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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思亲. 说说我的哥哥 文/清风徐徐 我哥哥名叫徐志强，生于1942年。在去年元宵节(2021年2月26日)那天离开了人世，去了天堂。哥哥一生没有传奇的经历，也没有什么动人的故事，只有一种不同于世俗、默守清贫与清高的意志。记得还在少年时期，有一天妈妈跟我讲起，在她生哥哥的前一刻，她梦见一只金鸭子慢慢向她游来，梦醒时哥哥就来了。妈妈把这个梦视为吉祥，嘱咐我：千万不能讲出去哟，不然哥哥就会有危险！为此，我将这个秘密保守了六七十年。
听妈妈讲，大约在哥哥三四岁时，有一次，不知他生了什么病，发烧昏迷，去上新街联合诊所和南岸区第二人民医院看了，都不见效，仍然在重度昏迷中，只还有一口微弱的气息了。爸爸妈妈把他停放在门口的一块木板上，守着他，伤心欲绝。过了一会儿，走来一个老太婆，大约五十多岁，见娃儿还有口气，问了病情，就开了几味草药，对妈妈说，如果病人吃了药松和了(病减轻了)，就去黄桷垭找她，并留下她的住址。那时(1950年代)，在上新街和下新街的岔路口有一个大草药铺，附近的人看病，大多是到上新街联合诊所和到这个草药铺抓药，从我家过去只需两三分钟。爸爸赶紧去抓了药来，熬了给哥哥喂了几次。其实他们也没报多大希望，只是在绝望中死马当活马医。没想到，真的发生了奇迹！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早上，记不清了)，哥哥醒了过来，竟然爬上桌子去抓饭吃！莫不是遇到神仙了吧？第二天，妈妈又去找那个老太婆开了两付药，哥哥服药后就完全好了。为此，我们拜那个老太婆为干外婆，叫她“陈嘎嘎”(重庆话外婆)。“陈嘎嘎”人长得很瘦小，是一个草药世家的后代，当时住在黄桷垭，为一个废弃的干部疗养院看门。后来我还到她的住处去耍过一次。在我的记忆中，疗养院离黄桷垭老街不远，在文峰山那个方向，建在一面山坡上，山上松柏成林，环境清幽，还有很多花卉，记得最清楚的是一种像蟹爪一样的黄色菊花。在今天看来，这座山峰是一个游览的好去处，但当时不时兴旅游，所以山上几乎没有游人。我在那儿住了一宿。晚上，“陈嘎嘎”的鼾声很大，让我想起了熊家婆的故事，骇得我一夜都没敢睡，第二天一大早就“逃”下了山。大约是在解放前夕或解放初期，我父亲帮人干了活没拿到工钱，后来家里快断炊了，迫于无奈，他决心去找老板要回拖欠的工钱。老板住在城里。那天，父亲带着哥哥，用身上仅有的1角钱买了两张船票(每张4分钱)，从望龙门过河去老板家。不料老板不在家，他们在那里守了一天也没等到老板回来，怎么办呢？两爷子饿了一天，连一口水都没喝，只得用早晨买船票剩下的两分钱去买了个锅魁(烧饼)，两人分着吃了。这时身上已无分文，怎么过河回家呢？父子俩走了很多路，去找到一个熟人借了一角钱，才过河回到了家。所以，哥哥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难。哥哥上小学时，有一次学校组织去城里的市少年宫参观，在交了8分过河钱后，妈妈又给了他两分钱，叫他买水喝。但他1分钱都没用，回家后把那两分线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妈妈。以后的几十年，即使便是老了以后生活条件好了，他都坚守着节俭的习惯。哥哥不但非常懂事，而且十分聪明。上学以后，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字也写得不错。9岁时，老师便让他为学校写标语。他很少讲话，不喜欢出头露面，也不愿当任何班干部和少先队干部，但在同学中却很有威信，也是老师的宠儿。