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让碑拓佳作重现华彩 民国海上再造名帖值得珍藏
老上海都知道，清末民初，当年的四马路（今福州路）望平街（今山东中路）一带，《时报》与《申报》《新闻报》的馆址一度相隔很近，形成三足鼎立。1904年前后，《时报》馆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底层右侧门挂出了“有正书局”的牌子，报馆开出了出版社，一时成为新闻。有正书局一开张，就定位于书画和中外名著的出版。而书画的出版要求必须是名作名帖，报馆主人兼书局的掌门人狄葆贤（狄平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做了两方面准备工作。一是广征珍藏品。除了倾尽祖上所有藏品之外，还在报馆三楼开出一层会客茶室，取名“昔楼”，当年的黄宾虹、吴昌硕、史量才等文化名流成为茶室的常客。狄平子邀请他们品赏藏品，切磋文化，再商议出版。由此，有正书局出版的“版源”，多数是书画的第一手孤本、珍品、绝版，出版时在版权页上署名收藏人。二是引进先进的印刷技术。18世纪中叶，德国人发明了一种用玻璃做底版，涂上感光液，利用照片底片在感光液中的色差原理制作印刷底版，使书画印刷效果几可似真。这项技术被称为“珂罗版”“玻璃版”。珂罗版技术先是传到日本和中国，到中国时在上海徐家汇教会地“土山湾”印制画稿。狄平子知道后，立即从日本招募技师，购买了机器。
▲有正书局出版的《西岳华山庙碑》 著名的汉碑《西岳华山庙碑》，刻于东汉延熹八年（165），碑立于陕西华阴西岳庙。碑文内容是帝王祭天地，求神庙保佑。碑的价值在于汉隶书法，历代书论家奉之为汉隶代表，布局疏密得体，字体方圆兼备，高雅脱俗。可惜，该碑明代嘉靖三十四年（1555）毁于关中大地震，只剩下几十块残片。因此，地震前的完整拓本成了珍品。民国初期，世上流传的《华山庙碑》拓本被考订为真品的只有四部。一是长恒本，为河北长恒王氏旧藏，后流存日本。二是华阴本，因经华阴王氏收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三是四明本，浙江人收藏，传在台湾。四是玲珑山本，清代马氏兄弟的别名，后流经广东顺德，现在香港中文大学。四本拓本各有所长，同为至宝，遗憾的是天各一方。有正书局于上世纪20年代起，广泛征集该碑的拓本或印本，选取上乘图片摄影留底，耗时近十年，得到“长恒、华阴、四明”本的大部资料。书局不惜工本，采用珂罗版技术出版三本合一的函套装《华山庙碑》。这本字帖属大开本精品，长宽39.5×28.5厘米，三本的总厚度达3厘米。最可贵的是，三本帖的正文拓面、附录题跋完整，而且印制得非常清晰，装帧得十分考究。纸张正文用厚白宣，内衬纸，拓文墨色纯正，纤毫毕露。题跋用淡黄色皮纸，字迹逼真。丝线线装，双角丝织包角，函套封象牙签，定价大洋二十元。 有正书局成立40多年，出版字画600多种，碑帖200多种，书画专辑38集，书籍300多种，至今还在书法美术收藏、拍卖市场流通。狄平子，1872年生，江苏溧阳人，家境殷实，善书画，曾参加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回国后与康梁意见不合，分手经营报业书业，抗战期间去世，书局也同期停业。珂罗版技术由于印数限制300至500本左右，发展不畅逐渐衰微，新中国成立初只有二三家小厂，五六个工人从业。现在上海仅留一二台机器，也只是怀旧的文物了。
上世纪90年代，在福州路福建中路附近的上海古籍书店三楼，挂出“艺苑真赏社”的牌子。这家停业40多年的老字号再次开张，引人注目了一阵，但只是经营书画，没有了原有的出版业务。而在当年，艺苑真赏社是一家名扬海内外的艺术出版机构，传世名刻《石鼓文》与其结缘，留下了一段珍闻。 艺苑真赏社，创办者秦文锦（1870-1938），江苏无锡人。祖先可追溯到宋代秦观。秦氏历代为官多人，是地方望族大户，家中富藏。秦文锦本人自幼接触喜好各朝书画碑帖，年轻时随国家驻日使节赴日本与同道交流，学到先进的书籍装帧和珂罗版印刷技术。回国后到上海，1904年在三马路（今汉口路）277号创办艺苑真赏社，专营书画碑帖出版。石鼓文，现存的中国最早石刻文字。从出土一刻开始就经历颠沛流离的命运，为躲战乱行程几万里，这十件鼓状石雕从京城到西北来回运送，最后落脚北京故宫时，字刻已经残损不全。字数由最初的700多个到当时的200多个。由此，石鼓文的早期拓本成了稀有之物。秦文锦的同乡，明代大收藏家安国，家中收藏10本石鼓文拓本，件件是宋明时期。可惜安国子孙多不成器，安国不敢传递给他们，只得秘藏于房梁中。安国去世后，子孙析分家产，拆下家里大院的天香楼，10件拓本重见天日，很快被一分而散。其中只有三本被同乡沈氏所得，其他均不见踪影。民国初，这三件拓本继续在无锡乡人之间流转，被取名“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最后到了秦文锦手里，他欣喜若狂，有“神物获得，垂诸百世”一说。
