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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锋，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民族志、社会学理论。[图源：cohd.cau.edu.cn] 
欧文·戈夫曼通常被视为符号互动论者，其原因包括芝加哥大学的出身、与赫伯特·布鲁默等人的关系、面对面互动的研究主题以及微观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等。然而，戈夫曼实质上并非符号互动论者，其理由主要有：采用“策略互动”、“互动仪式”等概念以区别于“符号互动”；批评符号互动论者忽略结构与模式，认为“符号互动论”是学科内部自我分化的结果，它仅是空洞的标签，所谓的“符号互动论者”其实是休斯式社会学家，从而解构符号互动论学派；布鲁默批评戈夫曼的互动观较为静态和抽象，只关注表意性形式而忽略实质性内容；戈夫曼自称为“休斯式都市民族志学者”。戈夫曼后期的框架分析和谈话分析甚至突显出他具有反符号互动论的一面。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仍然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帕森斯注重社会秩序和共享道德观，强调对个体进行适当的社会化以维持社会的稳定运作。20世纪50年代晚期以后，帕森斯的思想不断地遭到批评，尤其是被认为其过于僵化与保守。曾经盛极一时的帕森斯理论帝国开始土崩瓦解，新的社会学思想也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中逐渐厘清自己的理论与方法，进而确立自己的学派。在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和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S. Becker）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微观社会学领域的互动论研究异军突起。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其研究，他通常被认为是符号互动论者。然而，戈夫曼不同于其他在芝加哥接受学术训练的第三代符号互动论者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第四代符号互动论者。在戈夫曼的学术生涯里，他似乎有意地回避符号互动论，甚至极少从符号互动论的意义上引述乔治·赫尔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等人的著作。与人们传统的印象不同，戈夫曼实质上并不是符号互动论者，他与符号互动论之间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本文试图阐明戈夫曼与符号互动论之间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分歧，理解这种关系亦有助于我们理解符号互动论。由于多种原因，戈夫曼与符号互动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经常被视为符号互动论者，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戈夫曼被认为是符号互动论甚至是美国社会学的公共形象和代表。正因如此，在很多学者编著或译介的社会学著述里，都把戈夫曼纳入符号互动论流派，并通常以“拟剧论”作为其标志性学说。戈夫曼之所以被纳入符号互动论学派，存在以下五方面的原因。第一，20世纪40年代中期一直到50年代初，戈夫曼受训于符号互动论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他在那里完成了硕士、博士学业。芝加哥大学成立于1892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卓越的美国社会学家，并形成了芝加哥学派。杜威的实用主义、乔治·米德的社会心理学等对芝加哥社会学派具有重要的影响。正是由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出身，戈夫曼通常被视为符号互动论阵营的得力战将。第二，戈夫曼与布鲁默、埃弗雷特·休斯（Everett C. Hughes）等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为美国本土性的社会学理论，符号互动论的影响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可小觑，而戈夫曼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求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当时这两个大学的社会学系都由符号互动论学者执掌。