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中条约和新政府的结构等问题——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要（1949 年 2 月 6 日）
关于外蒙古我向毛泽东传达了有关外蒙古和苏中条约电报的内容。 我说，外蒙古的领导人赞成中国所有蒙古地区与外蒙古联合，但是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因为这个计划意味着一系列地区要脱离中国，虽说这对苏联利益并不构成威胁。 我继续说，我们并不认为外蒙古为了中国某个组成部分的自治会放弃自己的独立。 毛泽东说，我们尊重外蒙古想成为主权国家的愿望，如果它不愿意与内蒙古联合，会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也不会反对。 毛泽东补充说，我们不赞成大汉族主义政策。 关于苏中条约关于苏中条约问题，我说，我们认为苏中关于旅顺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缔结条约的目的在于阻止国民党勾结日本、美国反对苏联和中国的解放运动。这个条约，我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的解放运动是很有利的，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因此，我继续说，苏联政府决定废除这个条约，一旦对日和约签署，马上就从旅顺撤出自己的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应立即撤军的话，苏联愿意这样做。关于中国东北铁路条约，我们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靠俄国的资金建成的。可能，我说，这个条约没有完全体现平等的原则。我们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同中国同志同志般地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个条约看作是不平等条约的评价使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非常意外，使他们坦称惊奇。 之后，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现在，不能从辽东撤军，不能撤离旅顺基地，我们这样只会帮助美国。 毛泽东说，苏联从辽东撤军这件事，他们将保守秘密，只有当他们粉碎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动员人民去没收国外资本的时候，只有在苏联的援助下，“我们可以管理自己”的时候，才会去重新研究这个条约。中国人民，毛泽东说，感谢苏联签订了这个条约。当我们壮大以后，“你们可以离开中国”，那时我们签订一个类似苏波条约的苏中互助条约。 随后毛泽东说，在确定中长铁路的资产归属问题上有些小问题，可以就地解决。例如，国民党部队夺走了中长铁路的部分企业，人民解放军来了以后又把这些企业归还给中长铁路。人民中有些传言，说过去国民党根据苏中条约夺走了这些企业，而人民解放军违背了条约，将这些企业交还给中长铁路。 毛泽东提出，要让高岗和 И.В.科瓦廖夫研究这个问题，然后报告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状况毛泽东说，我们承认伊斯兰民族，从不赞同国民党压迫中国伊斯兰民族的政策，因此我们认为，应该让他们在中国范围内实行自治。中国共有 3000 万伊斯兰教徒，主要居住在宁夏、青海、甘肃和西藏，语言是汉语，文字不同，经书是用阿拉伯文写的。个别少数民族居住在西康省，他们受到当地封建主的奴隶般的剥削。 我们准备给居住在中国西南部的西藏人民以自治权。少数民族中苗族居住在贵州和云南省，中国的地方当局与他们关系紧张。1934—1935 年间我军经过这些省份的时候，苗族支持我们。 我们认为，苗族应该在这些省政府有代表资格。 瑶族分散在广西和湖南，他们总是反抗汉族。 四川省 5000 万人口中有一些不大的民族群体，可以组成个别的民族县。 黎族居住在海南岛，人口大约 300—400 万。少数人还处在未开化阶段。 台湾岛的 600 万人口中只有几十万是当地的民族。 东北有 200 多万朝鲜族人。 西藏的问题很复杂。实质上西藏是英国的殖民地，只是在形式上归属中国。近来美国千方百计讨好西藏人民。 新疆约有 14 个民族，300 多万人。新疆有很大的战略意义，在经济上把我们和苏联联系在一起。按照我们的计划，我们将在 1951 年进驻新疆。 毛泽东回到西藏问题上说，当我们结束国内战争，着手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以后，当西藏人民感到我们不是用侵略来威胁他们，而是平等地对待他们的时候，我们将解决这一地区未来的命运。对待西藏我们应该谨慎耐心，要考虑到那里复杂、麻烦的宗教事务以及喇嘛教的势力。 在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方面，毛泽东说，我们要向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学习。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问题接着毛泽东转入叙述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问题。 他说，在中国的经济中工业占比 10%，有工业就意味着有民族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如果我们不注意到这一点，就会犯错误。 中国经济的其余 90%是个体农民经济，它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全中国农民人数 3.6 亿，农户有 9000 万，其中 67%是贫农户，解放区的农民得到了土地，他们受工人阶级领导。如果我们不发展工业，不供给农民工业品，我们就不能保证工人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领导。 