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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关注普通人的喜与悲 歌剧是与社会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音乐形式，相较于抽象器乐作品，在戏剧互动中，歌剧能细致地展现不同角色。尽管歌剧中，夸张的唱词似乎显得脱离现实生活，但它的感染力直接来自音乐赋予角色的强烈情感，这也正是歌剧区别于话剧的最重要特征。从蒙特威尔第开始，歌剧的吸引力就在于它平衡外在互动（舞台上人物所处的戏剧性场景）和内在情感（集中体现于咏叹调的音乐中）之间的冲突。 从某种程度上说，歌剧所营造的高效紧张感带给西方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在现代人眼中，调和外在言行与内在思想情感的矛盾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然而通过歌剧，人们可以忧角色之所忧，乐角色之所乐，且不用承担任何现实后果……古典时期的歌剧是反映普通民众社会地位变化的重要媒介。在巴洛克时期，歌剧内容体现的只是帝王权威。例如，路易十四的宫廷歌剧中，所谓神话故事其实都来源于国王本人。但在18世纪，人们越来越关注普通人的喜与悲。事实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往往是喜剧情节的基础。由于观众来源于不同的阶层，舞台上的戏剧冲突往往显得更加尖锐。在剧院里，不同观众之间的区别只在于象征性的物理空间不同，即就坐于正厅、前座、后座、包厢还是环形阶梯座位的差别。 18世纪的社会变革也体现在两种主要类型的意大利歌剧发展历程中，即正歌剧的衰退与喜歌剧的兴起。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严肃和诙谐；还区别于前者取材于古代神话和英雄故事，后者则为当时的普通人，常常是仆人的日常生活。正歌剧代表的是巴洛克式悲剧的高峰，喜歌剧则更倾向于用本土化语言，以及更直接的表达方式。其大众化的特点既体现在主题选择上，也表现在风格演绎中。虽然喜歌剧的发展中心是那不勒斯，主要作曲家大多也是意大利人，如佩格莱西（Pergolesi）、加卢皮（Galuppi）、皮契尼（Piccinni）、契玛罗萨、帕伊西埃诺（Paisiello），但这种形式自诞生起就广受欢迎，迅速传遍欧洲。 喜歌剧基础情节一般都建立在高贵与平凡、上层与下层、严肃与诙谐、理想与世俗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上，喜剧效果也随之而来。其核心是对日常社会等级制度的叛逆，即仆人屡屡胜过主人、女性常常超越男性……如果在更严肃的背景下，这些都会是社会、政治禁忌，然而在喜歌剧中，反转情节却显得那么“理所应当”。 从音乐上看，喜歌剧的音乐风格更简单直接，这点与严肃的正歌剧截然不同：前者以舒缓节奏和简短的分节歌为主，后者则是巴洛克式的返始咏叹调和高度修饰性的抒情曲。喜歌剧的轻快风格常被用来表现出身高贵或自命不凡者，同时也便于戏仿。迅疾的节奏和变化正是喜歌剧迥异于四平八稳的正歌剧，且风靡欧洲的原因之一。 此外，喜歌剧的流行也依赖观众对剧情模式化的熟悉程度。18世纪的观众并不像今天这样正襟危坐欣赏歌剧。所谓模式化的角色和情景设定，比如位高权重的荒唐老头企图占有身份卑微的纯真少女，或者足智多谋的仆人将主人耍得团团转；讲述故事的常用音乐手法，即咏叹调和宣叙调的先后顺序；以及与角色类型相关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点——简单粗犷代表仆人，夸夸其谈代表老傻瓜，等等惯式不仅让复杂情节显得直观清晰，也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幽默源泉，因为剧作者可以通过反转、混合各种惯例来展现不同人物和情境。熟悉的角色设定和音乐技巧既是观众欣赏喜歌剧的乐趣之一，也为喜歌剧融入古典器乐传统提供了便利。 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歌剧之一。它代表了晚期喜歌剧的风格，比世纪初的作品要复杂精巧得多。这部作品根据博马舍（Beaumarchais)《费加罗三部曲》之一改编，因其情节政治敏感，在当时还面临审查风险。此外，三部曲的第一部《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后来由罗西尼改编成歌剧杰作。 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是一部关于阶级对立和贵族徘闻的政治喜剧，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动荡时期受到统治阶级批评和抵制，并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禁止在奥地利演出。但当莫扎特将其改编为歌剧后，其中的攻击性显得不再那么强烈，自然也就广受欢迎。当然，莫扎特时期的维也纳也已显露社会变革的迹象，封建贵族特权日益受到充满商业气息的资产阶级之挑战。日新月异的社会潮流也反映在莫扎特歌剧中，表现为外表即全部，且角色衣着、谈吐往往随着社会地位的提升而改变。 
通常而言，给歌剧演员改变身份的乔装手段只是一种喜剧桥段，但是莫扎特常用它来达到更深刻的寓意，即对不同身份和外在形象进行实验。歌剧世界源于现实又超脱于现实，正是人们为新的社会地位寻找身份认同感的绝佳场所。 编/茶茶斑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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