有一次，我在灯泡厂旁边的小溪沟(就是从亭子山弯弯流下来的那条小溪)洗鞋子，哥哥的老师正好路过看见了，第二天她就在课堂上提起此事，大意是说我们家的家风好，xxx的妹妹这么小就为家里干活洗鞋子。那时我好像是在入学前后，不知哥哥的老師怎么认得我的。在家里，哥哥也是见事做事，扫地抹屋做饭，哪样都不比我们女娃儿差。因哥哥特别懂事，又品学兼优，所以他成了同学尊敬、老师喜欢、父母疼爱、邻居羡慕的乖娃儿。我和哥哥姐姐都是在三十九中读的初中。姐姐入学晚，和哥哥同一个年级。我进初中时，他俩出初中。姐姐学习成绩一般，但性格开朗，热心社会工作，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哥哥还是那样，不当任何干部，但学习成绩始终都非常优秀，用现在的话说，应该称得上是学校至少是班上的“学霸”了。除了学习优秀以外，他的字也写得很好。我看过他的学习笔记，学习笔记是快速书写，一般都比较潦草，但他的笔记一点都不潦草，倒像是整齐的行书。从他的笔记可看出，他在记笔记时是从容的。校长范洁芬老师对我们家一直都很关照，除了给我们三姊妹都申请了助学金外，还把家里的旧衣服拿来给我们穿。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母亲做的两双新鞋垫，针脚又细密又整齐，非常漂亮。我妈妈生小弟那天，我们家又断粮了。不知范校长是怎么知道的，学校正好在施工，她就叫我哥哥送了一挑炭灰过去，付给哥哥3角钱。我们用这钱买了3斤米(当时的米好像是8分钱1斤)，煮了沥米饭，给我妈妈蒸了点干饭，其余的人吃稀饭。哥哥参加工作以后，范校长还热心地给他介绍过一个女朋友，是他初中的同班同学，也是斑上女同学中的佼佼者。那个女生我见过，天生的卷发，眉清目秀，身材苗条，俩人不论外表还是气质都很般配，但是，由于双方都很矜持，谁都不好意思主动去找对方，所以后来不了了之了。范校长，中等身材，短头发，戴一副近视眼镜，标准的知识分子气质。她的善良以及对我们家的照顾，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哥哥在十五六岁时，只要有时间有机会，便会去一些建筑工地，像一个成年人那样干下力活，挣钱来贴补家用。礼拜天，我和哥哥姐姐都要去找活干。记得有一次挑砖，从前驱路挑到黄葛古道的半山坡，姐姐和哥哥挑16匹到20匹砖，我还不到10岁，就背四匹，每匹砖五斤重，一上午要搬几趟。除了下力挣钱以外，我们经常要去山上捞柴，割蕨芨草，捡枯树枝，晒干以后当柴烧，以省点柴火钱。每次上山，我和哥哥姐姐一人背一背篼。有一次在坐下歇气时，可能是又饿又累吧，哥哥竟靠着背篼睡着了。叫醒他以后，他嘱咐我和姐姐说，回去不要跟爸妈说哈。我们家的房子，本来是与五叔合买的一座楼房，叔叔一家住楼下，我们一家住楼上，共用一间厨房和堂屋，堂屋放了一张小床我哥哥睡。后来，政府说我们的房子是危房，必须拆除。拆除后，在原址盖了两间简陋的平房，就是用竹子编成墙敷上泥巴那种。楼房变成了平房，面积就小了一半，我们和五叔两家人各住一间，又各自隔成两个小间。我家就在后阳沟搭了个偏屋做厨房，五叔家与旁边的邻居之间有一条阳沟，他家就在阳沟上面搭了个棚子做厨房。我们家后阳沟的后面是一面很高的土坎，时间长了，厨房的油烟排不出去，我们就想把厨房搬出来。大门外有一块小小的坝子，但如果修了厨房，行人过路就不方便了。坝子外边是一个斜坡，如果要修厨房，只有把斜坡垫平。没有钱买建筑材料，我们就到处找别人不要的废料。还好，后来我去亭子山弯弯挑水时，发现在一个田坎边有一间废弃的破房子，还有一些残存的废砖。我高兴极了，赶紧和哥哥去把那些砖头拆了，挑了一些能用的，搬了几次才搬回来。又拆了几块基石分几次抬回来，用用来垫那个斜坡。