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仅应该给农民土地，而且还要供应城市商品。最近 3 个月来，在这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开始抓城市的工作，抓工业的发展。我们毫不怀疑，苏联会在发展工业方面帮助我们，那时我们就可以给我们农村提供帮助了。 回到中国经济中工业比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这 10%里包括国家的垄断组织和私人资本，官僚资本占这 10%的最大部分，公路、矿山、航运等都被官僚资本控制。私人资本在这 10%中占的比例不大。我们对私营工业企业的政策不应该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以便不吓跑民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目前不会没收私人资本和私营企业。 我们是这样解释的，俄国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我们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便是在俄国，它在十月革命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只是在过了 12 年之后才开始消灭富农。而我们的情况不同，我们对国内的资产阶级要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我们不怕资本家，也不会迎合他们。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采用孙逸仙的口号：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要限制什么？要限制放高利贷的银行，限制不生产日用品的珠宝工厂和丝织工厂。应该给予矿山企业出口产品的机会，但条件是要由国家控制。市场上允许自由竞争，但不可以忽视国家的监督。例如，国家有许多粮食，它可以盘活市场为工农利益服务，这样的控制可以限制资本主义的膨胀。 在城市和农村应该鼓励发展合作社生产，不允许私人资本和地主过分剥削工人和雇农。在私营企业里资本家可以获得合法的利润，但同时也应该保护工人的权利。跟过去不同的是：允许资本家和工人有自己的组织，例如，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工会。在允许资本家从自己企业中获得合法利益的同时，应该调整这些企业的发展，使它有利于国家。要发展能使国家富强的工业部门。 毛泽东说，因此，在我们实行这样的经济政策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有别于苏联的经济，但我们也反对以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为样本。我们主张加强国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成分。国有经济按其性质来说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但我们不会大喊大叫，以免吓跑一些人。国有经济将变得强大，因为政权和军队都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这就是为什么国有经济在新中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因。 合作经济按其性质来说是半社会主义的，它建立在联合私人利益的基础上。现在我们还不能走集体农庄的道路，虽然许多人都想这样。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条件。 国家政权的结构在转入关于国家政权结构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不准备采用议会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有自己的军队。国民党将被击溃，其他小党在国内没有影响，因此就以另外一种方式提出了关于政权的结构问题。 它将不同于苏维埃。我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选举政府，在各级代表大会上选举村政府、区政府、县政府和省政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政府。 在各级省政府建立厅。东北将成立若干部，因为东北联合了 9 个省。中国将成立 9 个行政区，即： 1，东北局，中心在沈阳； 2，华北局，中心在北平； 3，华东局，中心在南京； 4，华中局，中心在汉口； 5，华南局，中心在广州； 6，西南局，中心在昆明； 7，川康局（四川西康），中心在成都； 8，西北局，中心在西安； 9，新疆局，中心在乌鲁木齐。 行政区不设部（除东北外）。 我们需要这样的结构，毛泽东说，目的是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不把一切都集中在中央政府身上。这种制度的益处还在于，与民主人士相比更能提高共产党员在当地的作用。华北政府已经组建，并将在其基础上筹建以北平为首都的中央政府。 在未来的政府中，看起来，共产党员和左翼民主人士将占据 2/3席位。从形式上看，共产党员占的席位不太多，但实际上他们将占多数席位，因为有些席位为隐蔽起来的共产党员所占据。政府中还会有右翼党派参加，但只是少数。 关于政府首脑中央政府的结构类似苏联政府。为首的是以主席为首的主席团，总理还没确定，但看来，毛泽东说，应该是周恩来。 至于自己，毛泽东说，他给自己留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以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参加政府。 主席团主席由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来担任。毛泽东说，她完全服从我们，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参加会谈的任弼时说，按他的意见，主席团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担任为好。