形成的副文本群，由此找到打开雍、乾时代这本大书的一种方式。

 

从《儒林外史》的叙述时间看古典长篇小说的转型

 

《儒林外史》的叙述时间问题久已引起学界的注意，而它的时间错误更是众说纷纭的话题，尽管这些错误往往不易察觉，似乎也没有对小说阅读造成明显障碍。那么，为什么要研究《儒林外史》的叙述时间问题，并在对错之间去较真呢？常见的一个回答是：这有助于我们鉴别小说的伪作部分。[ 章培恒《〈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第32-39页；。]但此说已难以成立，因为类似的问题也散见于小说的其他部分，无法归结到假想的伪作者头上。[李鹏飞《对〈儒林外史〉原貌问题的重新检讨——对萧云仙、汤镇台、郭孝子故事出自吴敬梓之手的进一步论证》，杜晓勤编《中国古典学》第一卷，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368-406页。]吴敬梓在小说时间上不乏计算，可毕竟偶尔照顾不周，而有些地方又未必能归于失误，因为他偶尔也对时间做出模糊处理，或者并不特别在意叙述时间是否统一。真正重要的并非作者意图，而在于小说的叙述效果及其成因。在我看来，小说叙述时间内部不一致之处，犹如文本的破绽或缺口，让我们窥见了小说的生成过程，以及小说叙述的内在机制，并进而去发现《儒林外史》叙述创新的奥秘。[商伟《〈儒林外史〉叙述形态考论》，《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第133-147页。]

 

不难看到，《儒林外史》的叙述时间问题，正是小说人物原型与副文本研究的逻辑延伸的结果。《儒林外史》的一个内在悖论在于，它借助明代的纪年框架来展开对当代文人生活的细腻描述。明代编年史是一个外在凭借，为此吴敬梓写到了前后七子和宁王之乱等明朝人物与事件，并且将小说的内容纳入由盛转衰的朝代史的叙述脉络中来呈现。这是一个回溯的时间视野，预设了王朝兴亡的历史解释。但小说的叙述却是以当代生活为依据的。尽管小说的明代纪年前后跨越一百三十余年，其中所描述的人物事件却主要取自作者1733年移居南京后的十多年的经历、观察和社会交往。因此，在《儒林外史》的写作中，吴敬梓需要同时处理这两种不同的时间，二者在长度上不成比例，在性质上也迥然有别：前者已经结束和完成，变成了绝对的过去，不可更改，并且蕴涵了预设的意义和价值判断。而后者仍在发生和展开当中，与个人的具体经验密不可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近距离的接触。同时，它也是开放的，没有预先完成的结局，因此具有不确定性和可变性。如何以小说叙述的形式来呈现当下经历的时间之流，并且把握其核心特质，这是吴敬梓面临的一个挑战。

 

与此相应，形成了《儒林外史》特殊的写作方式和写作过程。从小说的朝代纪年和出自《水浒传》的结构来看，《儒林外史》似乎是一部设计型的小说。但它又是在一个十多年的写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严格说来，它是一部生长型的小说。花十多年时间写一部长篇小说并不稀奇，问题正在于，吴敬梓着手写作时，他所依据的许多本事尚未发生，大量的人物原型直到后来才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例如在他1748年秋遇见沈珠树之前，小说第四十回关于沈琼枝的部分就无从谈起。在吴敬梓之前，的确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写过长篇小说：他一边写作，一边继续观察和思考，并且随时对小说的人物情节，甚至主题结构，做出改变和调整，而不是在构思完成和定型之后才下笔。《儒林外史》因此获得了生长型小说的特殊品质：随着小说的展开，我们看到了一个随时汲取当下事件，而又不断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的动态过程，看到了吴敬梓如何利用小说人物的不同视角和异质声音来反复重述、解释和评价同一个人物事件。这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是史无前例的，《儒林外史》之所以达到了空前的思想深度，与此密切相关。落实到小说的叙述时间上，我认为《儒林外史》相应地体现出两个新的特征：一是它围绕小说人物而产生了多元化的叙述时间，二是它时刻面对当下而形成了开放性的叙述时间。由此构成了吴敬梓小说叙述创新的一些核心特征。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在对叙述时间的处理上，都离不开史传和编年史这两种模式，或有所偏倚，或各自参半。而《儒林外史》往往被认为是将这两种模式结合起来的完美例证。吴敬梓在小说写作中的确借用了编年史的框架和史传的某些叙述技巧。但我想要指出的是，《儒林外史》对传统小说的一大突破，正在于它对这两个基本模式做出了回应，并有所背离。严格说来，它在价值取向和叙述方式上是反史传的，在叙述时间上也没有严格遵循编年史的规范。[ 商伟著，严蓓雯译《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第二部分《正史之外》，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79-228页。]史传时间和编年史时间体现为过去时态，是单一的、封闭的，不容协商和改变。首先，史传虽然从头讲述传主的一生，却是以他的死亡为前提的。传主属于绝对的、无法更改的过去，不再发展和变化。在史传写作开始之前，他的故事已经完成。其次，典型的史传从传主的出生写起，并在一个封闭的时间秩序中，将他的一生描述为某些内在德行或普遍品格逐渐呈现出来的过程，而尽量回避可能模糊或干扰这一叙述导向的其他视角和任何歧义。作为一个已经完成了的故事的一部分，史传中的每个瞬间都指向预定方向，而不具有其他可能性。史传作者务必掌控时间，将变动不居的时间之流凝固在预设的、具有高度同一性的叙述模式内，从而将每一次史传书写都变成具有规范性的和高度道德化的历史人物类型（如孝义、循吏、隐逸等）的自我再生产。与此相类似，帝王的本纪或王朝的编年史也在不断演绎朝代盛衰循环的宏大叙事，并且重述历史目的论的道德逻辑。

