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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儿童图书节、IBBY和这本书的来历 黑马
国际儿童图书节！世界上果真有这样的节日吗？有，每年的４月２日——童话大师安徒生的生日那天就是。全世界爱读书的孩子们不仅有一个“六一”，还有一个“四二”，这个节日也是属于他们的。 可我们这样大一个国家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节日呢？翻翻我们的台历，每年４月２日都是一个空白，不仅没标明这一天是国际儿童图书节，甚至连安徒生的生日都没有标明。这真是太不应该了。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个国际青少年读物理事会（后来官方的译名为国际青少年图书联盟）和国际儿童图书节是在1980年代中期，但那是一次阴差阳错的机遇。话说1985年，我刚刚研究生毕业进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做翻译和编辑，突然听说要派我去澳大利亚开会，那个时候刚毕业就能坐飞机出国，这消息简直如同天上掉金子。领导对我说明原由：文化部图书馆局委托中青社派员参加将要在西澳大利亚佩斯召开的“国际青年图书局”的一次会议，用英语做一场题为《中国的青年文学》演讲。这对改革开放时期向世界介绍中国青年作家和作品无疑意义重大。本来是要派一位负责文学的领导前往，由我当翻译。但会议主办方只同意付一个人的旅费，翻译的费用须自理。1985年，我们都没有那种叫“外汇”的钱，越洋去澳大利亚的盘缠实在很贵，向国家申请要层层报批，公文旅行在时间上来不及。而且据说那时出国要提前一年报计划做预算，这种基层小单位临时出国的“用汇”全无可能。可敬的单位领导毅然决定放弃那个宝贵的出国机会，让我单独出国发表英文演讲并答疑。我拿到了会议通知，看到上面的那个“国际青年图书局”的英文名称是IBBY（International Board onBooks for Young People），猜想这个“局”定是联合国哪个“部”下属的机关。那个时代没有因特网，无从查起，时间紧迫，连忙大量阅读当时的文学评论和时下走红的文学作品，据此总结出1980年代中国青年文学创作的几大特色，写出中文稿获得通过，然后骑着自行车去团中央联络部驮来一架沉重的打字机打出英文稿，由单位领导请著名文化老人冯亦代先生定夺然后又请新华社的英文专家润色。我还记得那时冯亦代先生对我这趟美差赞不绝口，说我赶上了好时代，25岁小小年纪就能代表国家出去讲文学。我更觉得任重道远，拿着英文稿在集体宿舍同屋的人不在时一再高声诵读，直到几乎能背诵下来为止。 待我到达佩斯与主办人交流之后，我才明白那个“国际青年读书局”里的“青年”即young people的含义其实指的是少年与儿童，甚至更偏向儿童。大多数发言人的讲稿里都直接谈论的是“儿童文学”，名单里出现的全是世界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出版商。却原来我们的“青年文学”沿袭的是苏联传统，把“青年”定义为特殊的成年群体，青年文学其实属于成年文学，只不过是“青年写，写青年”的那部分成年文学，按照我们的标准，四十岁以下的作家都叫“青年作家”。而西方的“young people”绝非我们的“年轻人”这类社会主流，也没有“青年作家”这个专门的称呼，作家就是作家，只有“功成名就的作家”（established writer）和普通的“出过书的作者”（publishedauthor）之分，如果你很年轻，可以说你是个年轻的作家（youngwriter），但无论如何到四十岁是不能叫青年作家的；如果细分，还能分出一类“为儿童写作的作家”（writer for children），即我们的所谓儿童文学作家。 这意味着我精心准备的演讲文不对题！我那场演讲的主持人是莫多克大学的华裔教授梁先生，他对我的焦虑备加同情，主动向大会主席提出探讨了联合国宪章中关于“青年”的定义，那个定义确认25岁以下的人都归入青年行列。