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18日，是瞿秋白就义20周年纪念日。
这一天，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瞿秋白同志隆重举行了遗骸安葬仪式。
参加这个仪式的有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等数百人，这些人之中有的是中央机关干部，有的是瞿秋白的生前好友。
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感到十分欣慰，因为自从丈夫193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福建长汀，遗体一直没有找到。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党中央不懈努力，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遗骸，并于1955年初运到北京，得以入土为安。
此刻，一直系在杨之华心头的结，终于被解开了。
安葬仪式结束以后，杨之华向组织提出请求：一定要追查出当年指认瞿秋白的叛徒。
随着组织调查的深入，一位名叫的女干部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并于1955年将其逮捕。
可谁知，这竟然是一桩天大的冤案，并夺走了周月林24年的人生。直到1979年，一张当年国民党的旧报纸出现在了公安机关的视野里，周月林的冤屈才终于得到洗刷。
那么，瞿秋白究竟是怎样遇害的？公安机关为什么会怀疑周月林？真正的叛徒又究竟是谁呢？
瑞金突围，瞿秋白等人被捕
瞿秋白曾在陈独秀以后全面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在江西瑞金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曾长期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为了保存中国革命的有生力量，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了长征之路。
中央苏区需要有一些人留下来，处理善后工作。而当时的瞿秋白身患重病，不宜长途跋涉，中央经过讨论，决定让瞿秋白等一批人留下来，机会合适的时候再自行转移。
但是国民党并没有放弃对这批留守人员的“围剿”，无奈，瞿秋白决定向福建转移，再从上海转到香港去治病。
1935年2月11日，瞿秋白等人开始动身，陪在瞿秋白身边的还有四名干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检察部长何叔衡、财政部长邓子恢、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张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医院院长周月林。
以及一个排的警卫人员。
何叔衡当时已经年近六旬，张亮是孕妇，行动不方便，一路上和瞿秋白一样坐在担架上，邓子恢和周月林步行。
好在江西、福建交界一带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带，他们走了一天多，没有碰到敌人的拦截，在汤屋顺利找到了中共福建省委和省军区。
接下来，要穿过敌人封锁线，前往上海。
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提出了一个可行的突围方案：
让一个排的红军战士乔装成国民党士兵，然后让瞿秋白等人乔装成俘虏，戴上面罩，“押送”出封锁线。
这样一来，就可以迷惑敌人的密探，而且在穿过敌人封锁线的时候就算被发现，也可以让负责“押送”的战士抵挡一阵，掩护瞿秋白等人逃脱。
计划好以后，2月20日，瞿秋白等人悄悄上路了，而且刻意避开村庄，尽可能走无人涉足的山路。
江西、福建交界地带尽是连绵起伏的山，山上古树阴森，野草丛生，路径很难辨认。为此，他们请了一位砍柴人做向导。
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走了4天以后，2月24日晚上，他们来到了福建长汀县水口村，但他们必须要渡过汀江才行。
但是，这里只有村子附近的一座桥可以通过，桥头驻扎着国民党保安团一个营。
无法从桥上顺利通过，瞿秋白决定，半夜涉水渡河。
于是，警卫人员临时用树棍藤条扎了一副担架，趁着夜色悄悄抬瞿秋白、何叔衡、张亮过河。邓子恢、周月林在战士的搀扶下摸过了河。
绕开了敌人的保安团以后，大家心里都松了一口气。
过河后第二天清晨到了小迳，谁知村外传来枪声，敌人竟然包抄过来了。
原来他们自认为昨晚的渡河悄无声息，但之后还是被驻守在桥上的保安团发现了。
邓子恢指挥警卫人员展开阻击，保护瞿秋白等人撤退。
但是寡不敌众，他们且战且退，被逼到了一座山头上。
面对敌人的劝降，他们没有丝毫犹豫就决定从山上滚下去。
在山上坚持抵抗只有死路一条，不如冒险滚下山，也许有一丝生机。
于是，他们紧紧地抱着头，不顾一切地顺着山坡往下滚。
何叔衡被敌人的机枪射中，重伤去世了；邓子恢在山下继续组织突围，但是跟其他人走散了。
瞿秋白、张亮和周月林滚下山后躲在了山间草丛里，打算等着敌人离开以后再逃走。
但敌人展开搜山，最终还是把三人给搜捕出来了。
4个保安团士兵押着他们。瞿秋白受到病痛和刚才滑下山的双重冲击，身体虚弱不堪；而张亮有孕在身，也感到十分吃力。
