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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兄好！ 尊作拜读，引起若干感慨，不揣浅陋，择要录下，以期加深了解：  文学的边缘化。尊作重点谈到“文学的边缘化”，这是个老话题，早就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也许有些极端：边缘化并非文学的不幸，反而是文学之幸。文学回归本位，才有可能获得独立的品格。偶然看到一种说法：把小说还给小说，表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回归。 所谓“把小说还给小说”，我理解就是小说家对小说艺术的回归：小说的文化内涵，不过是作品自然生成的意义。小说家只是恪守于自己的个人化体验，努力经由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文学形象，展示一种尽可能真实的社会存在和人生图景。正是在这里，小说逼近了文学的本质，同时也就在真正意义上逼近了历史与现实的真实，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内涵。 然而，如果在一个媚俗成风的浮华时世，这样的叙事显然难以产生轰动效应。而一个真正忠诚于艺术的小说家，是能够保持足够自信的。 《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者流”，圣人即使不以为然，也不能不承认“虽小道必有可观”。千百年来，经历了种种变异的小说有一点始终未变，即小说是一种揭示：人世间的真、善、美，尽在其中，假、恶、丑无可遁形；小说是一种评判：任随遮掩、涂改、歪曲、矢口否认、蓄意抹杀，公道自在人心，是非功过，水落石出；小说是一种良知：无论怎样光怪陆离的表象下面，永远有一颗为更多人认可的价值内核。小说是苦海沉浮的罗盘，是世道人心的晴雨计，是民间的旌表，是历史的耻辱柱。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保有基本的自尊和起码的人格，“小说家者流”在社会中虽然只是一个边缘人群，但绝不是一个卑微人群。真正优秀的作品，绝不会被有素质的读者忽略。反过来，有的作家为了不被边缘化，极力去蹭热点，但因为对文学本位明显的游离，依旧得不到读者的肯定，甚至有可能反感，得不偿失。 不久前我读到一位作家的几个短篇，其结构的精彩、语言的鲜活、人物的立体感，让我看出自己与小说艺术的莫大距离。我随即写了篇评论发表出来。这位作家正好把中短篇结集出书，提出将该文做书的序言，我欣然同意。不料，也许是出版方出于发行的考虑，书出来，拙序被加了一段话，对一篇我根本没有看过的这位作家的新作大加赞赏。如果是必要的补充，未尝不可，我本来就乐于为朋友摇旗呐喊；问题是拙序的主旨未必适合作家新作的追求。徒呼奈何之余，我不禁感叹：一个作家要固守自己的艺术立场是多么不易！ 之所以如此痛切，是因为我自己一样不能免俗。我发在《十月》的知青题材小说《最高的山墙》，就基于种种顾虑，临发稿前结尾删去了最重要的部分，根本颠覆了一个沉重的话题。正是在这些地方，我意识到文学独立品格的意义，也由此意识到所谓文学的边缘化，就作家自身而言，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边缘化是作家自己造成的。 类型化。尊作提到了评论家对作家的归类，别具慧眼：一个作家早期的作品单纯清新，随着年龄的增加、阅历的开阔、思想的成熟，写作的选材、内容、角度、对社会人生的认识等等，逐渐有了相对深刻的变化，但在有些评论家眼里，他早已定型：如果他笔下的人物比早期的扁平有了复杂、比早期的单纯有了丰富，他们不会说他的思考有了深度，而会说他写了一个“反面人物”，在“鞭挞”这个人物。这样的好心，与作者的原意南辕北辙，对于一个渴望理解渴望知音的写作者，这是莫大的悲哀。 单纯过就不会复杂，天真过就不会深刻，赞美过就不会审视，这样的定型化，只能让受到肯定的写作者比受到批评更沮丧。这不只是写作者的悲哀，也是满腔热情地“鼓励和支持”写作者的评论者的悲哀。 甘于寂寞。作家甘于寂寞应该提倡，但笼而统之地说寂寞是出作品的保证，恐怕靠不住。前提还是要有才华。有才华的作家甘于寂寞潜心创作无疑有可能收获硕果。而类似我这样的资质平平者，寂寞就只能收获寂寞。 从小到大，常常看到一种很奇怪的逻辑——态度好结果就好。