就这样，我们自力更生，搭起了一个小小的简陋的厨房，其实就是几根砖头砌成的柱子顶着一个遮雨的天棚，没有墙壁。修这个厨房时，哥哥当泥水工，我打下手。因为正是暑假，天很热，哥哥干活时光着背，还长了不少痱子。哥哥因为成绩优秀，被学校保送进了重庆南岸的汪山中学读高中。但在读高二时，却因故中断了学业，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哥哥上高中是住读。那时正是灾荒年间。一个礼拜六，在离校回家的路上，他捞了一大背篼松毛，又摘了一网兜红苕尖，才下山回家。走到亭子山的尸房湾时，天快黑了，又下着小雨。从尸房湾下到亭子山弯弯，中间有一段坟山，全是荒草和坟头，山野空寂无人，不时发生一些怪叫声。哥哥非常害怕，但只能硬着头皮往家赶，到家时天已完全黑了。由于精神极度紧张，加上劳累，哥哥一到家就瘫倒了！之后，哥哥因病休学了。等养好病，如果复学，就会晚一年毕业。哥哥考虑到家里的困难，没回高中复学，而是去报考了一所中专。因为中专不要学费还管伙食，并可以早点工作挣钱。哥哥进中专读了不久，赶上了招兵。当时是在假期中，他没有收到入伍通知书，开学去学校报到才知道的。于是，哥哥进了部队。哥哥在部队上，因表现突出，年年都是“五好战士”。为了打发部队生活的枯燥寂寞，他经常写文章来消磨时间，结果有多篇文章在军报上发表了。那时部队的整体文化程度很低，包括一些军官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在今天看来，一个中专都没毕业的人算得了什么，但在当时就是矮子中的高人了。何况哥哥从小就有文学天赋，上学时写作文都是不打草稿的，边想边写，偶尔起来踱踱步，然后就一次成文了。哥哥的文章文风朴实，语言精练，言简意赅。他不喜欢卖弄无用的词汇，更不喜欢绣花文章。因此，就是与同等学历的人相比，他的文笔与文学修养也是高人一等的。说句不谦虚的话，有些高学历的人，文笔也未必比他好。当时，战友们都叫他“秀才”。首长从军报上发现了这棵“苗子”以后，如获至宝，想重点培养他，先是调师部，后来又要调他去特务连，但都被哥哥婉言谢绝了。共产党的干部必须是共产党员，提干首先要入党，这是铁定的。虽然上级的命令不能违抗，但入党却是要自愿申请。哥哥一心一意想回家乡，不愿留在部队；所以，不论首长怎么动员，他都坚持不写入党申请书——不是他不热爱党，而是一旦入了党，就必须服从分配，就得长期留在部队。为此，部队首长作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战士在三年义务服役期间是没有探亲假的，首长为了让家长说服哥哥，破例让他回家探一次亲。他非常想家，自然高兴极了！说实话，哪个当父母的不希望儿子当官呢？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啊！再说，当时我们家非常困难，如果他提了干，马上就可以改善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如果家里人知道他可以提干，谁会不支持呢？可是，他回家以后，提都没提首长这次破例让他回来探亲的真实意图，待满假期就回部队了。首长非常失望，但还是没放他走。过了一段时间，部队收到一封匿名信，说他家出身不好(其实我们的家庭成分是贫农)。现在可以坦白了，那是哥哥授意叫我写的，是我用左手写的。首长看着这封匿名信，其实也不全信，估计也是心知肚明，看他这个人是真的留不住了，才下决心放了他。哥哥参军前读的是无线电工业学校，复员后被安排到学校的对口厂——重庆沙坪坝围公桥的无线电总厂。也没按他的专业分配，而是分到精密铸造车间，在厂里，这不算好工种。哥哥就在那儿老老实实一直干到退休。