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精讲17：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有一句古话，长兄如父。当父母都已离世，毛泽东就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他把大弟和二弟都带到了长沙，大弟毛泽民进入长沙第一师范，二弟毛泽覃去了一所中学，毛泽东还有一个过继来的妹妹叫毛泽建，在毛泽东父母去世后，毛泽建无奈只能回到亲生父母家，刚回家没多久，母亲就把她卖给邻村的一户人做童养媳。

1921春天，毛泽东回到韶山得知毛泽建的遭遇，付下双倍彩礼为她解除婚姻，之后把毛泽建送到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读书。这三个人后来在毛泽东的影响下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8年，24岁的毛泽建牺牲，她的遗书里这样写：

我将毙命，不足为奇。人世间的苦情已受尽，不堪再增加。现在各处均在反共，这就是我早就料到了的。革命轻易地成功，千万不要作这样的奢望。但是，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 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到那天，我们会在九泉下开欢庆会的。

1935年，毛泽覃在江西被国民党包围，为了掩护游击队员撤退，他跑到高山上向敌军扫射，英勇就义，去世时30岁。

1943年，毛泽民被国民党逮捕，9月27日遭到秘密杀害，时年47岁。

为什么要在开头讲这么沉重的事情，因为毛泽东传到了这一期，有一个里程碑事件，中国共产党成立。在这之前，无数中国人想要寻找救国之路，却四处碰壁，时刻受阻，终于，有一群志向相同的人穿过茫茫人海找到了彼此，从孤零零的一个人走入群体。

但是，这是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从前他们面临的是焦虑、愤怒、茫然，之后等待他们的，将是鲜血，将是不见天日的地下生活，和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就是许许多多共产党人的缩影。

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与何叔衡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此次出行的目的，是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一大。

他们走得很突然，没有告知太多人，何叔衡的同事谢觉哉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件事，他写：“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

谢觉哉后来解释，这五个圆圈代表“共产主义者”五个字，敏感的他察觉到这是一项不能被人发现的秘密行动，为了保密就用圆圈取代。这本日记据说保存在嘉兴的南湖革命纪念馆二楼，如果大家有机会参观，可以留意一下。

毛泽东何叔衡两个人，一路沿着夏季的湘江，经过洞庭，岳阳，沿长江顺流而下再往东走，两人到达上海时，已经是七月初。出席会议的12个代表有：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这时，由于北洋军阀长期拖欠公教人员的薪水，李大钊作为八所院校职工联谊会的主席，正组织高校开展索薪斗争，而陈独秀身为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忙着争取资金建设大学，很难抽出时间。因此，中共一大上，周佛海代表陈独秀小组，张国焘代表李大钊小组。1921年7月23日，会议正式开始。

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会议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纲，并且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会议还确定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要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在这次会议中，毛泽东没有过多发言，面对周围或者西装革履，或者身穿长袍，看起来都颇有城市气的代表们，毛泽东身上的乡土气显得格格不入。

张国焘把毛泽东描绘为：“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长衫，也脱不掉湖南人的土气。但他的常识相当的丰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

另一个早期共产党员写道：毛泽东“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我从他身上发现了乡村青年的质朴——他穿着一双破的布鞋子，一件粗布大褂，在上海滩上，这样的人很难见到的。但我也在他身上发现了名士派的气味。”

但接着他说，他的头发和老兵一样长，他的脸给人的感觉从来没有彻底清洗……所有人都把他看成一个怪人，开始叫他毛疯子。从高兴变成愤怒不需要理由，随口乱说话，跟每个人讨论自己烂熟于心的东西，讨论到要动起手来。

当然，我们需要说明的一个事情是，在回忆这次会面并对毛泽东作出评价时，很多人已经不是共产党员，而是毛泽东的敌人了。

12个代表里，王尽美1925年病逝，李汉俊和邓恩铭分别在1927年12月和1931年遇害。陈潭秋在1943年被新疆军阀杀害。何叔衡为了避免被捕跳崖自尽。李达1923年脱党，1949年重新入党，1966年被红卫兵揪斗致死。刘仁静1930年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1951年重新入党。张国焘1938年长征结束后脱党，加入国民党。陈公博因为与日本人合作在1946年被国民党枪毙。周佛海以叛国罪被国民党逮捕，1948年2月在南京监狱中自杀。

这些命运的多样性，连同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一起，可以看作1919年到1949年中国革命史的缩影。

关于“中共一大”的具体召开时间，曾经一度成谜，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上海的中央机关就被外国巡捕房破坏，“中共一大”的档案下落不明，很多年过去，曾经出席会议的代表有的去世，有的叛变，只剩下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人记得会议是7月份召开的，具体是哪一天很难想起来了，就干脆把7月的月首，也就是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日，七一建党节。

直到1956年，苏联共产党决定把中共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国，其中一份叫《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俄文版文件中，详细记载了“中共一大”召开的情形，1921年7月23日这个历史性的一天，才得以被世人知道。

除了毛泽东和其他代表们一些小的不合拍外，整个初期的共产党组织内部，存在着更大的分歧，也可以看作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两大创始人的分歧。分歧的根本在于，两个人对于工人和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有不同看法。

陈独秀赞同的是欧洲的马克思主义，重视工人力量，认为农民是落后且懒散的。他说：农民分散，力量不易集中，文化低落，生活欲望简朴，并且易倾向保守主义，这些环境因素使农民难以参加革命运动。

李大钊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对于乡村，对于底层人有天生的热爱，更赞同俄国式的革命，农民力量在他的革命构想中不可或缺。

他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总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农民依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当我们估计革命力量时，必须强调农民的重要的一部分。

尽管党组织更倾向并且支持了陈独秀的主张，但李大钊关于农民力量的思想深深影响着毛泽东，也影响了他今后的实践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