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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 有段时候，我们家里，清明节当天的行程，算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即，当天如何周全照顾，照顾到我父母两边长辈的墓。 我奶奶走得早，后来是我爷爷，后来是我外婆。老人家们的墓不在一处，但我妈妈那边包括我舅舅姨妈，我爸爸那边包括我叔叔姑姑，总得去，两边都不好缺。两边的墓地，又偏都交通不算便利，赶上清明，常堵车。 我爸妈便会规划路线，研究天气，判断当天的拥堵，分配时间。今年先扫哪一边，差不多多久结束，然后扫另一边。 然后亲戚朋友们，谁负责做菜（我们那里似乎讲究黄豆芽百叶、面筋酿肉、红烧肉和炒青菜这几样菜），谁负责带酒（我爷爷生前耳朵不好，便爱“吃酒”，理由是“吃了酒耳朵听得见！”），谁负责带烧物（我瞎起的名字，毕竟现在尽量别给大家添麻烦，带东西去烧了，最后还是最好收干净带走的，不能碍了别家扫），大家沟通协调好了，就去扫了。 我以前写过一篇幻想的扫墓记，生者与逝者可以无碍交流，这当然只能是幻想。 现实中去扫墓，大家默立，行礼，说几句大家都好，擦一下碑，浇酒，上菜，烧，默立，尽哀，礼数到了，也便到了。 我们那里有排场大的，会请军乐队高歌而来，鼓奏而去，场面惊人，满墓园都借光，听他们吹拉弹唱。我们这种普通百姓，尽心而已。如果时间充裕，一上午能两边都顾到扫完，自然也算不错。亲戚们趁势约一桌饭吃吃，聊聊天，也是有的。 这份日常的熟练，久了自然会显得有点走流程，会显得不够沉痛，但好处是通达。比如有时没法同时清明节那天顾到了，得换一天去，或者亲戚之一偶或缺席（比如我），彼此也不太会苛求。 “扫墓时替我跟奶奶道一声。”“晓得的晓得的。”诸如此类。 我有位叔公有句话，爱挂在嘴边： “心意到就好，终归活人最重要。” 是的。 汪曾祺先生有篇《云致秋行状》，里头说有位爱说笑的老友逝世了。追悼会后回来，有人在车里说笑话，半车人笑；汪先生便想起陶渊明“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但也承认，在那位老友追悼会后说说笑话，似乎是无可非议的，甚至是很自然的。 我小时候初去相近的长辈丧仪时，看见有人似乎不那么悲伤，难免心头不爽；后来自己去了几次都没见过面的外地远房亲戚丧仪后，多少能理解了——每个逝者最亲近的人自然最难过，但也有些亲戚血缘与我远到，不说八竿子打不着，但确实谈不到熟悉，则悲伤共情，大概只相当于“一个知道姓名，知道有这么位先生的人过世了”的程度。 人的悲欢并不相通，这话听来苍凉，但却也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各人亲疏远近是客观存在的。  当然，哪怕是最亲近的人，沉溺痛苦，也是挺难受的。 看得开的人自然都明白，逝者已逝，活人做的事是做给活人看的，但也并非虚热闹。 我读到过的一个关于斯里兰卡南部习俗的论文里，唠过这么句。说逝者的亲人们定期聚集回忆逝者，既是一种缅怀，也可以是一种很好的纾解方式。后一点颇让我觉得诧异。 那个论文认为，有些个体，对失去亲友的痛苦是极强烈的，如果不加纾解，会长期停留在一种状态：比如失去亲人后不能接受事实的，会长期都处于这种痛苦之中。 所以定期的缅怀、悼念与纾解，既是敬念逝者，以及寻找新生活目标并为之努力，也能舒缓生者。 我有位长辈说，他亲人逝世后怎么过来的？是在丧仪过程中守夜，乐队在外头演奏“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他们几个至亲，一边打通宵麻将，一边轻松聊着逝者的琐事，聊着聊着，他的心结慢慢开了，觉得那孤独中郁结的痛苦，慢慢展开来了——当然事后才知道，那天一起打麻将的几位，事先约好要一起输他钱来着…… 总归要往前走的。 总归是活着的人最要紧。 张岱有一篇《越俗扫墓》，说他们那里人扫墓，袨服靓妆，画船箫鼓，简直像杭州人游湖。所谓厚人薄鬼，大家习以为常。说早年间还不坐船不鼓吹，后来日益奢华，男女用两坐船，大肆鼓吹，欢呼畅饮。上午扫墓，下午还得游庵堂寺院及士夫家花园。甚至还有醉汉推闹。真跟春游似的。 本来这段写着，显越人浮华，有些揶揄色彩，但下一段就苍凉了： 说乙酉年——公元1645年——打仗了，被迫划江而守。连渔船菱船都收干净了，花里胡哨的扫墓自然没有了。妇女三年不得出城。几个男丁挑着鱼肉纸钱，徒步扫墓，也就罢了。 所谓萧索凄凉，物极必反。 我比较浅薄，想象张岱那时的情景，只能想到这些念头： 平时以为自然而然的日常，面对不可抗力，也会忽然间成为奢望。 以及，再肤浅浮华的人间烟火，都好过不可抗力导致的萧索凄凉。 清明节，哀死敬生，做好自己，珍惜人间尚存的一切吧。 毕竟清明春祭这个时节，本身也在说： 人事代谢，往来古今，又一年草木青青，总有新的人间。 毕竟再肤浅浮华的人间烟火，都好过不可抗力导致的萧索凄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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