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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精讲17: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新用户49272060 2022-04-02

中国有一句古话,长兄如父。当父母都已离世,毛泽东就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他把大弟和二弟都带到了长沙,大弟毛泽民进入长沙第一师范,二弟毛泽覃去了一所中学,毛泽东还有一个过继来的妹妹叫毛泽建,在毛泽东父母去世后,毛泽建无奈只能回到亲生父母家,刚回家没多久,母亲就把她卖给邻村的一户人做童养媳。

1921春天,毛泽东回到韶山得知毛泽建的遭遇,付下双倍彩礼为她解除婚姻,之后把毛泽建送到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读书。这三个人后来在毛泽东的影响下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8年,24岁的毛泽建牺牲,她的遗书里这样写:

我将毙命,不足为奇。人世间的苦情已受尽,不堪再增加。现在各处均在反共,这就是我早就料到了的。革命轻易地成功,千万不要作这样的奢望。但是,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 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到那天,我们会在九泉下开欢庆会的。

1935年,毛泽覃在江西被国民党包围,为了掩护游击队员撤退,他跑到高山上向敌军扫射,英勇就义,去世时30岁。

1943年,毛泽民被国民党逮捕,9月27日遭到秘密杀害,时年47岁。

为什么要在开头讲这么沉重的事情,因为毛泽东传到了这一期,有一个里程碑事件,中国共产党成立。在这之前,无数中国人想要寻找救国之路,却四处碰壁,时刻受阻,终于,有一群志向相同的人穿过茫茫人海找到了彼此,从孤零零的一个人走入群体。

但是,这是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从前他们面临的是焦虑、愤怒、茫然,之后等待他们的,将是鲜血,将是不见天日的地下生活,和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就是许许多多共产党人的缩影。

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与何叔衡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此次出行的目的,是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一大。

他们走得很突然,没有告知太多人,何叔衡的同事谢觉哉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件事,他写:“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

谢觉哉后来解释,这五个圆圈代表“共产主义者”五个字,敏感的他察觉到这是一项不能被人发现的秘密行动,为了保密就用圆圈取代。这本日记据说保存在嘉兴的南湖革命纪念馆二楼,如果大家有机会参观,可以留意一下。

毛泽东何叔衡两个人,一路沿着夏季的湘江,经过洞庭,岳阳,沿长江顺流而下再往东走,两人到达上海时,已经是七月初。出席会议的12个代表有: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这时,由于北洋军阀长期拖欠公教人员的薪水,李大钊作为八所院校职工联谊会的主席,正组织高校开展索薪斗争,而陈独秀身为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忙着争取资金建设大学,很难抽出时间。因此,中共一大上,周佛海代表陈独秀小组,张国焘代表李大钊小组。1921年7月23日,会议正式开始。

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会议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纲,并且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会议还确定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要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在这次会议中,毛泽东没有过多发言,面对周围或者西装革履,或者身穿长袍,看起来都颇有城市气的代表们,毛泽东身上的乡土气显得格格不入。

张国焘把毛泽东描绘为:“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长衫,也脱不掉湖南人的土气。但他的常识相当的丰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

另一个早期共产党员写道:毛泽东“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我从他身上发现了乡村青年的质朴——他穿着一双破的布鞋子,一件粗布大褂,在上海滩上,这样的人很难见到的。但我也在他身上发现了名士派的气味。”

但接着他说,他的头发和老兵一样长,他的脸给人的感觉从来没有彻底清洗……所有人都把他看成一个怪人,开始叫他毛疯子。从高兴变成愤怒不需要理由,随口乱说话,跟每个人讨论自己烂熟于心的东西,讨论到要动起手来。

当然,我们需要说明的一个事情是,在回忆这次会面并对毛泽东作出评价时,很多人已经不是共产党员,而是毛泽东的敌人了。

12个代表里,王尽美1925年病逝,李汉俊和邓恩铭分别在1927年12月和1931年遇害。陈潭秋在1943年被新疆军阀杀害。何叔衡为了避免被捕跳崖自尽。李达1923年脱党,1949年重新入党,1966年被红卫兵揪斗致死。刘仁静1930年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1951年重新入党。张国焘1938年长征结束后脱党,加入国民党。陈公博因为与日本人合作在1946年被国民党枪毙。周佛海以叛国罪被国民党逮捕,1948年2月在南京监狱中自杀。

这些命运的多样性,连同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一起,可以看作1919年到1949年中国革命史的缩影。

关于“中共一大”的具体召开时间,曾经一度成谜,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上海的中央机关就被外国巡捕房破坏,“中共一大”的档案下落不明,很多年过去,曾经出席会议的代表有的去世,有的叛变,只剩下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人记得会议是7月份召开的,具体是哪一天很难想起来了,就干脆把7月的月首,也就是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日,七一建党节。

直到1956年,苏联共产党决定把中共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国,其中一份叫《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俄文版文件中,详细记载了“中共一大”召开的情形,1921年7月23日这个历史性的一天,才得以被世人知道。

除了毛泽东和其他代表们一些小的不合拍外,整个初期的共产党组织内部,存在着更大的分歧,也可以看作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两大创始人的分歧。分歧的根本在于,两个人对于工人和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有不同看法。

陈独秀赞同的是欧洲的马克思主义,重视工人力量,认为农民是落后且懒散的。他说:农民分散,力量不易集中,文化低落,生活欲望简朴,并且易倾向保守主义,这些环境因素使农民难以参加革命运动。

李大钊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对于乡村,对于底层人有天生的热爱,更赞同俄国式的革命,农民力量在他的革命构想中不可或缺。

他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总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农民依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当我们估计革命力量时,必须强调农民的重要的一部分。

尽管党组织更倾向并且支持了陈独秀的主张,但李大钊关于农民力量的思想深深影响着毛泽东,也影响了他今后的实践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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