半路上只听“扑通”一声，瞿秋白面朝地倒下了。
一个敌兵用脚踢了踢，说：“看来是死了，补他一枪。”
周月林吓得赶紧扑到瞿秋白身上：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他没有死，是累昏过去的。”
说完赶紧把瞿秋白摇醒了。
他们三人被押送到了保安团部。
就这样，1935年2月25日，从中央苏区里突围出来的五名党员干部：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围出去，后来在永安县找到了当地游击队；而瞿秋白、张亮、周月林三人被俘虏。
瞿秋白遇害，周月林成为“叛徒”
瞿秋白、张亮、周月林三人很清楚，绝对不能让敌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于是他们商量后决定，编一个虚假的口供来迷惑敌人。
三人一致同意继续用红军“俘虏”这个假身份编口供。
周月林先说道：“我化名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我在国家医院时学会了打针、接生，也懂得一些医务知识，不怕敌人审问。”
张亮说：“我就叫周莲玉，是香菇商老板娘，被红军绑票抓来的。”
最后轮到了瞿秋白：“我就叫林其祥。原来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后来在上海同济医科大学学习半年，因为生病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抓去了瑞金。在那里被迫当过医生。1935年1月从瑞金逃走，但是很快被苏区地方武装发现。”
张亮和周月林觉得这样不好，对瞿秋白说：“你又是大学生，又是医生，目标太大了，敌人会注意到的。”
瞿秋白说：“我要说我是农民、商人、士兵，像吗？敌人会相信吗？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敌人怀疑我们的口供，否则我们就完了。”
二人觉得有道理，毕竟，瞿秋白确实是文质彬彬，很像个读书人。
敌人开始审讯他们三人。
他们按照提前编好的口供回答，敌人没有问出任何破绽，就把三人押到了上杭县城。
瞿秋白跟其他红军战士关押在一起，张亮和周月林两位女同志关押在一起。
但是敌人始终不死心，他们看着瞿秋白的衣着不像是个普通人，而且随身携带着金戒指、港币等贵重物品，又有武装士兵护送，便怀疑他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敌军保安团的团长钟绍葵亲自审问瞿秋白等人，而且对他们反复严刑拷问，但是一无所获。
张亮临近分娩期，当时上杭县一家糖果店老板林鸿昌没有儿子，看上了张亮，于是把张亮保释出狱。
敌人保安团营长李玉的妻子也快要生孩子，他知道周月林是医生，有接生经验，所以，李玉把周月林从狱中接回自己家当保姆。
而瞿秋白一直被关押，三人以后就再没见过面。
瞿秋白为了迷惑敌人，伪造了一份假的“笔供”。
对方看了以后说：“如果情况属实，那就可以让人保释你走。”
同时，对方还要求瞿秋白找朋友索取证明，只要能够证实自己跟共产党无关，就可以被释放。
瞿秋白以林其祥的名义，给上海的朋友——鲁迅、周建人和自己的夫人杨之华写信。
这样，亲友能通过笔记认出自己，也不会因此连累他们。
正当一切都在向着好的一面发展，瞿秋白几乎就要被保释出去时，不料，其真实身份却被泄露了。
蒋介石不知怎么得到密报，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遂命令长汀的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核查。
宋希濂让各团把俘虏的姓名、相貌特征分别详细造册送到师部，再进行一一比对，最终查到了隐藏在俘虏之中的瞿秋白。
国民党用尽了各种办法，想要收买瞿秋白，但是都无济于事。
瞿秋白说：
“我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我绝不丧失人性而生存！”
“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1935年6月18日，国民党残忍杀害了瞿秋白。
瞿秋白暴露身份的同时，张亮和周月林的真实身份也暴露了，二人被重新抓回监狱，各判10年徒刑。
国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1938年，张亮和周月林被释放出来了。
二人决定去投奔南方的新四军，新四军的政委项英正是张亮的丈夫。但是在当年转移途中二人失散。
后来，据一些史书记载，项英怀疑张亮是出卖瞿秋白的叛徒，于是，气愤之下开枪杀了张亮。
而周月林在南昌与张亮失散以后，孤身一人辗转到了武汉，想要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却没有结果。
于是，她回到上海老家，试图打听丈夫的消息，同样一无所获。
周月林娘家很穷，难以接济她。为了活下去，她只得嫁给了一个穷苦的船工，艰难地生活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周月林在脱离组织15年后，终于见到了上海市长陈毅。
她掩盖起自己这15年的苦难，热情地投入到社会建设中去，成为一名街道管理人员。
因为街道居民工作做得很好，群众推选她为街道居委会干部。
周月林本来以为自己的人生就可以这样走下去，谁曾想她竟然成了人们眼中出卖瞿秋白的叛徒。
