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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黑龙江东北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
赵永军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历史学博士。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首次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 内容提要：金上京城是女真人创建的金王朝之早期都城。从梳理文献史料出发，将金上京城的历史分为初建、扩建、毁弃、重建、废弃5个阶段。对金上京城址发现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总结，指出对金上京城址加强田野考古工作、深入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关键词：金上京；上京城；城址；营建 金上京城，即上京会宁府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2公里，东临自南流向北的阿什河，俗称“白城”。 金王朝存续119年，建立使用过3个都城，金上京城是金代的早期都城，作为都城的使用时间也不超出40年，约占金王朝历史的三分之一。金太祖、太宗时期，上京城处于草创阶段。到熙宗时(1138年)始正式确定会宁府为上京，同时承袭辽五京制，改辽上京为北京，南京为燕京，中京、东京、西京仍依辽旧，以宋东京为汴京。其中，上京为都城，其余为陪都。海陵王时(1153年)迁都燕京，改称中都。以大定府为北京，辽阳府为东京，云中府为西京，开封府为南京。“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金世宗时(1173年)“复以会宁府为上京”，重新确立了上京城作为陪都的地位。 金上京城是金王朝兴建的第一座都城，是金代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分布于我国最北端的一座古代都城，其发展与使用经历了一波三折，但却是我国东北地区保存最好的“四大故都”之一，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1982年，金上京城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金上京城址的营建与废弃 文献中对于上京会宁府(上京城)的记述，主要集中于《松漠纪闻》《三朝北盟会编》《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大金国志》《金史》等几部史书，但大多较为简略或只有数语，仅《大金国志》《金史》中所述稍详。 根据文献所记上京城的情况，可将上京城的兴废大致分为5个历史阶段：初建阶段、扩建阶段、短暂的毁弃阶段、重建修缮阶段和逐步废弃阶段。 (一)上京城初建阶段(太祖、太宗时期，即1115～1135年) 金代上京会宁府地区常被称为“内陆”或“金源”。《金史·地理志·上京路》载:“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国初称为内陆。”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国之时，“金源内陆”尚无大规模的城郭，只有一些零散相连的军事城堡。《大金国志》卷33《燕京制度》载:“国初无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后升皇帝寨曰会宁府，建为上京。”由此可知，上京城的营建是在女真人原始的城堡——“皇帝寨”基础上进行的。太祖时期，由于主要处于对辽的战争阶段，上京城只是处于初步确立和定都时期，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性的建设。文献记载，上京城正式营筑新城和宫殿，是在太宗时期。《金史》卷75《卢彦伦传》载:“天会二年(1124年)，知新城事，城邑初建，彦伦为经画，民居、公宇皆有法。”卢彦伦，临潢人，原在辽朝为官，后降金。营建上京会宁府，卢彦伦是具体的主持者和规划者。 宋使许亢宗于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出使金国时，对当时正在兴建的上京城有如下描述:“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百家，星罗棋布，纷蹂错杂，不成伦次。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又一二里，命撤伞，云近阙。复北行百余步，有阜宿围绕三四顷，并高丈余，云皇城也。至于宿围门，就龙台下马，行入宿围。西设毡帐四座，各归帐歇定，客省使、副使相见就坐，酒三行。少顷，闻鞞鼓声入，歌饮三奏，乐作，门使及祗坐班引入，即捧国书自山棚东入，陈礼物于庭下，传进如仪。赞通拜舞抃蹈讫，使副上殿，女真酋领数十人班于西厢，以次拜讫，近贵人各百余人上殿，以次就坐，余并退。其山棚左曰桃源洞，右曰紫极洞，中作大牌，题曰'翠微宫'，高五七尺，以五色彩间结山石及仙、佛、龙、象之形，杂以松柏枝，以数人能为禽鸣者吟叫山内。木建殿七间，甚壮，未结。盖以瓦仰铺及泥补之，以木为鸱吻，及屋脊用墨，下铺帷幕，榜额曰'乾元殿'。阶高四尺许，阶前土坛方阔数丈，名曰龙墀。两厢旋结架小苇屋，幂以青幕，以坐三节人。殿内以女真兵数十人分两壁立，各持长柄小骨朵以为仪卫。日役数千人兴筑，已架屋数千百间，未就，规模亦甚伟也。”