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专业也受布鲁默的影响，这使戈夫曼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符号互动论传统的某些印记。1953年，戈夫曼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芝加哥大学、国家精神健康研究院（NIMH）等机构短期地工作过一段时间。1958年，正是在布鲁默的邀请之下，戈夫曼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职，在那里的十年间，他迎来了学术创作的鼎盛时期。戈夫曼难以不受周围学术环境的影响，当初布鲁默邀请戈夫曼去伯克利任教应该也是看中了他的微观社会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出身”。戈夫曼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与布鲁默共事多年，并且他的很多朋友、同事都来自符号互动论的圈子。第三，戈夫曼的研究与符号互动论有着不可否认的亲和性和同源关系。戈夫曼著作的核心主题包括面对面互动、社会情境以及自我等，这些也都是符号互动论的主要关注对象，而拟剧论更是探讨以各种微观互动技术来实现印象管理，从而达到个体希望达成的形象。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出版之后，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戈夫曼的研究是芝加哥大学符号互动论传统之延续，尤其是继承了米德、托马斯和布鲁默的学术传统，不少学者甚至将拟剧论视为符号互动论的分支。20世纪70年代初，许多欧美学者都将符号互动论的标签施加于戈夫曼身上。国际著名的社会学杂志《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也经常刊发探讨戈夫曼思想的论文，并且组织戈夫曼研究的专题。第四，从整体而言，戈夫曼关注的并不是（越轨）行为本身，而是行为背后的意义，这使他更接近于符号互动论者的立场。譬如，戈夫曼经常使用的“角色”、“生命历程”等术语来自符号互动论，在戈夫曼就读于芝加哥大学期间，这些术语颇为流行。符号互动论关注个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如何创造、改变意义并将之付诸行动。戈夫曼认为，社会约束和社会事实不是惯例化的结果，不是由社会结构定义也不是衍生于个体。也就是说，戈夫曼关于社会事实的理解并非像迪尔凯姆那样是结构性的而是互动性的。第五，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出于简单分类的需要。对应于结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和社会批判学派主要关注宏观世界与社会结构，而戈夫曼关于面对面层次的互动研究想当然地被归入属于微观研究的符号互动论。戈夫曼自己也经常采用“微观社会学”这样的表述，这也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尽管他的社会学研究的意图并不仅限于微观互动系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人们将戈夫曼视为符号互动论者，认为他继承了符号互动论的思想精髓。与此同时，与符号互动论相关的批评也被施加于戈夫曼身上，诸如非结构性、忽略历史和社会变迁、过于抽象、不是科学家（而是作家）、平面化以及抹除社会实在与表象之间的差异，等等。譬如，就忽略历史这一点而言，有批评者认为，不仅情境中的个人具有生命史特征（过往的生活经验），而且情境本身亦有历史，它们会影响互动情境中的行为。安东尼·吉登斯也指出，从米德到戈夫曼的符号互动论缺乏制度及其变迁理论。解释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的漫画，人们通过主观意义来理解社会。[图源：thoughtco.com]
戈夫曼早年受训于二战后的芝加哥大学，尽管他的研究取向与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没有直接关联，但是身处符号互动论的大本营，戈夫曼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尤其是戈夫曼的自我观内化了米德关于社会生活之基本特征的阐述，即人们通过他人的态度、角色和立场来反观自我。在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传承中，乔治·米德提供了社会心理学的基础或背景，在米德的影响下，早期美国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倾向非常明显。例如，布鲁默既是米德的学生，也是米德思想的阐释者，他承认符号互动论主要受米德式社会心理学的影响。事实上，布鲁默的博士论文也主要探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从学术传承的谱系来看，戈夫曼可以被视为迪尔凯姆和齐美尔的第三代传人。