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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灯闪烁不定，它沿着昔日的小路跌跌撞撞的前行，试图重现昔日的场景，恢复昔日的回声，用它微弱的灯光点燃昔日的激情。这一切的价值何在？一个人唯一的向导是他的良心，守护记忆的唯一盾牌就是行为的正直和真诚。没有这面盾牌，我们的一生就只能是轻率的一生，经常因希望的破灭和算计的失败被嘲弄。但是有了这面盾牌，不管命运如何安排，我们都将永远在荣誉的队列里前行。 1940年11月14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张伯伦的葬礼上讲了上面这番话。张伯伦是丘吉尔过去的政敌、领导，在史书上被定格为绥靖主义的代表人物，去世前短暂做过丘吉尔的下属。 某一天，我从安德鲁·罗伯茨的《丘吉尔传：与命运同行》里读到这段话，深受触动，情不自禁抄写在便签纸上，叠起来放在钱包里，随身携带，好像一张护身符。当时我正经历一次险峻的精神危机，人生路上突然迷雾重重，沟壑纵横，以至无法面对自己。那段时间，“护身符”似乎真的发生了作用。 最近这两年，我仿佛又回到了喜欢抄人生格言的高中时代，遇到有力量的句子、段落便会记下来。我意识到自己需要指引。 这是一个趋于无限透明的时代，大数据里号称能回答所有问题，摄像头照亮每一个角落，算法比你更懂你。但我们反而越来越疲惫，光是活着就耗尽了全部力气，不愿意再尝试任何有挑战的创造性工作。但是回想每一天，并没有做什么重体力劳动。 21世纪什么最稀缺？不是人才，而是充满勃勃生机的人。 我们身体里的力量去哪儿了？ 心理咨询师崔庆龙在微博上问：“你有多久没有体验过那种一觉醒来，充满着活力和期待完成一天事务的感觉？”许多人被戳中。《人物》做了一篇崔庆龙的访谈，标题同样扎人《我们为什么越来越累？》 相比父辈，我们这代人中的很大一部分解除了体力劳动的负累，但我们还是经常感觉没劲。 年轻人的普遍倦怠，并不是矫情。胡泳在与北大学生交流时说： 现在大学生似乎正在经历一种独特的困难。其实回顾历史，今天的生活总体上比其他时候要轻松得多。与100年前相比，痛苦要少得多。然而，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说法都无比正确，但它还是无法解释我们所看到的关于自我伤害、自杀和精神疾病的统计数据，以及每个人都感到的痛苦和注定的那种失败感。 胡泳开出的“药方”很奇怪——相信命运。但这也是我给自己开的药方。 他转述了一个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印度偏远乡村的妇女的例子。人们询问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时，她犹豫了一下回答说：“我希望他成为什么并不要紧，关键取决于他自己的命运。” 胡泳说，相信命运，不是主张宿命论，而是在保持自我繁育的同时，等待属于你的机遇的来临。 钟爱命运这个药方的还有尼采，他说： 我给伟大开的药方是“热爱命运”，也就是不求相异，不求前进，不求后退，不求永垂不朽……不光是忍受无可避免之事……而是要爱它……我想要逐渐学会领悟事情必要性之美，如此我方能成为制造美丽事物的人。 在数字荒原上迷失已久的我们，比前人更需要那头叫做命运的大象。接受不能改变的，感激已经获得的，再去寻找可以努力突破的。 接受命运，不等于躺平，而是不盲目地向天开战。历史告诉我们，向天开战绝不会有好下场。 命运就像一根绳子，可以把无数的自我串成一个严肃完整而有目的的存在。否则我们很容易把生命切分成一堆碎片，每个看起来都很亮丽，但拼起来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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