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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民国时期煤矿工人的生活吧。 苦难深重的矿工 山东坊子煤矿的四周，白杨钻天、垂柳蔽日，苍松一年四季郁郁青青。 特别是到了春天，当桃花、杏花，还有那白皑皑的槐花盛开时，空气里漾起扑鼻的馨香，蜂蝶起舞，雀鸟歌唱，筒直是个大花园！只有当你看到高耸入云的井架，飞旋的天轮，和那满载煤块的电车来往奔驰时，才会恍然大悟，这原来是个矿区呀！ 六十二年前，这里还是坑壑纵横、杂草丛生的荒野。1901年德帝国主义者侵入我国，在这里拉上铁丝网，开了四个煤井，从此，世界上就增添了一座人间地狱。  人间地狱 这座人间地狱存在了四十七年之久，经过德、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三大浩劫。最初，德国资本家在这儿开了四个井，深度均在两百米以下的地方。 他们为了廉价掠夺我国的地下资源，便利用最落后的“残柱回采法”开采。 那时，矿井里面巷道异常狭窄，有的地方仅容一人爬行，采煤工根本直不起腰来。矿下没有通风设备，全靠自然通风，巷道里的普通温度也在摄氏三十度左右，有的地方甚至高达四十度以上。 煤尘飞扬，空气污浊闷热，巷道里简直像个大蒸笼。工人干活都是光着身子，不一会就汗流如雨、脑胀眼花、呼吸困难，因此常常有人突然昏倒。 昏倒以后，把头也不把病人送上井去，直到放工的时候，才允许抬上地面。 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人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以上。饥饿、劳累，加上恶劣的工作环境，不少老矿工得了矽肺病，绝大部分工人都有胃病和关节炎。 那时候，井下完全用油灯照明，按理说这是不能允许的，因为油灯往往会引起瓦斯爆炸。如1933年，日本经营时发生的瓦斯爆炸，死了三十六人，就是这个原因。即使是用油灯照明，资本家也不发给足量的油，起先是每灯二两油。 到了国民党经营时期，发得更少，每灯只给一两油，而且还要三四个人合用一盏灯。这样一来，工人们只能在上下井时才点点灯，采煤时大都是摸着黑干，使整个井下成了一片黑暗世界。 那时，一切工种都是手工操作，每个工作面只有锨头、麻包、铁镐、“蛤蟆”锤子、钎子、筐头等。就是这样落后的工具，也是供应不足的，有时只好几个“窝里”合用一副工具。 煤采出来，全靠人运。从工作面到大门口有五六百米长，途中还要经过几个坡度很大的“上下山”，当时矿上规定，成人要背二百多斤，童工轻一些。干这种活的有不少童工，有的只有九岁。  他们拖着沉重的筐头或包，背梁和肩膀被磨得血肉模糊，甚至溃烂成疮。耿秋梅老大娘回忆说：“那时我的孩子下井背煤，脊梁上常年都有烂伤。 我拿破布给他擦时，心里象刀绞一样，做娘的不知流过多少眼泪，可是有啥办法呢?家里等着吃呀！” 巷道里常有半尺多深的积水，没有排水机械，人们就站在水里干活！天长日久，脚指头都烂去了皮，晚上睡觉前还得用秫秸把脚指头隔开，要不，第二天早晨就粘到一块去了。 在这样的环境里，与其说是干活，不如说是受刑罚。可是，坊子煤矿的老一辈工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被折磨四十七年之久，直到解放才见了天日。 骨里榨油 不论德、日帝国主义，还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坊子煤矿工人的剥削，其是到了“骨里榨油”的程度。 德帝国主义经营时期，名义上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实际上要更多时间。 就拿上白班来说吧；工人每天都得在半夜里起床吃饭，赶到矿门口排队等候搜身，然后到账房外排队领油牌，直等到六点钟下井；晚上六点钟下班以后，还得到账房外面排队，领取一点玉米面或烂地瓜，因为家里等着下锅，又得耽搁一阵子，掐头去尾，一天只能睡五六个钟头的觉。 到了日本人和国民党经营时期，因为资本家和把头还常常额外找些借口，强迫工人加班加点，常使工人连这点觉都睡不足。 劳动强度高，劳动时间长，按理说工钱该高些吧，事实并不是这样。 德国人开矿时，工人每天收入二角到三角；日本人经营时，工资名义上提高到四至六角，可是这时米价也涨了很多，就连这样低的工资，工人们也不能全拿到手，资本家、包工头、把头等，又想出很多花招，进一步地盘剥工人。 例如：一种是“拖欠工资”。资本家们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不按时给工人发工资，而把这些钱存到银行里牟取利息。日本人经营时期，从五百工人身上扣发工资四万多元；1926年，中国包工头张鹏云曾九个月不发工资，直到“实业银行”倒闭，才慌忙地发了一半工资，而工人接到手，已是一把废纸了。 工人李天堂就是被这件事情气疯的。再一种剥削工人的花样是“预借工资”，实际上是趁火打劫。 资本家、包工头们瞅到哪个工人遭灾遇难时，就叫他“预借工资”，然后强迫工人给他们加班加点地干活。最毒辣的一手是“抬高物价”和强迫工人们“送礼”。坊子煤矿附近的商号，都是煤矿资本家、包工头、把头们开的，或是由他们入股的，一到工人们发工资，资本家们就抬高物价，敲工人们的“竹杠”。 