芝加哥学派的创立者如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等人是第一代欧洲社会学的继承者，帕克正式接受的社会学训练和指导是他在柏林游学时聆听齐美尔的讲座。而埃弗雷特·休斯则是帕克的学生，他将齐美尔等人的火种传递到了战后一代，并开拓了职业社会学和都市民族志。戈夫曼明确承认休斯是他在芝加哥时期最重要的导师，正是从休斯那里，戈夫曼不仅熟悉了齐美尔的思想，而且还认识到民族志研究的重要性。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将研究重心转向社会语言学之前，戈夫曼的研究是米德式社会心理学与都市民族志的结合。由于米德式社会心理学是美国社会学的基础性构成，很多美国社会学家都具有这种特征，因此，确切而言，戈夫曼从事的是一种都市民族志。在芝加哥社会学派看来，人的本质是由他们的角色、互动方式、身势语甚至说话的口音构成的。戈夫曼后来关于信息的发出（gives）与流露（gives off）的论述进一步细化了这种观念。布鲁默通常被认为是符号互动论的标杆性人物。然而，在谈及布鲁默对自己的影响时，戈夫曼直言不讳地指出休斯对他影响要比布鲁默大得多。戈夫曼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布鲁默并不一直都在芝加哥大学，他没有花很多时间投入在教学科研上，甚至没有亲自传授那些后来成为符号互动论者的年轻人，当时布鲁默在政府部门担任劳动仲裁员。但是，戈夫曼亦承认他对布鲁默的著作意气相投，并产生了共鸣，并且俩人后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为长达十年的同事，因而布鲁默与戈夫曼可谓真正的亦师亦友。然而，与布鲁默相比，戈夫曼认为自己的社会学属于“更为传统的类型”。尽管布鲁默对定量研究的批评为年青一代学者确立自己的研究取向奠定了基础，但是戈夫曼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休斯主张并践行的质性研究。在戈夫曼看来，布鲁默本人并不践行民族志研究，他的社会心理学取向大多抽象而高度概化，除了在他影响下的一些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的研究之外，芝加哥的大多数青年学者（包括戈夫曼本人）当时都更多是在休斯的影响下进行关于职业及其内嵌于制度设置的社会机构研究。大体而言，戈夫曼与米德、杜威、帕克、伯吉斯（E. W. Burgess）以及休斯等人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戈夫曼承认米德和库利对他的社会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很重要，还有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他很早就开始阅读杜威的作品，如《追寻确定性》（The Quest for Certainty）。但是，实用主义、米德式社会心理学和布鲁默都没有为他提供“任何实质”。对戈夫曼的社会学研究具有实质性影响的主要是社会人类学和休斯，而这是与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颇为不同的研究取向。此外，戈夫曼在芝加哥大学时另一位最重要的老师劳埃德·沃纳（W. Lloyd Warner）也不是符号互动论者，当沃纳研究美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仪式特征时，戈夫曼正是其研究助理。在戈夫曼之前，对互动的研究已是被广泛接受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社会学领域出现了许多关于互动的经验研究。尽管戈夫曼很少提及这一时期以来有关社会互动的经验调查，但互动研究的传统应该对他的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影响。然而，之前对互动的研究仍是传统社会学意义上的。这些研究通常认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宏大结构性议题的研究，如支配关系、社会分层、权威组织等，都必须建立在社会成员之间互动的具体行为类型之上，由这些行为构成的基本材料成为对该现象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但事实上，这些研究并没有探讨互动行为本身，而仅是抓住了它们的某个维度，使之成为研究其他事物的手段或中介。此类研究也没有调查人们如何成功地这样做或这些实践本身究竟是什么，他们将所有关注都放在互动的结果上。戈夫曼意识到这一点，并明确表示他所关注的问题与这些研究有所不同。在戈夫曼的著述中，他引述迪尔凯姆、齐美尔、斯宾塞等经典社会学家的思想要远多于符号互动论者。戈夫曼也没有使用诸如“互动论”（Interactionism）或“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这样的表述，他似乎有意识地与符号互动论保持距离，为此，戈夫曼还提出“策略互动”、“互动仪式”等概念，以示区别于布鲁默的“符号互动”。