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鹤滨是毛主席的第四位保健医生。 王鹤滨晚年著作过《走近伟人：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兼秘书的难忘回忆》一书，书中称自己是“毛主席的第三位保健医生”。 王鹤滨为什么认为自己是“毛主席的第三位保健医生”呢？ 他在书中说了，是傅连暲告诉他的。 傅连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创始人之一，是著名的医疗将军，开国中将。 老覃之前写过《红军战士“刘锡福”为保护毛主席的孩子，被敌人绑在树上烧死了？》一文，文中详细写了傅连暲和前妻刘赐福关爱和救护贺子珍和小毛毛母子的故事。 傅连暲和刘赐福一共生育有子女傅维莲、傅维清、傅维光、傅维康等四个子女。 长女傅维莲嫁的丈夫是傅连暲的得意弟子，同时也是毛主席身边的第一位保健医生，名叫陈炳辉。 可惜的是，傅维莲和丈夫陈炳辉在1934年4月被错杀了。 1934年10月，中央长军开始长征，傅连暲跟随大部队转移了；傅维清、傅维光、傅维康三人年纪尚幼，和母亲刘赐福留了下来。 后来，傅连暲以为刘赐福已经牺牲，就在宁夏的同心城另娶了陈真仁。 毛主席的第二个保健医生名叫周毅胜。 1943年秋，中央书记处搬到了延安的枣园，周毅胜当时协助傅连暲筹建了中央社会部卫生所（中央医务所)，被傅连暲派到了毛主席身边。  和周毅胜一起调到毛主席身边的还有3名护士和1名药剂师，以及医护警卫员钟福昌。 毛主席的第三个保健医生是在中央党校卫生科工作的任玉红。 任玉红毕业于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后来调至枣园中央机关医务室任医务室主任兼中央书记处保健医生，担任了毛主席的保健医生。 王鹤滨出生于1924年，河北白洋淀安新县的刘李庄镇北冯村人，毕业于晋察冀白求恩医校、延安中国医科大学。1949年8月，他才25岁，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罗道让的安排下，到了毛主席身边当保健医生。 傅连暲对他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还亲自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交给毛主席。 王鹤滨在毛主席身边一共工作了五年，和毛主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新中国初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机构尚未建全，医务人员也没有配备齐全，王鹤滨的工作非常繁忙，他不但要负担毛主席的保健工作，还要兼管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保健医生的职务。 和中央领导人在一起，王鹤滨感到无比的幸福。  这些领导人个个都是胸怀博大、待人宽厚、和善之人，他们有时候也开玩笑，但都非常尊重每一个人，没有丝毫领导人的架子。 但是，有一件小事，一直让王鹤滨耿耿于怀。 那就是周总理的鼻中膈左侧的黏膜上有一小块浅表性溃疡面，因为这个，他经常流鼻血。 周总理让王鹤滨给治一下。 王鹤滨年轻，还没有治过类似的病例，就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方法：用硝酸银对溃疡面进行腐蚀，以促进它的愈合。 王鹤滨把自己的办法跟周总理说了。 周总理微笑地鼓励说：“您是医生，听您的，不必征求我的意见。” 幸好，王鹤滨在寻找硝酸银时，傅连璋和金茂岳及时制止了。 许多年后，王鹤滨每回想此事，都会说：“我那时的业务水平不够，致使周总理一生都受这个小病困扰。现在想想，真难过。” 经过这件事，王鹤滨先后三次提出辞职，想前往苏联留学深造。 毛主席恋恋不舍，前面两次都以“我需要你在我身边工作”为由，积极挽留。 到了第三次，毛主席看到王鹤滨求学心切，这才勉强同意。 不过，他提出了一个要求：毕业了还要回到我身边工作。 