但事实蛮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在中学里最崇拜的一个同学，因为家境贫寒，几乎从来就没有过作业本，平时也没少跟我们一块调皮胡闹，但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在全年级名列前茅。从事写作后，我看到过不止一位同行在会上侃侃而谈几年来甘于寂寞深入生活的体会，领导大加表扬，媒体大加宣传，他本人一再受到提拔，但就是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始终看不到他“深入生活”的硕果。当然也的确有真正实在地“扎根生活”并且写出了巨著的，但给文学留下的却是一声叹息。一个写作者没有作品或是作品毫无影响甚至是失败之作，却高调宣示自己“甘于寂寞”，其实是一种让人怜悯的作秀。写不出就是写不出，就该老老实实安于而不是“甘于”寂寞。至于评论家的美化，如果不是别有所图那就只能是水准的问题了。 人民性。人民性是由作品的接受主体决定的，不在于自我标榜或客观树立。文学史上，无论描山水还是抒人文，也无论唱赞歌还是发悲鸣，那么多千古绝作的作者，都没有自封为人民的代言人，也没有御赐旌表，但是谁能否认他们的人民性？ 时兴多年的各级各类文学评奖，对于推动文学繁荣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但评奖只是一种标准，不是唯一的标准，更不是最高的标准。文学的最高标准奖只能是时间和读者。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我有幸认识了一些卓有才华的作家，他们从来没有获过任何奖项，却并不影响他们受到大量读者的喜爱；而多年来被遗忘甚至根本就不被注意的获奖作家的作品不知几许。不久前在某个经济发达地区参加文学活动，当地一位同行提及本地的另一位作家连续获得过三次鲁迅文学奖，一众外地作家都一脸懵圈，闻所未闻。这样的获奖就不如不获奖，以免难堪——我因为常常遭遇这样的尴尬，刻骨铭心。 “人民性”跟“人民”一样，是一个大而无当的概念。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具有“人民性”的作品，一定是被最多的艺术接受者认为表达了他们心声的作品。而一些标榜“人民性”的作品，其实跟人民无关，只跟编创者、表演者、制作者的名利有关。如同利用认知力、判断力的衰退，以及智商缺憾的广告，打的不过是“人民”钱袋子的主意。 “墨点无多泪点多”。常常看到对某部作品的如下评论：掩卷之余，我热泪盈眶、老泪纵横……云云，不管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廉价的甚至是被收买的，作为读者对某部作品的读后感，不失为一种表达方式，但作为评论语言，就未免苍白乏力了。 评论家更重要的是要说出所以被感动的道理。情绪是平面的，内涵才是立体的。评论家所以被写作者和读者敬重，并不是因为泪腺发达，而是有思想力量。小时候我的邻居有位大妈，戏园子里只要有苦情戏，她就一场不拉，每次看完转天早上都见她双眼哭得艳若桃李，还在“可怜可怜”地嘟囔不停，还在眼泪鼻涕一大把。但她始终只是邻居大妈，不是评论家。 煽情是娱乐活动的初级手段。艺术如果仅仅停留在让人泪奔或傻笑，那么塞万提斯、拉伯雷、莫里哀和卓别林最多只是出色的滑稽明星，而不是世界公认的经典作家、艺术家。 清初画僧八大山人题画诗中的这句“墨点无多泪点多”，乃夫子自道。绘画是具象艺术。文学评论若以“泪点”代替“墨点”，则只能是一种思维的懒惰。 感人肯定是好作品的要素之一，但好作品并不一定都感人。鲁迅的《阿Q正传》，我就没有听到谁说自己“看哭了”——尽管它是那么值得一哭乃至痛哭。 人品与作品。我对您所推崇的那位前辈的品德（主要是从您的介绍知道）毫不怀疑。但作家的价值主要由他的作品决定。“德才兼备”“德艺双馨”最好了，但却并不等于二者成正比。孔子说的“有德者必有言”，跟认为有言者必有德同样荒谬。古今中外人品高尚作品一般和人品低下作品出色的例子并不鲜见。人品归人品，作品归作品。有一致的，也有不一致的。古人讲不以人废文，不以文废人，同样的，也应该是不以人美文，不以文美人。 人情与理性。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我充分理解您对乡党作家、对评论对象的深情乃至于偏爱，我也充分理解谁都不愿意轻易否定自己曾经肯定过的一切。然而，创作需要勇气，评论更需要勇气。既要有勇气面对写作者，又要有勇气面对自己。 所谓评论，就是说长道短，需要鞭辟入里的理论分析。