戈夫曼认为，策略性互动接近于米德式社会心理学和符号互动，但是这两种分析类型之间并无显著的历史渊源。“策略互动”在两个方面优于“符号互动”：第一，策略性取向强调结果之间“全面的”相互依赖、对该事实的共同认知以及利用这种认识的能力，从而为排除仅仅考虑某一种类型的相互依赖提供了自然的手段。第二，策略互动直接指向包含了共同意识的相互依赖之动力学，它探寻基本的行为步骤，在互动双方彼此打量的无穷递进式循环之中寻找自然的“停止点”。综上，戈夫曼的互动研究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也不同于与他同时代的符号互动论。1937年，赫伯特·布鲁默在一篇论文中首次使用了“符号互动论”这个新术语。布鲁默的研究基于米德、杜威、帕克、威廉·詹姆斯等美国思想家，提出了符号互动论的“三大预设”和“六个核心观念”。三大预设或前提包括：人们根据事物具有的意义来对待事物，也即社会行动基于我们赋予它们的意义；这些事物的意义源自于社会互动；人们对事物进行阐释时将使用这些意义，并在此阐释过程中意义会发生变化。六个基本的核心观念则涉及诸多事物的本质，包括人类群体或社会、社会互动、客体、作为行动者的人等。具体而言，社会和人类群体被视为个体及其行动展演的集合；社会互动是任何社会定义的核心；客体是阐释的产物；人是行动有机体；社会生活是有意图的、可解释的并且相互联结的。这些基本观念阐明了符号互动论是如何看待人类社会和行为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符号互动论研究与分析的基本框架。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论的主要倡导者和定名人。[图源：prabook.com]符号互动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乔治·米德，而他又汲取了查尔斯·库利、威廉·詹姆斯、约翰·杜威以及威廉·托马斯等人的社会思想。库利的“镜中我”和米德的“主我、宾我和概化他人”探讨了自我如何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米德反对将个人视为消极、被动地接受社会规范的木偶。米德的“重要符号”（significant symbol）概念（参照“重要他人”的概念）是指当个体进行自我表达的时候，在形式上也向所有其他个体进行表达的身势、表情和言语等。符号互动论反对过度社会化的个人观念。需要指出的是，布鲁默并不视符号互动论为一种“微观社会学”，而是作为一般性社会学的视角。大体而言，符号互动论代表了阐释性社会科学的传统，其代表人物包括詹姆斯、舒茨、米德、库利和韦伯等，它强调主体性、意义、情感、动机和意图等对于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组织而言是基本的要素。“特定情境的反思性互动者在采取互动策略时会彼此考量对方的行动与言语。在包含当下互动者的对话和活动中，现象学的与互动的行为流是相互关联的。”布鲁默在一篇关于《公共场合的关系》的书评中指出，戈夫曼的研究取向存在缺陷，这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戈夫曼研究方法的薄弱之处在于他过于狭隘地将研究领域自我限制在人类群体生活中的面对面互动领域，从而排除了这种联结方式之外的其他许多人类活动。在布鲁默看来，戈夫曼研究的面对面互动仅是乔治·米德所界定的社会互动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戈夫曼无法考虑由面对面联结的基本规则构成的公共秩序如何与由组织化的群体和机构构成的更广泛的公共秩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简而言之，戈夫曼完全排除了面对面互动之外大量的人类活动，无视微观层次的活动所嵌入于其中的宏观世界。其二，戈夫曼没有将面对面互动的内容置于其“自然的宽度”（natural breadth）之中，而是拣出其中一小部分作为他的研究域，因而忽略了参与者“正在做”的行动。由于过于强调“印象管理”、“扫描”和“外在化”等行为，最终导致对自我关注的单边化处理，它未能关注人类交往行为的实质性内容，而只关心其表意性的形式。因此，在布鲁默看来，戈夫曼呈现的关于人的状况是不完整的，是被人为删截过的。总之，布鲁默批评戈夫曼“片面地对待自我”，对人类如何应付面对面互动的研究不够充分和准确。他指责戈夫曼过度关注行动者的利己性，从而偏离了米德的思想，即人的互动从根本上包括参与者努力领会彼此正在做的和打算做的，然后根据这种理解指导他自己的行为。布鲁默眼里的戈夫曼似乎认为面对面行为只由创造和维持个人印象的各种尝试构成。此外，布鲁默还认为戈夫曼的互动观显得较为静态和抽象，忽视文化意义在创造和维系日常社会互动中的作用。1980年6月13日，一位研究符号互动论的年轻学者约瑟夫·费尔赫芬（Josef C. Verhoeven）在费城采访了戈夫曼。正是在这次访谈中，戈夫曼直陈他对符号互动论的看法。尽管学术界很多人将戈夫曼归类为符号互动论者，但是他本人对这个标签有着复杂的心态，并不是将自己简单地称为符号互动论者。