▲艺苑真赏社出版的郭沫若《石鼓文研究》 秦文锦首先抓紧把石鼓文三件名帖出版发行。用高级相机分别把三本拓本拍成照片，采用珂罗版技术，统一开本，统一封面装帧，秦文锦自己监督制版，题签名，作“读碑图”。每本帖封面都署名“明锡山安国十鼓斋藏本”。石鼓文这三种印本件件成了当时上海文人墨客的珍藏品。出版后，石鼓文拓本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日本财阀三井家族委托在华的河井荃庐找秦文锦商谈购买。秦文锦很谨慎，只把照片交给他。河井荃庐也很专业，怕买了赝品，先把照片带回日本交给社长三井高坚。三井为此事办了个小型展览请各路识者赏鉴。此时，郭沫若正好在日本，参观了展览，认定是真本。河井荃庐于是返回上海，再三求购，秦文锦终于同意了，三本拓本流入日本三井家族。二战期间，美军轰炸东京，河井荃庐家被炸，本人被炸死，拓本照片也毁失。而三件原拓本存在三井家地下室，幸免于难，现收藏于三井纪念美术馆，2006年，日方曾和上海合作，举办书法大展，拓本送来上海博物馆展出后又回到日本。近年来有人考证，从郭沫若的书中见到的照片，是唯一可见的出售前的原件照片，与三井收藏的原件比较还是有差异。推论：秦文锦售出的拓本可能不是原件。
民国23年（1934），上海的一家民族纺织厂三友实业社发行了一本字帖，《朱伯庐先生治家格言》（下简称朱家格言）。企业出版字帖，不多见，而且反传统用了中外文本，就更不多见了。 字帖正文34页，68面，加附录总计45页90面。宣纸石印，中有衬纸，线装厚重。帖名题词是大名鼎鼎的曾熙（1861—1930），生前任清廷兵部主事，湖南教育会会长。字帖的印行者即作品收藏人是朱弃尘。民国江宁（今南京）著名中医，不但行医施诊，还热心澄净社会风气，倡导教育治国。格言字帖第一部分是隶书，是书法家尹立勋作品，尹立勋（？—1940），福建人。书法大气浑厚，笔意沉郁，风骨超拔，尽隶书现代美感之极致。另一部分是篆书，作者是吴本善（1868—1921），吴湖帆生父，江苏苏州人。他的篆书字体规整长方，严谨肃穆，形势师承秦李斯篆法，点画用笔则取周石鼓文的凝重丰润。二部作品均有落款，写于丁巳（1917）。
▲三友实业社印行的《朱伯庐先生治家格言》 朱家格言字帖附录，可看点多多。一是吴本善篆字考证，说明有些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无据可查，只能替代，可见书者之严谨。二是编辑对治家格言逐条解释、详说如何理解。三是编辑对格言的注音，在当年颇有新意，意为书法不但可写还要可读。汉语注音，早在清代，国外来华的传教士即已尝试，多数用拉丁字母（即罗马字母，今英文字母）注音汉语方言。到了近代，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发起了“汉语注音”运动。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决定统一采用英文字母，这本字帖的格言用的便是这种注音。四是这本格言专请英文编辑，所有的格言全部翻译成英文。还写了一段英文的前言，讲此格言的来龙去脉及普及意义。文后还有特殊中文俗语的英文注释，如“尼姑、媒婆、易经、大学、春秋”等。 治家格言又称“家训”。这部家训作者朱伯庐（1627—1698）。江苏昆山人，一生不为官，长期居乡从事教育，手书编写教材，惠及四方，清灭明时，投河自尽。格言总计524个字，58条，内容有生活起居讲规律，勤俭持家重细节，待人接物有礼貌，处事生存感恩报，家事国事要敬畏等。全文近白话文，通俗易懂，简明概要，语句对仗工整，一些名句如“黎明即起”；“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流传甚广。清代之后，不少书法家和名人还纷纷执笔书作，朱家格言成为书法界的独特选题。其中有：清代书法家黄自元；晚清政治家李鸿章；颜真卿书体继承者、民国书法家华世奎；清代皇室后人、书画家傅儒；清末民国收藏家张伯英等都专门书写此格言。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有众多名家书家以此格言挥毫不止，留下精品，促进了格言的传播。 资料显示，三友实业社由陈万运、沈九成、沈启涌三人合办。主要产品是毛巾、被褥等。其“三角牌”毛巾驰名中外，红军长征时也使用过。抗战期间，日本占领者多次想收购、合作均被拒绝。该厂出版、印刷字帖、画册经常加入产品广告，而这本字帖名流汇集，品质较高，却未见广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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