这里描述的当是皇城的建造情形。所谓的宿围，即皇城的城墙。当时的主要建筑“翠微宫”和“乾元殿”尚未完全竣工。每日有数千人忙于兴筑“新城”。 从许亢宗出使金国亲历所见，可以得知这一阶段主要营建的是皇城内的宫室建筑。关于当时的建城情况还有一些相关的信息记载，如《金史·太宗纪》载:“天会三年(1125年)三月，建乾元殿。”“国主(即太宗)所独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外栽柳，以作禁宫而已。其殿绕壁尽置火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时开锁，则与臣下坐炕，后妃恭侍饮食。”“天会十三年(1135年)正月，上(太宗)崩于明德宫。”明德宫是太宗生前的寝宫，乾元殿是举行朝政的殿堂。当时还有庆元宫已建成，为太祖钦宪皇后纥石烈氏的寝宫。 上述可见，太祖、太宗时期，上京城主要以营建皇宫为主，即现在上京城南城中的皇城宫室，规模不大。“城邑、宫室无异于中原州县廨宇，制度极草创。” (二)上京城扩建阶段(熙宗时期，即1135～1149年) 熙宗时代，对上京城有两次大扩建。 第一次扩建是在天眷元年(1138年)。天眷元年四月，“命少府监卢彦伦营建宫室，止从俭素”。主要修建了朝殿、寝殿、书殿。朝殿，“殿曰敷德，门曰延光，寝殿曰宵衣，书殿曰嵇古。” 天眷元年八月，“颁行官制……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旧上京为北京”。这里的旧上京指辽上京。天眷元年十二月，“新宫成”。 天眷二年九月，“初居新宫”。此后，在皇城内又陆续增建了一些新的建筑群。皇统二年(1142年)，修建凉殿，门曰延福，楼曰五云，殿曰重明。东庑南殿曰东华，次曰广仁。西庑南殿曰西清，次曰明义。重明后，东殿曰龙寿，西殿曰奎文。时令殿及其门曰奉元。有泰和殿，有武德殿，有薰风殿。皇统三年(1143年)，建太庙和社稷。第一次扩建从天眷元年(1138年)至皇统三年(1143年)，持续约五年时间，主要是建造行宫及苑囿。 第二次扩建是在皇统六年(1146年)。皇统六年春三月，“上以上京会宁府旧内太狭，才如郡治，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规模虽仿汴京，然仅得十之二三而已。”第二次扩建，重点是增广宫室，扩展皇城区域。 通过以上两次大的扩建，上京城已形成规模，而且布局有序。其建筑规划也是以北宋汴京城为蓝本。 (三)上京城遭短暂毁弃阶段(海陵王时期，即1157～1161年) 皇统九年，海陵王弑熙宗继承皇位，改元天德元年(1149年)。据文献史料，海陵王在位期间，并没有对上京城进行修建，而是着手营建燕京宫室。于贞元元年(1153年)正式迁都于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汴京为南京，中京为北京”，同时“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至此，上京城结束了其作为金王朝都城的历史。随之，上京城又遭到更为恶劣的命运。为了断绝金王朝王室宗贵对上京故土的留恋，正隆二年(1157年)，海陵王“命吏部郎中萧彦良尽毁宫殿、宗庙、诸大族邸第及储庆寺，夷其趾，耕垦之”。我们从这一记述的文字中可以解析出:上京城遭到损毁的重点是皇城宫室、宗庙及寺庙等建筑。这次人为的大破坏，使上京城皇城建筑几乎全部被夷为平地。作为金王朝早期都城的上京城的繁华情景只能从历史的简略文辞中去追寻。 (四)上京城重建修缮阶段(世宗时期，即1161～1189年) 世宗即位后，开始着力恢复上京城的原貌。大定二年(1162年)十二月，世宗诏以“会宁府国家兴王之地，宜就庆元宫址建正殿九间，仍其旧号，以时荐享”。大定五年(1165年)，“会宁府太祖庙成，有司言宜以御容安置”。大定十三年(1173年)七月，“复为上京”。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复修宫殿，建城隍庙”。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以甓束其城，有皇武殿，击毬校射之所也。有云锦亭，有临漪亭，为笼鹰之所，在按出虎水侧”。 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世宗在位期间，上京城宫殿的修复一直没有中断，并且还建造了新的宗庙，以砖修葺了城墙。同时还为自己修建了行宫——光兴宫。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五月，世宗携王室百官巡幸至上京城时，即住于光兴宫。至此，上京城完成了重建和恢复，以陪都的身份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 (五)上京城逐步废弃阶段(蒲鲜万奴之东夏国时期，即1215～1233年) 宣宗时期开始，金王朝逐渐走向衰败。贞祐三年(1215年)，蒲鲜万奴在东北叛金自立东夏国。同年四月，蒲鲜万奴“复掠上京城，遣都统兀颜钵辖拒战”。兴定元年(1217年)，“焚毁上京宗庙，执元帅承充，夺其军”。从这两次攻略上京城的记载来看，蒲鲜万奴主要是对上京城的宗庙等建筑进行了焚毁。其他建筑是否遭毁，史书无载。1233年，蒙古军灭东夏国，上京城也随之被蒙古军攻陷占领。 据已有研究成果，元代上京城成为水达达路的重要城站，元代末年曾设镇宁州。 明代，上京城成为通往黑龙江下游奴尔干都司辖区的重要驿站和海西东水陆路城站之一。 上京城的彻底废弃是在清朝中期。据民国时期的《鸡林旧闻录》志书载:“土人相传二百年前，城之楼堞，砖石砌成，草长苔封，甚为完固，嗣为阿勒楚喀副都统运去建筑阿城，古城遂尽湮矣。” 