确切地说，戈夫曼反对任何将自己贴上某种标签或纳入某种学派的做法。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界掀起了一股自我划分学派的趋势，志同道合者各自组成“俱乐部”、形成“帮派”。戈夫曼认为，“符号互动论研究学会”（SSSI）的成立是基于当时其他许多人都加入了某个社会学组织，尤其是常人方法学派。符号互动论的诞生正是对这种组织化状况的防御性反应。“符号互动论研究学会”的前身是美国社会学协会下属的最早成立的分会组织：“社会问题研究学会”（SSSP），它有属于自己的学术性刊物《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在戈夫曼看来，“社会问题研究学会”比符号互动论学派更称得上是一个“自然的实体”。戈夫曼从一开始就不属于这个组织，事实上，他也不属于任何组织。对他而言，符号互动论只是一个职业性的称呼，这样他们可以向其他人表明他们是谁。学派的划分可谓后帕森斯时代美国社会学界的一场“圈地运动”，符号互动论和常人方法学等都是这场新的运动的结果。“常人方法学”这一标签的提出使很多研究者社会性和制度性地依附于加芬克尔及其群体；随后，作为对这种自我标签运动未曾言明的回应，便诞生了符号互动论学派。也就是说，“符号互动论”这个术语/学派的产生是为了顺应当时学术界的形势，它是学科内部分裂、碎片化与学者自我归类的结果。因此，戈夫曼从未认真看待“符号互动论”这样的标签，也不认为它很实用。“符号互动论”、“拟剧论”这样的标签对于那些未曾经历的局外人而言能提供某些信息，但对亲历其历史的局内人而言，这并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戈夫曼从来不认为这样的标签是必要的，而且他也没有“自立门户”的意图。在戈夫曼看来，很多自我标签为“符号互动论者”的学者基本上都是休斯式社会学家，其中包括被这样标签的他本人。具体而言，这些人是指运用在那个时期每个人都会采用的米德的思想体系，并且以定性的、民族志的方法研究诸如职业等小规模实体的社会学家。对于这些人而言，戈夫曼认为“休斯式社会学”比“符号互动论”更能准确地描述他们的研究工作，也是他们更准确的身份归属。但是，即使是这种休斯式社会学也只是由于友谊关系、芝加哥出身之类的因素而构成的松散小群体。戈夫曼如此回应将他视为符号互动论者的标签：“如果人们坚持要使用那样的标签，我觉得我与其他任何你所称呼的符号互动论者一样。但是，我也是传统意义上的结构功能主义者，因此，如果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这是由于我不相信这个标签能真正涵盖任何东西……在我对社会语言学更感兴趣的一些年前，我所从事的是一种具有米德式社会心理学色彩的都市民族志。”戈夫曼认为，在社会学内部将不同的类别进行标签化时，真正的分野其实不在符号互动论与其他学派之间，而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也就是民族志研究者与使用问卷之类测量工具的研究者之间的分野，这在戈夫曼看来才是最主要的内部分化。总体而言，符号互动论的芝加哥学派注重定性和民族志研究。因此，对他们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社会民族志学者”。在戈夫曼看来，一向被视为符号互动论的旗手和标杆的布鲁默则不适合这一称呼，因为他“从来不对民族志感兴趣，也从未参与过任何民族志研究”。在芝加哥社会学派内部，戈夫曼更愿意用“社会心理学取向”这样的描述来形容布鲁默，而不是符号互动论者，他与民族志取向的休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戈夫曼而言，如果一定要给他加上某个标签的话，那么应该是“休斯式都市民族志学者”。因此，“符号互动论”仅是一个空洞的标签，“纯粹的符号互动论立场缺乏实质，它不足以成为一个分析领域”。符号互动论是对社会学领域过度量化的纠偏，但它本身“却并未为实质性的研究领域提供结构或组织。它是一个'反’系统，'反对’任何系统性的结论”。在戈夫曼看来，符号互动论在批评传统社会学方面或许有用武之地，但它仅是一种原始粗糙的批判性取向。符号互动论否认、忽视任何组织或结构。戈夫曼认为，在作为一个功能性整体的原初社会里，这种结构或组织的理想模型是亲属系统；而在现代社会，我们谈论的则是各种过程，倘若要描述和分辨这些过程就必须摆脱类似于符号互动论那样极其抽象的方法，因为它无法提供任何模式。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戈夫曼深受拉德克里夫－布朗等社会人类学家的影响。总之，戈夫曼认为虽然布鲁默为社会行动提供了一般性的视角，但在组织特征的具象层次上无所作为。戈夫曼还批评符号互动论者对现实的想象过于扁平化，而未能看到现实的社会建构是同时由许多有关情境定义的复杂层次构成的。戈夫曼反对任何不经思考的过程主义和现实建构主义。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戈夫曼不仅不是符号互动论者，而且还是反符号互动论者。符号互动论的思想先驱，诸如米德、杜威、库利和托马斯等人，他们并没有充分关注社会互动中个体的印象管理、伪善、做作或虚假的自我呈现，而戈夫曼则重构了符号互动论对人性的描绘与设想。