在他复员一年多以后，他原在的部队从云南换防到重庆来了，就驻扎在他们厂的附近。有一次他在附近的烈士墓买菜，还碰见了原先的战友。但他却从未去拜见过原先的首长，反倒是首长来看过他一次，说放他走后一直很后悔。哥哥进厂后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就住在厂家属区的和平村。这是六七十年代典型的工矿宿舍，原始而粗糙的干打垒房子，只有十几个平米的一间半卧室，厨房两家人共用大约两个多平米，还兼作过道。窄窄的走廊地板上有不少孔洞，走在上面都有点提心吊胆的。他们住在四楼，楼上没有厕所，要上厕所必须要下四层楼去公共厕所。那时，两个娃儿小，每天倒便盆就要上下跑几次。其间，大弟从农村回来，家里实在没法住，只能借住在一位单身的同事家。后来，厂里集资建房，才东拼西凑交了钱分到一套房子，改善了居住条件。嫂嫂李仁丽，比哥哥小三岁，是个很能干的人，但她在建筑业工作，每天早出晚归，没法顾家。平时，所有的家务几乎都是哥哥一人承担，嫂嫂只有礼拜天才帮得上忙。那时工资很低，如果不精打细算，就会入不敷出。生活上当然首先要顾娃儿。哥哥曾经跟我说起，有一天，嫂嫂看着哥哥穿在里面的破衬衫，伏在他肩上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其实，改善条件的机会还是有的。厂里曾想调哥哥去供应科当采购员。当采购员，有机会获得比工资高得多的隐性收入。但是哥哥考虑到，采购员一直在外面跑，照顾不了家，两个娃儿谁管呢？经慎重考虑，他还是放弃了。尽管日子过得很清苦，哥哥却从无怨言，一家人过得笑笑和和。文革时期，在厂里停产的日子里，哥哥自己动手做了一个立柜和一个床头柜。柜子做得小巧精致，还镶了边。在大女儿长到约五六岁时，哥嫂俩人合作，哥哥看着裁剪书裁剪，嫂嫂缝纫，给女儿做了一件红色的长毛绒小大衣，非常漂亮。小姑娘穿着出门，引来了不少羡慕的眼光。真应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男的学木工，女的学裁缝。”重庆人把勤快老实脾气温和叫作“耐烦”，谁碰上耐烦的男人，谁就有福气。在周围人们的眼中，哥哥就是那种很“耐烦”的人，嫂嫂也为她的运气好而感到骄傲。经过十多年的期盼，嫂嫂终于调进了无线电厂。接到调令那天，想到嫂嫂再也不用早出晚归那么辛苦了，一向坚强的哥哥激动得情不自禁，喜极而泣。哥哥和嫂嫂的性格截然不同，一个沉稳内向，一个机灵活泼，文化修养上也有很大差异。但是几十年间，他们和睦相处，恩爱有加，家庭的氛围总是那么和谐而温馨。有一次，我好奇地问哥哥：如果当初你能顺其自然留在部队上，以你的能力，你的工作、工资、地位、房子等等，跟现在相比，简直就是两个极端！你不感到后悔吗？他说：有啥子后悔的？我们现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觉得还可以嘛。在名义上哥哥不是文人，但骨子里却有着真正的文人的清高。文革期间，一切规章制度包括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办事情开后门成风，只要有权有门路，一句话、一张条子便可办成一件大事。那时，我们家两个知青弟弟都下乡在农村，生活非常艰难。特别是小弟，身体单薄又缺乏营养，干着不堪重负的体力活，有一次终于病倒了，全身皮肤溃烂，没钱问医求药，连给我们写信的邮费都没有，就这么硬扛着。后来是一位好心的农民，去山上采来几种草药熬了让他又吃又洗，才给他治好了。小弟很坚强，一直踏实劳动，没染上那些所谓的“知青病”(当然，当时某些知青的不良行为也是被现实逼出来的)，还当上了大队团干部。后来招兵，社员和干部一致推荐了我弟弟，但招兵的人一定要让一个大学教授的儿子把我弟弟换下来；正直的公社领导拍着桌子，顶着压力，最后坚持把我弟弟送进了部队。