二、金上京城址的重新发现与研究 清代中期，随着上京城的最后废弃，上京城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以至于多数人将金上京城和渤海上京城混淆于一起。此间，只有阿桂等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奉敕编撰而成的《满洲源流考》一书，对金上京城有大致明晰的认识和记述，其卷8载:“拉林、阿勒楚喀之间，则金上京城在焉。今尚有古城及子城、宫殿遗址。”但该书并未清楚指出金上京城的具体位置和城址所在。直到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历史地理学者曹廷杰亲历阿城调查，结合文献，在《金会宁府考》一文中首先明确考证出阿勒楚喀城南四里白城即金上京会宁府故址。 金上京城的重新发现和确认，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20世纪上半叶，中、日、俄等国学者多次对金上京城进行过考察。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曾首先对金上京城进行了调查。之后1923年，俄国的В.Я.托尔马乔夫，对上京城进行调查试掘，并测绘出城址平面图。1927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调查上京城。1936年，日本学者园田一龟也对上京城进行调查和试掘，并发表了专门的报告。要说明的是，俄日学者对金上京城所作调查、试掘，虽保存了一定的学术资料，却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工作，带有明显的殖民色彩，具有文化掠夺的性质。这个时期，中国学者中对上京城进行过调查和著录的主要有金毓黻，此外，1937年，时任阿城县长的周家璧也对上京城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记述。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对上京城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才逐步有关于上京城研究成果的问世。 1979年，孙秀仁撰写《金代上京城》一文，刊载于《黑龙江古代文物》一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文中重点对上京城的形制进行了叙述，同时也对上京城的历史沿革和考古发现进行了初步的介绍。 1980年，阿城县(阿城区)文物管理所编印油印本《金代故都——上京会宁府遗址简介》单册，首次面向社会介绍宣传上京城的历史与现状。鉴于金上京城的保存现状、学术价值及历史地位，1982年，金上京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2年，许子荣撰写《金上京会宁府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一文，发表于《黑龙江文物丛刊》上。文中所述内容基本也是以文献和考古材料相结合，对上京城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和总结。 20世纪90年代，同期出版了两部论述上京城的书稿，一部是1991年4月，朱国忱撰写的《金源故都》一书；另一部是1991年12月，景爱撰写的《金上京》一书；两部著述以专题研究的角度，从文献史料的梳理出发，结合考古调查和一些考古发现，对金上京城的形制结构、历史沿革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宏观考察和综合研究。两部论述，均不同程度地对上京城的建制等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和看法。这两部著述可以体现和代表20世纪学界对于金上京城研究的认识和水平。 三、金上京城址的考古调查与勘测 对上京城所做的考古工作非常有限，且仅限于小规模的调查和勘测。主要有以下工作: 1964年，阿城县博物馆对金上京城址进行了调查测绘。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所作的城址测绘，主要还是停留在用皮尺丈量的阶段。鉴于城垣沿线的地貌凸凹不平，加之实际测绘人员用皮尺无法保持各测点之间的垂直性，因此，当时所测城垣规格，长度误差较大，准确性不高。 1978年，黑龙江省测绘局出版所测绘的金上京城垣遗迹，体现在大比例尺的地形图上，城垣为曲尺形直线线段的数据。近年，有关研究涉及金上京城形制的数字数据，多综合沿用这一测绘成果。 1999年～2000年，为制订金上京城皇城遗址保护规划及其涉及的拟征地范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上京城皇城址进行全面调查勘探，初步探明、确定皇城城垣遗迹的纵横范围，新发现皇城中轴线上的第五殿址西北部遗迹。 2006年，为配合金上京城遗址整体保护规划的制订需要，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上京城址进行了相关的调查勘探。据取得的初步研究成果，此次勘探，进一步确定了金上京城南、北城的建筑时序，重新探查了城门址的数量以及瓮城门址的建筑结构。本次考古工作，形成了对于上京城的新认识。可惜材料尚未进行全面整理和发表。 对于金上京城址形制结构等基本特征的认识，多年来一直沿用1978年测绘上京城形成的成果。《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43等著述也多采用这一个时期以来形成的统一结论。金上京城分南北二城，平面呈曲尺形，北城南北长1828米，东西宽1553米；南城东西长2148米，南北宽1528米。