与符号互动论通常遭受诟病有所不同，戈夫曼的著作并不乏结构性要素，很多人甚至认为他是结构主义者。关于戈夫曼互动论思想的探讨主要针对他早期的著作。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曾普遍认为戈夫曼是符号互动论者的观念逐渐淡化，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其一，1974年，戈夫曼出版了皇皇巨著《框架分析》，该书被很多评论者认为具有很强的结构主义倾向；其二，此后戈夫曼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社会语言学。也正是在《框架分析》里，戈夫曼与布鲁默式符号互动论之间的差别浮出水面，他在托马斯的情景定义和默顿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中重新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与符号互动论者相类似，戈夫曼对个体也持有“理性认知”的观念，但是他与符号互动论者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对社会结构的不同处理方式。总体而言，拟剧论分析者并不将戏剧看作是主体世界观的表征形式，拟剧论框架是分析者用来关注行动者行为对他人感知产生作用的工具。无论行动者本人对他当下的行为持有何种观念，拟剧论者聚焦于行动者对他人产生的印象。因此，分析者的参照框架与行动者用来反观他自身行为的框架可能出现不一致，拟剧论分析的重要性就存在于这两种参照框架之间的分歧。正是这种分歧使分析者得以阐明他的研究主体尚未意识到的问题，也即揭示互动参与者通过自身的行动建构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和不言而喻的外部“实在”的方式。在《框架分析》中，戈夫曼用“框架”来解释经验的组织化过程，而情境的框架化（framing）试图回答“这里正在发生什么？”或“这是怎么一回事？”戈夫曼研究个体框架行为的方式，从而理解各种情境，他明确指出框架不能等同于情境定义，而符号互动论者忽略了框架。戈夫曼关注互动秩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他承认结构参与文化选择，从而试图回避结构决定论。正因如此，不少学者倾向于认为戈夫曼是结构主义者。例如，乔治·戈诺斯（George Gonos）认为戈夫曼事实上颠倒了符号互动论，自我不再是自由的主体和世界的创造者，取而代之的是制度论下视角的自我。美国社会学理论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亦认为戈夫曼是反符号互动论的，在他看来，符号互动论关注个体在社会情境中的意义转换能力，而戈夫曼恰恰强调情境之于个体的外在性、先在性、强制性和结构性。虽然这种理解从整体而言有待商榷，但是它却道出了戈夫曼思想中的结构主义倾向。乔治·戈诺斯认为互动论的基本分析单元是情境，而结构主义的基本分析单元是框架，这两种理论是对立的，它们对社会生活的本质（尤其是自我、主体和意义等）的理解根本不同。他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戈夫曼社会学中的情境是先在的，情境定义成为情境预设，而符号互动论者的观点完全相反，他们强调情境定义是在互动过程中出现的，情境极具延展性和可塑性。戈诺斯的结构主义阐释表明戈夫曼从本质上偏离了符号互动论的传统。情境与框架的观念意味着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待个体：情境的观念使互动论者强调个体的能动性，并视之为社会变迁的源泉；而框架的概念使戈夫曼认为个体是社会结构持续存在的支持者。除了这种一边倒的阐释之外，其他学者的观点相对温和。例如，托马斯·谢费（Thomas Scheff）认为，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前半部分表现为结构主义者和情境主义者，主要探讨表演、拟剧舞台、剧场仪式等，但是从第四章“不一致性角色”开始，他从结构主义视角转向行动者的动机，尤其在论述印象管理时，结构主义彻底消失了，而是转向角色和情感的管理。概言之，《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舞台表演的论述是为关于行动者幕后动机的章节作铺垫。谢费的这种分析其实是将行动与结构割裂开来了。作为一种折中的方案，佩林巴纳亚伽姆（Perinbanayagam）则认为，将戈夫曼归为符号互动论者或结构主义者犯了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所谓的“范畴谬误”。在他看来，结构主义与互动论并不矛盾，两者是互依的视角：结构主义探讨维持沟通的潜在规则，而互动论则关注这些沟通的显在方法。因此，戈夫曼既是互动论者，也是结构主义者。除了结构主义的争议之外，西方学术界对符号互动论的界定亦存在诸多分歧，因而戈夫曼是否属于符号互动论，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如何界定该流派。