其实当时哥哥的一些战友就在招兵，而且部队住地近在咫尺，如果哥哥去找找他的那些战友，把弟弟招进部队就是一句话的事。况且大弟有美术特长，笛子也吹得好，完全可以通过特招进部队，教他吹笛子的老师就是因笛子特招进部队的。但是哥哥从不去“走动”，让两个弟弟在农村吃了很多苦。可能他也想过找战友帮忙，但他的天性就是这样，一是不愿去求人；二是发怵，不知怎么开口。坦率地说，为这件事，我和两个弟弟对他是有过怨言的。一天，我们办完了父亲的丧事乘公交车从沙坪坝回杨公桥，下车时，售票员说我们没买车票(当时车上人多，可能他忘了)；我们明明买了车票的但丟掉了，因为只有一站路，而且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同车的几位乘客也证明我们买了票的。但那个售票员硬说我们没买票，而那几位看见我们买了票的人也各自下车走了。结果双方相持不下吵了起来，越吵趆凶，那个售票员竟用他的票盒来砸我哥哥，并抓住哥哥，要我们跟他的车去总站说清楚。哥哥理直气壮地说：去就去，我们买了票的，莫非还怕你不成？说实话，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打算陪他一起去。这时嫂嫂意识到对方不怀好意，就抱着哥哥坚决不让他们把哥哥拉上车。于是双方抓扯起来了。当时正好有些灯泡厂的人在那里耍(灯泡厂和无线电厂是邻居)，帮着我们吼，哥哥才没被司机和售票员拉走。事后我们想起来都后怕——那是文革期间，如果被他们拉走了，打死打伤一个人，有谁管呢？好险哪，我和哥哥的书生气差点给自己和家庭釀成悲剧！是嫂嫂的机灵化解了这次危机。哥哥有个癖好——喜欢翻字典和词典，是像看小说那样长期不懈地翻看。因此，我们都把他当作活字典、活词典，需要查字和词时懒得去翻书，直接问他就行了。绝大多数时候，他都能直接答复我们，偶尔才去帮我们翻翻书。在哥哥的文章里是不能出现错别字的。他在部队上时，我给他去信，如果信中有错别字，他会指出并改正，再把原信给我寄回来，并批评我说：你喜欢写作，就要习惯查字典，文中有错别字，会降低自己的文化修养。这些年给他写微信，有时很随便，怎么顺手怎么写，有时会繁简字体混用。他指出，繁简混用不好，会显得没文化。所以我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发微信时也要认真严谨，包括标点符号都不能马虎。这一是出于文化素养，二是出于对对方的尊重——这也是哥哥留给我的一种精神遗产吧。哥哥重病期间，把他用了几十年、已翻得很旧的一本《新华字典》留给我，希望我写作时用得上。我不缺字典，但这本满布着哥哥指纹、承载着哥哥希望的旧字典，是哥哥留给我的最好的纪念！哥哥除了学习优秀以外，在书法上也很有天赋。他平时主要是写硬笔草书和行书，很少写毛笔字。厂里有一次组织书法比赛，他的一幅草书作品得了第二名(第一名是工会主席)。在他满五十周岁时，用毛笔草书为自己撰写了一幅寿联，上联是：虚掷光阴五十整；下联是：浑度春秋已半百。横批：负我一生。中间用隶书写了一个大“寿”字(见下图)。他很少写毛笔字，毛笔隶书更是从未写过，这是唯一的一次。以我的眼光看来虽不算完美，但也绝不像初学的手笔！ 
他有一本书法字典，经常翻看琢磨，却不刻意追求书法能达到什么高度。所以很少见他练字，他写字全凭天赋，偶尔心血来潮写一写，写起耍。所以，他不可能有什么过人的书法作品，但在书法理论上却有很高的修养。
在他生病还未倒床时，我请他给我写两幅作品（见下两图），他不肯，说：我这个字哪里拿得出手哦。在我的再三恳求下，才给我写了两张。我知道，这就是他的遗作了，不论好与不好，我都会珍藏起来。