于是我的讲演中提到的那些“年轻的作家”写的青年题材小说特别是“知青文学”还是符合联合国宪章中对“青年”这个名词界定的，因此我的讲演题目“Literature for Youth in China”即“中国的青年文学”还是符合这次大会的宗旨的。事实证明，我的讲演结束后，与会者都自然地认可了“知青文学”与国际上的所谓“半成年人文学”（literature for young adults）大致可以“接轨”。但我心里明白，人们期待的还是《中国的儿童文学》这样的演讲。那个“国际青年读书局”更确切的翻译应该是“国际儿童读物理事会”，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它与中国接轨的组织应该是儿童出版社和“少儿读物委员会”之类。即使把半成年人纳入视野，也应该翻译成“国际青少年儿童读物理事会”才贴切(后来被官方翻译为“青少年图书联盟”)。 因了这次阴差阳错的接轨，我们与IBBY有了切实的联系，随之IBBY给当时中国的总理写信（其中一份抄件寄给了我，我上交给了国家出版局）向中国发出了加盟的邀请。1986年严文井和陈伯吹两位儿童文学名家同时赴日本东京出席第２０届IBBY大会（严是受组委会邀请的基调发言人，陈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出版局派我以翻译身份随团，亦负责照顾两位老先生的起居。在那次会议上，中国正式加入这个组织。我们置身于那个热烈、友好、人人返老还童的８００人海之中，感受到了IBBY这个儿童图书大家庭的和睦气氛。也就是为参加这次会议做准备时，我们才知道还有个国际儿童图书节。整整比别人晚了２０年。 面对国际青少年读物理事会秘书长琳娜·梅森（ＬｅｅｎａＭａｉｓｓｅｎ）热情提供的厚厚的一叠材料。翻开，读下去，我的心竟颤抖起来。国际青少年读物理事会决定每年的４月２日为国际儿童图书节，是在１９６６年，难怪我们多数人不知道这个节日啊。１９６６年，正是那场疯狂的大运动开始的时候。那年我６岁，被那一幕幕野蛮愚昧的场景惊呆了，经常钻到床下躲避“武斗”时的流弹子儿，那光景很像是打内战。日后我在我的小说《孽缘千里》中把那个曾经是枪林弹雨的故乡小城称作《圣经》中的所德姆城，它终因居民作恶多端而遭上帝毁灭。但儿时的我没听说过上帝和所德姆，只是祈祷“大救星”毛泽东了解那里的残暴，张开他的大手抓走那些恶人。从此以后的１０年，中国的孩子不再能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琳琅满目的书，大学不再招生，中小学一片混乱……多可怕的噩梦年月！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外部世界上有多少个孩子正是从这个书的节日得到重要的启蒙呢。 １９６６年做出决定后，从１９６７年开始，每年４月２日，也是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市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国际儿童书展开幕的日子。参加书展的各国作家和书商、教师、图书馆工作人员欢聚一堂，一边进行图书交易，一边庆祝儿童图书节。每二年一次的安徒生奖评选结果也在这一天正式向新闻界宣布。一位幸运的作家和画家成为大奖得主，他们的名字和作品就在这一天传遍全世界。可见４月２日这一天有多么重要。 为庆祝这个图书节，每年由一个ＩＢＢＹ会员国作发起和主办国，印刷精美的宣传品（一般是一张大幅的宣传画和一册由两种以上文字印成的图书节献辞），通过ＩＢＢＹ向全世界发行，广为张贴和宣传。主办国还可以举行庆祝活动。每一年图书节有一个主题，由主办国决定，并以这个主题为题目，由主办国一位著名作家写一篇献辞。往往这篇献辞本身就是一篇优美的寓言和童话故事，有永久的保留价值。如：１９６９年瑞典女作家林格伦的献辞题目是《披西班牙式黑斗篷的人》，意在启发儿童的想象力。１９９０年，加拿大女作家休斯的献辞题目为《路》。从题目可以见其独特亲切之处。 哪一年的４月２日，我们也隆重地庆祝国际儿童图书节？