周恩来支持这个意见，他说，孙逸仙的遗孀仍然会使他们感到不安，虽然她接近共产党，但从来没有泄漏过从他们那里了解的共产党的秘密，尤其当时是她把共产国际的钱款转交给中国共产党的。 周恩来说，如果毛泽东不当主席团的主席，人民会不理解。后来周恩来继续说，国民党对宋庆龄监视得很严，他担心她会被他们强行带走。周恩来最后说，不管怎样，如果宋庆龄当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应该当总理。 毛泽东继续说，主席团主席还有三个候选人：朱德、董必武和刘伯承。确定主席的问题要考虑国内外的形势。 新形势和干部问题谈及最近中国共产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毛泽东着重指出，这次会议将在如下条件下召开：国内战争尚未结束，进攻不能放松，蒋介石还有 100 万军队。 现在的局势不同了，虽然还不完全明朗，但需要我们做出估计。现在的新情况是，以前我们只掌握了长江以北的土地，我们首先占据的是农村，其次是城市，一般采用包围的战略，而现在随着我们越过长江，我们不得不夺取大城市。军事行动的规模明显扩大，我们将面对的工业问题增多，即上海、南京、芜湖、汉口和其他城市的经济问题。因此干部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尖锐。 现在我们培养的干部有 5.3 万名。干部的来源是我们的军队，复员军人将被派去担任城乡的领导工作。培养干部的工作委派给了康生。如果考虑到，在上海—南京战场上我们有 90 万人，武汉—广州战场上也有 90 万人，西安战场上有 30 万人，这么一大批经得起战争考验、受过政治训练的战士将成为我们紧缺干部的补充力量。 关于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此后毛泽东转入财政问题，他问，能否得到贷款和印刷纸币的纸张。他说他们的白银不超过 500 万美元，他们想在三年内得到总额为3 亿美元的白银（主要用于发行硬通货）、石油、原料、设备及其他的贷款。他们想从 1949 年起借贷这个数额，每年 1 亿美元。 谈到贷款，毛泽东说，3 亿美元是我们需要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借给我们这个数目，或者多一些，或者少一些。即使不借，我们也不会有什么怨言。 我们并不要求无偿援助，因为这样就是中国在剥削苏联。我们请求的是支付相应利息的贷款，这些款项中国将来能够支付。 这一点对中国的工人来说很重要，他们会知道，贷款是要归还苏联的。 毛泽东继续说，至今我们得到的武器是无偿的。但是我们清楚，生产武器需要苏联工人付出劳动，他们的劳动是应该补偿的。 我们需要的武器清单暂时不会扩大，用于目前作战的武器已经够用。但是还得说明，我们需要 3000 辆汽车和汽油。对这些以及所需的其他汽车和物资我们已经拟定了请求书，但不知道价格是多少，其总价是否包括在贷款中，用什么方式来偿还贷款，我们也不清楚。如果贷款解决得顺利的话，我们将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签订有关协议。 为处理贷款问题，我们还想派一个工作组到苏联了解苏联银行的工作。关于印刷纸币的纸张问题，我们需要 1 万吨纸。 中共中央 1949 年 2-3 月的计划此后毛泽东转入叙述中国共产党 1949 年 2-3 月的计划。 在这段时间要熟悉天津和北平的行政工作，对傅作义的部队进行改编，把领导机关迁往北平，召开中共中央全会（3 月份上半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开始工作，可能与国民党政府开始的谈判。尽管我们事先知道，我们提出的谈判条件，特别是关于战犯问题，他们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战犯名单中我们也将日本战犯列入其中。 计划还规定，4 月份上海—南京战场上 90 万大军转入进攻，夺取南京附近的一些城市。4 月份计划夺取南京，可能此时林彪的部队将到达汉口，并占领了它。那时陈毅的部队应该占领西安。3 月份召开妇女代表大会，4 月份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 关于青年运动毛泽东说，青年运动组织分为两个时期。首先，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然后建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其中包括各青年组织（大学生联盟、农民青年联盟等）。 我提出如下一个问题：上次会谈时他们同意菲利波夫关于青年工作，特别是组织类似中国少年爱国者联盟的广大青年联盟的意见，而现在在他们陈述的计划中，没有这样的组织，而是几个青年联盟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类型）、马克思主义青年联盟、基督教青年联盟、大学生联盟等组成的联合会。 在存在这样的组织的情况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的进步青年会被孤立，其他联盟仍然掌控在资产阶级政党手里，可能成为他们的后备队。 我问，他们是否考虑到各联盟成员的资格。 毛泽东回答说，将来他们准备取消基督教青年联盟，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青年组织联合会，大学生联盟保持独立。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周恩来和任弼时的支持。 我说，如何对待青年组织，他们当然看得比较清楚，但是我还是请他们好好考虑，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以便正确执行斯大林同志的建议。毛泽东和其他同志都同意这一看法。 会谈到此结束。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 第 1 卷第 44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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