在我们五姊妹中，我和哥哥的性情最相近，我们都喜欢看书，都喜欢文学，但我远不如哥哥聪明。我和哥哥不单是在患难中一起长大的兄妹，还是相互深刻理解的朋友。在文学修养和写作上，他是我的老师，我的每一篇文稿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有时候，他只改动一两个句子，甚至只改动几个字，文章便有了神彩。没有他的审查，我就没有发稿的底气。这些年，我发出的所有文稿都被采用，而且基本上没被改动过。而每次当我提出要署上他的名字时，他都坚决制止。哥哥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野心，没有追求，不喜欢出头露面。他不慕虚名，不入仕途，甘于平淡，除了嫂嫂的工作调动和小弟的英年早逝之外，他几乎对任何事情都能淡然处之。1980年代气功盛行，我也被那股风潮卷了进去。开始练得比较顺利，身体的许多功能都有明显的改善，精神特别好。后来因故停了一段时间，慢慢地，功效遂渐回落，我心里很着急。他知道后劝我说：练功的人心态应该平和，对于功力，要得之自然、失之泰然，不要去刻意追求。在他的开导之下，我心里才慢慢地平复下来。我和哥哥在某些观念上也有分岐。例如与子女相处，他是那种标准的好老人，子女的任何事情，哪怕明知不对，他都不会去参言，最多委婉含蓄地提一下，对方不听就算了。我就不一样，只要知道是错的，就会去制止。我姐姐特别“惯适”(重庆方言娇惯)她小儿子，只想让他吃好耍好身体好，从不过问他在外面干些什么。有一次，儿子拿了家里的五千多块钱失踪了一个礼拜，姐姐很着急，深怕儿子在外遭到不测，其实我们都猜到他干什么去了。娃儿回来后，姐姐不但没责问一句，当姐夫问起时，反而为他遮掩。当时我住在姐姐家，见她这样放任儿子的劣行，实在替她担忧，忍不住对姐说：你这样惯适他，其实是害了他，也会害了这个家。姐姐却很反感，怼我说：“你把他杀了嘛！”最终，她儿子因参与吸毒被抓了。姐又花了几大千去请律师。后来我把这件事讲给哥哥听，他反批评我说：你这个人就是爱管闲事。你住在别人家，啥子都不能说；就是说也要点到为止，不要去争个子丑寅卯，那样会伤感情。跟子女相处也要这样。对这件事我非常矛盾。一方面，我知道哥哥的话是大家公认的道理；另一方面，我却难以办到。想想，如果明知前面是个坑，有人要滑下去了，你难道就不能去拉他一把吗？像这样的事情，直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究竟是他对还是我对？哥哥虽然有着文人的儒雅，但也不拒绝世俗的情趣。他文章写得很好，麻将也打得很精。为我不愿学麻将，他常劝我说：一个人要适应环境，雅的俗的都要学到点，不然就会离群。并叫姊妹们和他女儿陪我学打麻将，不玩钱，他在旁边给我指导。可我与麻将实在无缘，他教我的那些“麻将经”我一条都没记住，学了几年还是上不了场，气得哥姐弟几个都说：你啷个恁个笨啰！每次我们几家人去南山耍，他们打麻将，我就到松林中去拉起吊床，躺上去听音乐、看报纸、耍手机、听鸟叫，自寻其乐，觉得也很潇洒。只有他们偶尔人不够时，让我去凑个角儿，谁先下来，谁就给我看看，都是自家人，都不会计较输赢。我和哥哥、弟弟都喜欢书法，我们三人经常一起到南山或公园去耍，看到楹联和书法碑林，就会欣赏评论一番。弟弟擅长隶书，也喜欢行书；我最喜欢行书，也喜欢魏碑和楷书，但只是喜欢看却不会写；哥哥最喜欢草书，也喜欢行书。因他经常翻看书法字典，所以对各种书体的理论都懂一些。篆书，我和弟弟认不到几个；草书，我们也是半认半猜。只有哥哥，什么样的书体他基本都能认全，甚至狂草他都能认识不少。在欣赏那些书法作品时，篆书草书都只能听他讲；楷书是一本正经，没多少花头。而行书丰富多彩，风格各异，理论精深，我们的审美观点就会有差异。例如，晋代王羲之的《兰亭序》是古今书法界公认的“天下第一行书”，我却认为，现代书法家的行书也有比《兰亭序》写得好的呀，《兰亭序》的“第一”难道就永远无人超越吗？为此，我们争论过不只一次。最后，他忿忿地说：你还是不懂！是的，也许是我的书法修养还未达到他的境界，所以才有了认识上的差异。