 

相比之下，《儒林外史》的叙述时间是多元的和开放的。在《儒林外史》中，只有楔子和第三十六回分别提供了王冕和虞育德小传，而他们是堪称例外的楷模人物。匡超人的故事在小说中占据了五个回目，开头读起来像是一篇孝子传，却没有结束在孝子传通常结束之处，而是向别的可能性开放，让我们看到匡超人成为“孝子”之后的蜕变，最终见证了孝子传的虚妄和破产。吴敬梓已不再通过史传的规范形式来理解这个人物了，而且事实上史传形式也不足以呈现他与时俱变、随波逐流的堕落过程。匡超人永远只活在当下，暴露在时间之流的腐蚀之下，任由自己被新的环境和正在交往的社会圈子所不断改造、重塑，在不同的阶段上变成另外一个人。这是一个乖巧的机会主义者，是一具没有灵魂和内在世界的躯壳。他可以轻易地摆脱自己的过去，轻装上路，毫不费力地适应任何外部环境，并且为了出人头地而不择手段。作为一个人物，他被抽空了本质，因此与具有本质主义倾向的史传叙述格格不入。其他的人物如权勿用的故事，也拒绝一锤定音的结论，而是终止在一个突变和逆转的瞬间上，并且在后来者的复述和评论中再一次发生翻转。《儒林外史》凸显了为史传叙述所排除的时间特质，展示了时间难以预测、更无法掌控的偶然性和多变性。更重要的是，时间并没有外在于人物而存在，而是被摄入人物内部，变成了定义他们自身存在的基本要素。因此，吴敬梓的小说人物叙述往往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而从未在史传的意义上真正完成和结束。

 

通篇来看，《儒林外史》也并非由一系列相对独立的短篇人物传记连缀而成。相反，其中一些人物贯穿了小说的多个章回：他们在淡出叙述焦点后仍旧徘徊不去或重新露面，即便退场了也没有销声匿迹，而往往在后来者的谈话中被不断提起。这些谈话的性质和功能各有不同，或重述前面的事件，并对同一事件给出不同的解释和评价，或更新关于他们当下的信息。可知这些人物尽管潜入背景，他们的故事却仍在继续，并且像过去一样不断变化，难以预料。这一做法让我们看到了小说叙述的人为性和偶然性：小说只能将个别事件纳入它的叙述视野，但叙述者不忘提醒读者，与此同时，其他的事件也正在发生。无论相关的人物是否在场，他们所参与的事件在一个共时的场域内彼此平行交错，构成了纷繁多变的人世万象。同时追逐众多人物的生活轨迹为小说叙述带来了新的难度，其结果之一是造成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多元化的叙述时间。

 

我将《儒林外史》的叙述时间定义为以人物为中心的叙述时间，因为它主要出自人物自述和对话，或暗含在小说叙述之中，而小说人物的自述时间本身并不具备权威性和唯一性。《儒林外史》叙述时间的这一特征与这部小说所呈现的“人物场域”或“人物领地”(character zone)的众声杂陈是相互一致的。也就是说，同一个人物或事件常常被诉诸不同的讲述和解释，却没有得到全知叙述者的确认。[商伟《〈儒林外史〉叙述形态考论》。]一旦小说人物之间发生频繁互动，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各自的自述时间究竟如何相互协调呢？所谓《儒林外史》的叙述时间错误，主要指小说人物的自述时间彼此不相吻合或失去了对称，因此大可不必在对错之间去做计较。

 