那时，在坊子煤矿做工都是包工制，由外国资本家包给中国的包工头或资本家，工人们逢年逢节就得给包工头或把头“送礼”，要不，他们就故意派重活给你干，要你到危险的地方干活，或是故意扣发工资，借故打骂，以至开除，砸掉你的饭碗。  经过层层盘剥，工人到手的工资实在少得可怜了。“下窑汉，下窑汉，三尺肠子闲着二尺半。 ”这就是当时矿工生活的写照。矿工王学法全家五口人，有三口在矿井干活，一年到头还吃不上几顿饱饭。到了解放前夕，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矿工干一天苦工只挣十二万元，每斤地瓜却要卖七万元。工人们连口都糊不住，更别说穿啦，一位工人的儿子没衣服穿，他妻子只得到乱葬岗子拣些破袄，用柴火烤烤给孩子穿上，后来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把女儿卖给人家作童养媳。 象这样卖儿卖女的事情，在工人当中是太多了。讲到住宿，那也很惨。单身矿工们住的“集体宿舍”，只是在地下挖个窖子盖点麦秸，铺点烂草，一个十五方米的地窖子，起码也要住三四十个人。夏天潮湿闷热，蚊子苍蝇布成了阵，工人们大都长了疥疮；冬天冰冻严寒，四面透风，三九天工人没有被盖，就拣些烂麻包披搭着身子，大雪封门时便挤在一起。 “一人下窑全家黑”，这句话一直流传到解放为止。解放前的四十七年间，矿上只有一个小澡堂，那是专供资本家、包工头、高级职员和大把头们用的，工人们没有份。工人劳动一天，跑回家去就得赶快睡点觉，准备第二天好去上班，想洗漱也没有时间，怎么能不“全家黑”呢? 非人待遇 不光生活苦，矿工们的人身自由也被剥夺了。从德国开矿起到解放前，矿上都驻扎着大批军警，矿的四围都拉上了铁丝网，修起碉堡，设上岗哨，工人上下班都要经过门岗搜身，谁敢违抗命令，就得挨顿毒打。 工人王成美因为腰里扎着一条皮带，被门岗搜了出来，便加了“土匪”的罪名，当场打了个半死，接着被扣押了起来。 矿工们在资本家眼里根本不当人看。他们叫采煤工是“镢头”，装车工是“铲子”，背炭工是“筐头”，搬运工是“二骡子”。矿工们的安全没有丝毫的保证。 1907年，德国资本家们不顾工人的生命安全，竟把炸药库设在井下，结果引起自然大爆炸，一百六十八个工人不幸丧生；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资本家规定，矿工死在井下，才给一口薄皮棺材钱；如果在井下受了伤，他们概不负责。工人刘孝在井下砸断了腿，本来可以治好的，但是因为资本家不给钱，自已请不起医生，落成了残废。 1947年秋天，三、四立井的矿工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生活，一部分工人起来罢工，矿上的资本家马上报告，蒋匪军立即派来马步兵包围了矿区，刀出鞘、枪上膛地逼着工人上工。资本家同蒋匪军就是这样勾结在一起残酷地压榨着煤矿工人。 迎来解放 一声春雷，劈开了这座人间地狱。1948年4月，坊子解放了。从此，坊子煤矿回到了人民手中，矿工们彻底翻了身，成了矿山的主人。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矿工们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尽快地修复了旧矿井，并且把一立井的大巷，铺上了铁轨，用电车来通行。现在别说运煤，就是工人上下井也可以坐电车了。 工人们下井时，都带充电的矿灯，各条巷道里也都安上了电灯，井下一片通明。为了保证职工们的健康，解放后不久就装置了一百一十二台鼓风机。全矿机械化程度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党特别关怀职工安全，强调“不安全不生产”，意外事故极少发生。解放以来，杜绝了瓦斯爆炸。排水系统也是良好的，井下现有大小水泵一百三多台。 此外，工人们还按时领取工作服、手套、安全帽等劳动保护品。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人一天工作八小时，生产突飞猛进地发展着，1948年产煤九万七千吨，1958年产煤七十八万吨，到1960年猛增到一百五十万吨。解放后十四年的产煤量，接近解放前四十七年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六。随着生产的发展，职工生活水平和工资收入都在不断提高。 解放以来，全矿修建了三万三千六百多平方米的职工宿舍，全都是宽敞明亮的大瓦房，既整齐又美观。全矿现有男女浴池五个，建筑面积达四百七十八平方米。此外，矿上还建立了专为职工服务的医院、托儿所、疗养所、商店、理发馆、服装店、影剧院、菜园、果园，以及职工业余学校和职工子弟小学。这就改变了坊子煤矿的面貌。  对于这些变化，老工人们看得最清楚，他们说：“旧社会的坊子煤矿是个人间地狱，新社会的坊子煤矿是工人的乐园。要是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哪里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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