1955年，瞿秋白的遗骸运回北京，中央在八宝山为其举行了遗骸安葬仪式。
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含泪请求组织缉拿当年出卖瞿秋白的叛徒。
公安部门开始立案调查，很快就把周月林锁定为叛徒。
公安机关的思路是这样的：
当年跟瞿秋白同时突围的有四个人，何叔衡在突围途中牺牲，邓子恢在突围途中失散，只有张亮、周月林二人被俘虏。
但是，张亮早在1938年被丈夫开枪打死了，嫌疑人只剩下周月林一人。
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级命令，将周月林进行逮捕，后来，她在北京关押了10年之久。
直到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瞿秋白”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
之后，她被送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劳改农场服刑。
按照服刑年限，到1977年12月，周月林就可以被刑满释放，但是鉴于她“罪行重大”，所以在监狱里继续关押。
人生就是这样无常，周月林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年自己拼命保护病重的瞿秋白，而今却要背上“出卖瞿秋白”的罪名二十多年。
伸冤与昭雪
在监狱的二十多年里，周月林一直渴望有一天能得到清白。
1979年，周月林已经年逾古稀，她开始感到一丝绝望，心想自己可能要在监狱里渡完一生了。
但是仍然觉得心有不甘，于是向党和政府提出了申诉。
这次申诉，她其实并没有抱着太大的希望。但是时代的发展给她带来了希望。
当时，全国上下正在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公安部接到她的申诉书后十分重视，立即组织案件复查，很快就找到了线索。
1979年，公安人员找到一张国民党1935年的旧报纸，上面报道着“赤共闽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
公安人员沿着这条线索进行调查，确定了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是1935年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
当年，瞿秋白等人在突围过程中曾在万永诚那里待过两天。
1935年4月10日，也就是瞿秋白等人被捕的第46天时，国民党第八师汤恩伯部俘获了万永诚的妻子，她受不了国民党的刑讯手段，便供出了瞿秋白在濯田被捕的消息。
这就解释了，当年瞿秋白快被保释出狱的时候，蒋介石收到的关于瞿秋白被捕的密报是从何而来的了。
很快,党史部门又有了别的线索。
除了万永诚的妻子以外，还有一个人出卖了瞿秋白，这个人叫郑大鹏。1935年，被俘虏以前他在中央苏区担任教育委员会收发员。
而负责教育委员会工作的，正是瞿秋白。所以，在瞿秋白被俘虏以后，郑大鹏一眼就认出了瞿秋白，于是，他厚颜无耻地向国民党指认了瞿秋白，以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
因此，叛徒指认瞿秋白的详请是这样的：国民党沿着万永诚妻子的交代，在俘虏中反复查找，最后锁定“林其祥”就是瞿秋白。
但是瞿秋白坚决不承认。国民党又找来郑大鹏指认瞿秋白，郑大鹏表示：
“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的照片可以核对...”
瞿秋白觉得无法再隐瞒，于是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1935年5月11日，国民党电台播报了瞿秋白被俘的消息，还在报纸上刊登新闻：俘获共产党首领瞿秋白及项英妻子张亮、梁柏台妻子周月林三人。
至此，真相大白，叛徒找到了，周月林并没有出卖瞿秋白。
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为周月林撤销原判，将她无罪释放。
这一天虽然来得有点晚，但最终还是让她在有生之年等到了。
周月林前夫梁柏台的家乡——浙江新昌县委、县政府得知周月林平反的消息以后，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后决定将她接回新昌定居。
组织上还决定给她定14级干部工资，恢复她的老红军待遇。
但她觉得自己蹲了二十多年监狱，没能为人民做什么工作，便提出自己的待遇降至17级，而且只要生活上过得去自己也就满足了。
后来，全国妇联和江西省妇联特派干部前往新昌慰问周月林老人，老人开心地笑了。
结语
周月林在25岁时，就成为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妇女部长。
28岁时，她作为唯一一名女性，成为中央主席团执行委员，后来得到毛泽东推荐，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医院院长，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她受到了二十多年的误会，但是依然不改初衷，坚守作为一名党员的信仰，为党和人民兢兢业业地服务了一生，党和人民会牢记她的贡献。
而那些出卖革命、出卖同志的叛徒，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