理论需要的是科学理性，而科学理性常常是冰冷的解剖刀，评论家必须有自己坚定秉持的公认原则，并以这种原则去臧否他人。 当然，这样的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对评论家而言，其实是一道人性的考题。我因为笨拙，写小说常常要用原型，为避免引起对号入座的意外纠葛，常常把自己发表过的文字加到满是丑行劣迹的人物身上，姓名的设计也尽量跟自己靠近，让人觉得那个人物就是我本人。但评论家对评论对象却必须指名道姓，没法含糊躲闪。在这一点上，评论的确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业，很多时候，迎合了读者，往往惹恼了作家；讨好了作家，又往往得罪了读者。因为同样经营了多年小说、散文之类，我绝不敢面对这样的考题。除了偶尔谈论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最多能做到对有成就和影响的大作家不巴结不沾光，绝对回避在任何公开或私下的场合谈论他们。这是有深刻教训的。一次与几位早年到特区打工的老乡座谈文学，举了一个我亲眼见到的例子说明大作家也有和我们常人一样的烦恼。一位公司老总忽然起立，严肃地说：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我一时瞠目结舌。继而顿时醒悟：除了赞美，自己根本没有随意谈论大作家的资格。 年轻时曾有过血气方刚的冲动，日子长了，见识多了，就有了世故。自己做不到的事，或一样有可能做的事，绝不敢指责他人。市井上的那种阴阳怪气、尖酸刻薄、冷嘲热讽、嬉笑怒骂只能用来对付自己。同走一条路，落后并不是因为别人走得快，而是自己无能。偶见资料，发现有过一个时候，同行攻讦同行，竟比外行更狠，必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尤感悲凉：古老的文人相轻、相妒、相害，鸡争狗斗，深文周纳，落井下石，卖友求荣的因袭负担，何以如此深重。 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位作家对写作是谋生手艺的说法极其鄙视，我耳热心跳，涊然汗出。因为我就属这一类。李国文老师很多年前就说我没有了锐气，我很认可，还特地写过一篇短文《自己的原则并不适合他人》。正因如此，我特别钦佩那些正气凛然、直言不讳、又有理有据的评论家。 您是宽厚长者，您对评论家善解人意的看法，我非常赞同。许多时候，给予作家充分的理解，也是评论家的一种优良品质。调到省里专事写作之初，曾陷入困窘，报社朋友约我写稿，让我时有稿费收入。有评论家目为不务正业，诘问：你还缺钱吗？我无言以对。上有老下有小，兄弟姐妹大都下岗待业，我当时的月工资四十二块，而一则千字文的稿费五十块，岂是个小数目？但“作家应有社会责任感”，不该说“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只好暗自叫屈。像我这样低水平又低效率的写作，当然可以以“精神贵族”自慰，无奈到底不是圣人弟子，达不到箪食瓢饮的境界。 人与人的境界是不同的，作家与作家的才华更是千差万别。伟大是一种人生，渺小也是一种人生。追求伟大很可敬，承认自己伟大不了也未必可耻。要求作家目标远大、创造辉煌完全应该，但似乎也应该宽容有的作家所固有的平庸。只要他对文学还怀有起码的真诚，不自以为是、自吹自擂、招摇过市，更不是趋炎附势、献媚取宠、说谎造假，我觉得评论家就不妨放宽尺度，笔下留情。毕竟，尊重个人选择，是现代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一个群体中，杰出者总是少数，多数是凡夫俗子。评论家立于道德高地，倡导和弘扬对崇高卓越的追求，很让人敬仰，但置身于人间烟火，理解和体恤平凡世俗，也会予人一种温暖。 前年年初发生的疫情，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之后，我开始检点平生，陆续写了些自省文字。希图经过这样一种远未深刻的自我解剖，尽可能地揭示内在的真实，摈弃曾经的迷误，放下非分的念头，最终让自己得到实实在在的心灵的平静。写了大半辈子了，我最渴望的就是这种平静。 拉拉杂杂，说了许多，该打住了。您是评论大家，这些其实轮不到我赘言。不当之处，请不吝指正。作为后学，愿您快乐，健康，长寿！ （2022年2月9日改定于岭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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