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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身体力行、因材施教、用礼乐陶冶人

 炫叶楓雪 2022-04-02

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作为一种经世致用的学问,必然决定了其教育方法和渠道的多样性。在儒释道传统三家学说中,儒家是典型的入世之学,从旨趣上说,它是要实现安伦尽分、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而从现实上说,其实现的直接方式还是使得学子入仕,在传统的官僚体系中得位,从而实现其政治理想。

因此,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脱离不开对现实的客观政治秩序,或伦理实体的直接接触、体验、总结和教学;另一方面,也脱离不开人们实际的生产和生活过程。

这决定了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性、生活指向性、伦理指向性和鲜活性等方面的特征,也决定了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必定采用身教示范、礼乐结合、化民成俗、环境熏陶、因材施教等多种以“化”为主的教育方法。

最为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论基础即其心性论,也决定了其教育方法必定以“化心”、“治心”为主。不论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人性论基础,还是其现实实现和理想旨趣,都决定了它是一种关于实践的学说。

就其起点来说,尽性和修身,仅有空悬的理论思考和想象是不够的,也是偏疏的,它需要从体验自身天性出发,做到诚或不欺本心,则必然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渗入和符合本心的规定。

就其扩展和最终实现来说,则必然涉及到如何将自身,和自身的行为融入家庭、国家等伦理实体中,也就必然涉及自身,如何处理与他人或其他团体的关系。这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践履过程。

因此,儒家教育必定会以先觉者或师者的言行,对受教育者做出示范和引导,以利于受教育者修剪掉自身不符合本心,和客观伦理规定的行为方式和习惯,从而完成教育。孔子在其整个学术理论和生活、教育实践中,都给予行最高度的重视。

例如,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即是强调,在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内,身体力行是保证教育效果的最有力保证。

这种倾向在后世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中,得到了一贯的重视,例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行为知之成的说法,清代王夫之行先知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论述,都是强调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身体力行、践履示范的教育方法。

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是提出天下大同、安伦尽分的社会理想,而且明确规定,这个愿景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缓慢的和渐进的“化”的过程。社会秩序作为一种实体性的伦理规范,并不是单个统治者或统治集团,能够以个人意志控制和形成的,它是一个不断熏陶的教养过程。

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也就是说教育民众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社会秩序,必定要经过学、经过漫长的教化过程。儒家很重视从儿童开始教育,即所谓蒙学,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讲求的是,通过逐渐的陶冶和教化,以达到移风易俗的显性效果。

顾名思义,因材施教就是根据不同受教育者的认知能力、志趣、天资等诸方面的不同,而施以不同的教学方式、内容的教育教学方法。就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内部而言,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主要还是在历代儒学学者对,自己弟子进行教育指导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大略属于私学的范围。

在特别是汉代以后的官办学校中,因学生数量较多,教学材料、教学情境较为固定,故而难以在生活情境中,根据学生的天资等因素进行针对性教育,较难体现因材施教的特色。

在儒家的开山孔子那里,仁是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如果说,仁是偏重于内、偏重于心性的本质的规定,那么礼和乐则是仁的外化表现。

发明心性本有之仁,就自然以礼乐的方式,陶冶和规范自己的言行,那么就可成人,也就是完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如果放在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旨趣,也就是安伦尽分、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上说,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实现理想的社会秩序,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礼乐的来源,符合社会的应有秩序。

众所周知,礼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伦理实体,尽管其具体内容可能随时代而变,但它本身却一直为儒家所重视,孟子、荀子,包括宋明儒家几乎都有对礼的讨论。乐,尽管表面上看来,在先秦之后儒学中,没有像礼那样得到一贯的重视,但实际上,它作为一种教化和培育性情的方法,很可能不言而喻地贯穿在后世儒家的教学实践中。

总而言之,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总是避免不了对礼乐的涉猎,甚至可以说,以礼乐来陶冶和教化人,以利于引导受教育者,更为正确和直接地发挥心性中固有的善,是儒家特色的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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