即使这样，王鹤滨出发前，毛主席还是相当不舍，他问王鹤滨：“王医生，你这次出国学习了，计划去多久呢？” 王鹤滨说：“我要攻读博士，得用6年吧。” 毛主席听了，幽幽地说了一句“时间太长了”，就不再说话了。 王鹤滨明白了他的心思，像哄小孩子一样，说：“主席，我也舍不得你，我不攻读博士了，我报考研究生就行了，这样，时间短些，三年就可以回来了。” 王鹤滨是在1954年底前往苏联留学的，1958年5月，他就获得了苏联医学副博士的学位，时间刚好差不多3年。 王鹤滨一回到北京，就和将要在北京医学院毕业的爱人叶丹前往中南海看望毛主席。  毛主席高兴极了，盛情留他们夫妇在办公室南侧的过厅里共进午餐，要他讲讲在苏联的见闻。 王鹤滨也有很多话要对毛主席说。 离开毛主席后，他经常想念毛主席，追思和毛主席交往的一点一滴，再结合上他在苏联的一些观感，体会最深的就是苏联的干部和群众有很大的隔阂，缺乏新中国党群之间的鱼水情，甚至，苏联群众对他们的领导人非常不尊重。 他对毛主席说：“苏联人民对中国，对我们留学生都非常友好，也尊敬我们中国的领导人。却对他们的领导人不够尊重。主席，说起来你都不敢相信，苏联的大学生还给赫鲁晓夫起外号哩。” “哦？起外号？快跟我说说，起了什么外号？”毛主席饶有兴趣地问。 “玉米棒子！”  “为什么叫他玉米棒子？这其中有什么来历吗？” 王鹤滨笑了笑，说：“赫鲁晓夫去美国访问，看见美国盛产玉米，自以为找到了发展农业的捷径，回国后不结合本国实情，积极推广种植玉米。他也不想想，苏联的多数农业区气温偏低，无霜期短，天寒地冻，玉米的成活率很低。就算成活了，也成熟不了，只好做了青饲料，把农业弄得一团糟。所以，每当赫鲁晓夫发表广播演讲，大学生们就会语带讥讽地高呼：'天啊，玉米棒子又讲话了！’”  毛主席听得很专注，听他讲完了，撇了撇嘴，说：“他赫鲁晓夫也懂得搞生产？也就瞎指挥罢了，还有什么新闻呢？” 王鹤滨实事求是地说：“苏联的重工业发展很快，军事力量很强大，但是轻工业和农业没有得到重视。苏联人民非常喜欢我们的轻工业产品，比如毛衣、保温瓶等等。在苏联，贫富差距巨大，政府的高级官员有汽车，住房豪华，在风景区都有别墅；一般的工人、农民、基层职工，包括一般的工程师、医生，居住的条件很差。这么说吧，我曾经见过，一间只有四五十平方米的大房间里，就居住了三个家庭。里面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分居在房屋的三房角，只有临门的那个房角没有住，拥挤得让人喘不过气。因为这个，有一个女工人说赫鲁晓夫他们那些人是资产阶级。” 毛主席越听越奇，追问：“还有吗?” 王鹤滨说：“苏联党的组织生活很松散，只要党证不丢失，就是一名合格的党员了。苏联群众对苏联党的认同感很差，年轻人大多数不愿意入党。他们党员的组织生活就像是俱乐部一样，悠然自得，一团和气。” 毛主席像个听故事听入迷的小孩子，继续追问：“还有吗?” 王鹤滨说：“苏联人民很赞同我们的《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事业，我的同学为了这个，不断朝我竖起大拇指。” 毛主席叹息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是很固执的，中苏论战开始之后，我提醒他，请他退到幕后去，不要这样跟我们对着干，他就是不听！”  王鹤滨有所不知，早在这一年的4月18日，赫鲁晓夫曾授意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向我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在我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之事。对于这个，毛主席是非常抵触的。所以，毛主席这个时候正想多了解一些苏联国内群众对赫鲁晓夫的看法。 那一顿午饭，他们吃了很久，也谈了很多，直到陈伯达进来通过毛主席去开会才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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