哥哥和嫂嫂，在子女们为生活艰难打拼的那些年，尽心竭力地帮扶他们。几十年来，他们一家相濡以沫，互相扶持，日子越过越好。如今，外孙女从医学院毕业，考进了重庆前几名的三甲医院，小外孙也聪明活泼，成绩优秀，非常懂事。哥哥和嫂嫂的辛勤付出，晚年也得到了福报。大约在六七年前，发现哥哥的肺上有结节，本来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女婿把钱都交了，但他坚决拒绝再做检查，无奈，只得把钱退了。之后，他像以前一样，每天照常买菜做饭，爬山骑车，抽烟喝茶，一点没有改变，完全像个没病的人一样正常生活。他的人生逻辑是：一切都要顺其自然。这样过了五六年，到2021年终于走到人生的尽头，终年79岁。2016年4月30日，嫂嫂去世了，走在了哥哥的前头。此后，哥哥的病情越来越重，到最后几乎没有表达能力了，他的女儿女婿和两个外孙像护理婴儿一样去猜测他的需求，尽量不让他受一点委屈。以前常听人说“老还小”，我以为是指人老了，脾气性格会变得像小孩那样任性。但这句话应在我哥哥身上却不是这样。在他快走到生命尽头的那段时间，大约一个月左右吧，他常会像婴儿一样把指头放进嘴里去吮吸。为了防止他的手指萎缩，就给他手里捏个玩具，他也会把玩具塞进嘴里吮吸。看着他这婴儿般的行为，我虽觉可笑，心里却在流泪：哥哥曾经是多么睿智的一个人啊，如今却复归“人之初”，还原成了婴孩——真正意义上的“老还小”呀！在他的认知能力和表达能力几乎为零的这段时间里，看见他的两个外孙，以及他的同学，他会裂嘴笑一笑，这就是他最后的意识的最大表达了。他重病期间受到女儿女婿和外孙女的精心呵护。世间有孝心的子女并不少见，但像哥哥的子孙这样发自内心的、自始至终无微不至的呵护却不多见。他们的孝心，以及他们之间的那种浓厚深沉的亲情，达到了极致，无人能及。至少在我的视野中是这样的。综合哥哥所有的技能，他既会文章书法，又担当了几乎所有的家务，包括带孩子、做衣服、打家具。有时我跟他开玩笑说，你真是个“文武奇才”！他却说，我不是个做大事的人。其实，他並非不具备当领导的素质，只是不去追求而已。话说回来，坚守清高的人，在官场上是受排斥的。哥哥虽满腹才华，却从不刻意去追求什么；虽然洞察世事，却很少去评说什么。为人处世，老成持重，低调谦虚；与人相处，真诚友善，不亢不卑。所有熟悉他的人都感觉他很有涵养，因此，不论是同学朋友还是邻居亲戚，没有一个不尊重他的。纵观哥哥的一生，以他过人的天赋、积累颇深的文化修养、大智若愚的处世智慧，以及倍受推崇的人格魅力，集这么多优秀素质于一身，要想出人头地并不难。但是，因受到社会环境的左右及自身性格的局限，这块优质的璞玉最终没被雕琢成器，妈妈梦中的金鸭子没有发出他本来的金光。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并没什么奇特之处。只是，在诱人的利益面前，在大病来临的威胁面前，他都能那么淡定，这却是绝大多数人难以做到的。可惜呀，他的才华和智慧未能释放出来，最终随着他的躯体悄然逝去，没在尘世间留下一丝痕迹。
清风徐徐，本名徐俭。1946年生于重庆南岸上新街，1962年毕业于重庆39中，1965年调入重庆一国营企业工作。读过工大，1968年调入一大型军工企业，从事质量管理，兼管宣传，直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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