不仅如此，人物的自述时间与《儒林外史》预设的明代纪年框架也不时出现不相一致或彼此游离的情况。朝代的纪年框架是明确的、具有权威性的，但以此为依据来读《儒林外史》，我们会发现一些人物的生命被人为地延长或缩短了。或者就不得不承认，小说的朝代纪年失去了对小说叙述的绝对控制，而这在编年史的写作中是难以想象的。举例来看，第四十四回写汤镇台（汤奏）返乡，他的大哥汤奉此前已告老还乡，故此兄弟相聚。第四回进士出身的汤奉任高要县令，少说也有三十岁了。而从第四至四十四回的纪年跨度约在七十五至八十年之间，他至少已经一百多岁了。与此相似，马纯上早在第十五回中就感慨自己年纪大了，到了第四十九回被再次提及，至少又过了五十多年，他这时已活过了一个人的生命限度。甘露庵的老和尚在二十、二十一回露面时，便被众人称作“老师父”。等到他再度出现，已是第三十八回了，但他竟然从陕西只身入蜀。显然，作者再次犯了同样的毛病。此外，第二十四回写鲍文卿与向鼎道别，第二十五回二人重逢时，向鼎对鲍文卿说：“自同你分别后，不觉已是十余年了。”于是在两回之间出现了一个十余年的时间跳跃。可是小说对鲍文卿的生平叙述相对模糊，从他本人第二十四回出场自述来看，当时不过三十出头。但下一回他遇见倪老爹，已自称“如今我在下四十多岁。”一回之后，鲍文卿病逝，向鼎题写铭旌“皇明义民（享年五十有九）之柩”。但这三回的叙述完全看不出几近三十年的时间跨度。鲍文卿的义子鲍廷玺在第二十五回出场时十六岁，到这一回结束仍不过十七岁（此前说他十八岁了），至少在这一部分并没有与养父的年龄同步增长。总之，与这三位人物相关的叙述时间，包括他们的自述时间，都变得各行其是，彼此之间失去了统一性。唯一一次提到朝代纪年是第二十五回为鲍廷玺立过继文书，写上了“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而上一次提到朝代纪年是第二十回，即嘉靖九年（1530）。可见从第二十至二十五回，前后不过七年时间，这与小说人物的自述时间完全不成比例。显然，这一朝代纪年框架并没有起到支配和统一小说叙述时间的作用。吴敬梓在这五回中跟着不同人物的叙述走，以至于他们看上去都各自活在自己的时间表中。这固然可能是作者一时疏忽所致，但又有其势所必然的道理。简而言之，这正是《儒林外史》削弱传统叙述者的权威叙述，并展开人物领地的多元化叙述的必然产物。

 

导致上述情况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儒林外史》以人物为中心的多元性的叙述时间同时具有面对当下时刻的开放性特征。在这方面，吴敬梓有时走得很远。他甚至会根据人物原型的近况，对小说人物的叙述做出补充和更新。例如，第四十六回写杜少卿等人在南京为虞育德饯行，两回后杜少卿前往浙江拜访虞育德。这出自吴敬梓的亲身经历：他于1746年秋冬之际出席了为吴培源送行的筵集，又于1748或1749年远赴浙江遂安，造访时任县令吴培源。在第四十六回的同一次聚会上，汤镇台向杜少卿确认“令兄”铨选部郎一事。杜少卿的“令兄”杜慎卿以吴檠为人物原型，后者于1745年考取第二甲第十一名进士，出任刑部主事。可知这些事件发生后不久，就被吴敬梓及时地写进了小说。第四十九回万中书提起马纯上，说他被学道保题优行，进京去了。此事也的确出自冯粹中的经历，他于1752年进京参加北闱考试并一举成功。那时吴敬梓已经完成了《儒林外史》，但听说冯粹中入京后，又回头补上了一笔。[谈凤梁《〈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

 

如此形成的《儒林外史》叙述因此处于未完成状态，它的动力既出于小说内部，也来自小说之外。我曾经推测小说写到虞育德离开南京之前说自己“在南京做了六七年博士”等处，都是因为带入了人物原型时间，从而背离了小说的时间框架。第五十六回万历皇帝的祝文这样说到八股取士对人才的压抑：“后先相望，数十年来，愁城未破，泪海无涯。”这“数十年来”的说法与一百三十多年的小说纪年相去甚远，更不符合小说所理解的明代八股取士自洪武四年（1371）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二百四十五年的历史跨度。谈凤梁认为这表明小说的内部时间与外部时间发生了混淆，并且说只有吴敬梓才会这样写。[谈凤梁《〈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当属原作》。]的确，这一无心混淆再次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吴敬梓亲身经验的、并与他笔下的当代人物原型所共享的时间领域。他心系于此，念兹在兹，有时甚至呈现在潜意识中而未必自觉。由此涉及的问题并不仅限于小说叙述的技巧和方法，而包括新的小说叙述模式究竟怎样来认知和呈现开放性的当下时刻，以及小说家从传统的叙述模式中解放出来之后，如何面对现实、当下的经验和正在展开的、流动性的时间，并将其转化为思想和写作的资源与动力。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的标题下，对他当下面对的文人世界做出了深刻的观察反省与叙述呈现。他通过笔下的众多人物，将思想、学术、文学，以及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连为一体，完成了一个时代的全景写照。他凭借敏锐的触角与当时不同形式的文人书写建立关联，将小说叙述植入了副文本群的衍生脉络。正因为如此，吴敬梓重新改造了长篇小说的存在形态。《儒林外史》一方面紧密贴近并及时跟进当下的生活，另一方面又与当代文人的传闻和书写产生频繁复杂的交织与互动。在吴敬梓的手里，长篇小说经历了一次全面的文人化洗礼，又反过来为他观察、思考和呈现他的时代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方式。

 

原载：《文学遗产》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