例如，阿诺德·罗斯（Arnold M. Rose）在他主编的《人类行为与社会过程》（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Processes，1962）一书中，将齐美尔和韦伯都纳入到“符号互动理论”的流派。谢费将符号互动论分为两大思想脉络，即米德-布鲁默和库利-戈夫曼。戈夫曼也经常被认为是属于詹姆斯-库利-米德的实用主义社会心理学的分支。倘若将符号互动论宽泛地定义为是一种关注于意义的理解而不是社会行为的因果机制的社会学取向，那么戈夫曼无疑属于该学术传统。然而，也有些学者将符号互动论狭隘地定义为布鲁默本人的学说和著作。此外，真正熟悉符号互动论的人往往不会认为戈夫曼是符号互动论者。例如，约瑟夫·费尔赫芬在从事符号互动论研究时的导师涩谷（Tamotsu Shibutani）就持不同的意见。涩谷早年受训于芝加哥大学，可谓布鲁默的嫡系传人，他从事纯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并与布鲁默和戈夫曼共事多年，因而涩谷对符号互动论学派的内情颇为熟悉，他的判断很值得重视。戈夫曼强调关于互动系统、经验组织的结构和模式的研究，这是与符号互动论的根本不同之处，但是结构分析并不等同于结构主义。作为美国本土的社会学家，戈夫曼与其他很多社会学家一样，也深受米德式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因而除了“休斯式都市民族志”之外，戈夫曼亦承认自己从事的是“结构性社会心理学”，认为这对社会学而言，“既是必需的，也是自然而然的”。戈夫曼曾明确表示自己是“某种意义上的互动论者”，这也是我们称其思想为“互动论”的主要依据之一。通常而言，互动论有三种不同的派别或研究取向：第一，实用主义和社会心理学取向，代表人物如库利、米德和布鲁默等；第二，现实的社会建构取向，如伯格和卢克曼的现象学、常人方法学以及建构主义社会学等；第三，社会仪式取向，包括从迪尔凯姆的宗教社会学到对世俗的“共同体研究”，如戈夫曼的导师、人类学家沃纳的雅克城（Yankee City）系列研究，戈夫曼的拟剧论也属于该取向，也即，戈夫曼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互动论学派。由于戈夫曼研究自我的本质、面对面互动的进程等，他经常被误解是符号互动论者。戈夫曼反对将一个人的思想进行断章取义、删截式的理解，无论是将他理解成符号互动论者、结构主义者抑或存在主义者，都可能有失偏颇。在通常情况下，学派归类和学术标签可能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一个人的思想实质，并锚定其对特定学术领域的贡献，但是这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划分亦存在简化论的风险。正因如此，戈夫曼不愿意将自己置于某种理论传统、学派或范式，不仅反对将他纳入符号互动论的阵营，而且他拒绝任何生搬硬套、束缚性的标签。戈夫曼对符号互动论的立场也影射出当时美国社会学学科内部的斗争与分化：一方面，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派与哈佛大学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之间存在斗争；另一方面，即使是互动论或微观社会学内部的战线也并不统一，戈夫曼的拟剧论、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霍华德·贝克尔的标签理论以及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等之间亦存在严重分歧。纵观戈夫曼毕生的著述，他的社会理论可以被看作是情境论与互动论之间的某种调和。互动无疑是戈夫曼的重要研究主题，同时，情境亦是他的研究单位，无论是关于策略性互动的研究还是关于互动仪式的研究，戈夫曼都颇为强调情境的特性。也就是说，戈夫曼探讨的不是符号互动，而是情境互动。因此，他是一位“情境互动论者”。符号互动论者对戈夫曼的解读通常过于强调情境的唯一性与脆弱性，事实上，戈夫曼意识到社会结构和过程的重要性。那么，社会实在的微观与宏观层次又是如何链接的？对此，戈夫曼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互动秩序。社会结构与互动实践之间并非直接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面对面互动的各种形式聚合或结晶化为制度性结构，这些宏观结构一旦形成，它们便脱离个体而获得相对自主性，互动的结果也因此而具有突生性。戈夫曼将结构与行动之间的这种微妙而紧张的关系称为“松散耦合”关系。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本文无意将新的标签施加于戈夫曼，“情境互动论”的表述仅是作为理解戈夫曼的一种途径，希望能以此来把握戈夫曼社会学的实质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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