两城之间筑隔墙，有门相通。全城现有9个可能是门址的豁口。城墙为夯土版筑，角楼、马面、瓮城保存较好。南城西北部有皇城，南北长645米，东西宽500米。皇城午门外有土阙，午门内的中轴线上有5个宫殿基址，两侧有左右廊基址，殿基平面呈“工”字形。 金上京城呈南、北两城分布的形制，学术界倾向性的认识是其继承了辽上京城城址规划布局的传统；上京城南城内皇城宫殿的建筑布局与特征，则源于北宋东京汴京城的风格。 近年来，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过初步的勘探和重新测绘，对上京城基本形制特征的认识有所变化:南城、北城城墙的长度比早年所得数据均有所增加，皇城城墙长度基本和早年所测数据一致；城门和马面的数量略有所减。 四、认识与思考 总体看来，对于金上京城的研究进展非常缓慢。多年以来的研究认识始终局限于一些文献的记述。其中主要原因是囿于缺少科学而系统的考古工作。虽然近年来有零星的考古勘探和试掘，但仍不够深入，一直停留在对上京城平面形制的了解上，而上京城内的建筑布局及营建时序等关键性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同时，对上京城周围分布的大量不同类别的遗存的准确定性、定位问题也始终困扰着学术界。近年来即使做了一些考古工作，但由于资料发表不够及时，还是阻碍了对上京城的进一步研究和深化认识。 此外，金上京城考古工作之所以有些滞后，也同人们对上京城考古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植根于人们印记中的某些传统的认识不够准确和深刻，影响了我们对上京城进行科学研究的规划和开展。城址考古(包括都城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学术定位。在中国学术界，考古学作为广义的历史学的一部分，其与狭义的历史学，二者的学术目标是一致的，它们都是研究与人相关的历史的科学。但是二者又有显著的区别，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以与人类相关的物化载体为对象，在多种载体之中，城址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物化载体之一，包含了大量而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因此，城址(都城)考古对于解决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政治制度等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与地位。可以说，金上京城作为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女真人创建的金王朝建立的第一座都城，是我们了解金王朝兴衰发展的一个窗口，也是我们探索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研究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链接，同样也是我们构建金代考古学基本框架的重要内容。 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历史时期的考古虽然也是以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为研究手段，却离不开用历史文献的辅助研究去深化认识某些田野考古发现所得出的判断。反之，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历史文献记述去认识城址的面貌等重要内涵。时至今日，金上京城的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目前的大多数结论和认识基本都是停留在文献史料记载的层面上，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工作还没有有计划地开展。 古代都城作为一类重要的大遗址，如何科学而完整地使其展示在社会面前，也是考古工作者需要担当的任务之一。金上京城保存之完好，在众多的北方古代都城中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当前开发利用大遗址的热潮中，金上京城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但我们首先应该做好的是对上京城的保护规划和形成科学的认识。这一切的基础，同样离不开科学的考古工作和研究作为支撑。 综上，无论是关于金上京城址的保护，还是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其根基所在，仍赖于全面的田野考古工作。对于金上京城考古，我们应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形成一个宏观而科学的认识作为工作的指导思想，然后制订出合理可行的发掘方案和保护方案。文物遗存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要求我们的工作是严肃而慎重的。金上京城是金代历史与文化的浓缩，我们应给予足够的重视。科学有序的田野考古工作应该渐渐铺展开来。 【注】文章原载于《北方文物》2011年第1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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