中国加入ＩＢＢＹ有很多年了，还有许多许多的人并不知道这一切。 哪一年我们中国也主办一次这个节日的庆祝活动？ 哪一年的节日献辞中也会有一页中文版？为什么至今还没有？ 让我们期待，让我们行动，让我们呼吁。我们有那么多的儿童文学作家，有那么多的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那么多……处在为儿童工作的岗位的工作者，他们总会给我们回声的吧。 后来我做了一段时间《书鸟》杂志的中国撰稿编辑，因此有机会不断地读到IBBY寄给我的资料包括世界著名作家为每年的图书节写的节日献辞。这些献辞一般都是用英、法、德、俄、西班牙和意大利文同时出版。没有中文。为此我感到心里不快。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不断地译几篇在儿童文学杂志上发表，让我们的小朋友和老师家长们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庆祝这个节日。 １９９０年我投稿给南京的《未来》丛刊，获得该刊主编邵平先生的首肯。为宣传这一节日和引导孩子走向书的世界，他慷慨地辟出版面来发表介绍这一节日的文章和１２篇献辞，这是中国儿童文学界首次集中发表世界著名作家致国际儿童图书节的献辞，是与国际青少年读物理事会（International Board on Books for Young People，简称ＩＢＢＹ）的一次重要交流活动。实在是为我国广大青少年和儿童文学工作者做的一件大好事。 《未来》杂志刊登了我的一部分译文后，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制作了特别节目广播了其中几篇，还特邀我录制了一段译者谈话。随后的1993年，湖南一家出版社决定把历年的图书节献辞和安徒生文学奖得主受奖演说辞合集出版，并邀请了能干的画家做漂亮的插图和装帧。中国在迎接世界，中国在走向世界。而这本书，则走在了世界的前头，成为历史上第一本这样的文集，而且是用中文出版（直到2002年为庆祝IBBY成立五十周年，才出版了一本儿童图书节献辞的英文文集，但不包括安徒生奖获奖作家受奖演说）。那本书以后又在武汉有过两次增补版。作为一个仍然童心未泯的成年人，作为一个女儿的父亲，能为这本书做翻译，是我的光荣和责任。这本书带着“芙蓉国”的花香和汉江的渔歌，走遍了中国，走进很多的家庭，成为小朋友和家长的好伙伴。 别忘了，这本书的作者来自几十个不同的国家，他们锦心绣口，用的是自己民族的语言。是一些不知名的人把它们译成了英语，我才能看懂并译成中国话。在此我要向那些英译者致以崇高的敬礼！
重新整理这些旧译和增加新的译文时，我突然意识到，有些作者在我多年前翻译他们的作品时他们还健在，而现在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我并没觉得他们离开了我们，读这些文字时，仍感觉是在和他们进行活生生的对话。我要感谢他们，他们的文字给了当时在文学的路上蹒跚学步的我多少灵感！ 还要感谢IBBY上一届秘书长Leena Maissen女士和新的一届IBBY负责人Elizabeth Page女士为我们提供的具体而实际的帮助，是她们为我们整理出了完整的英文稿件，不远万里寄来招贴画原件，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电子邮件。我在翻译书的过程中，时常想起瑞士巴塞尔莱茵河畔设在一套普通民房里的IBBY总部，朴素而杂乱，堆满了资料和书，我称之为“莱茵河畔小书屋”，那里每天只有一个秘书长和一个兼职秘书在辛勤地工作，可她们的劳动却造福着全世界的儿童。我是在1994年去欧洲出差时顺访那里的，如今一切还照旧吗？巴塞尔那些古老如童话的石子路小街还是那么神秘幽暗吗？那里你或许能遇上坐着飞毯、披着西班牙黑斗篷、拎着阿拉丁神灯照亮的哈里·波特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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