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货币起源在传统的概念里，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剩余”和“分工”，就会出现交换活动，在频繁的交换中，形成一种或几种商品，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就是货币的起源。
中国货币的起源，最迟不会晚于商代，主要的起源是天然“海贝”，可以从汉字结构上看出来，与财富价值有关的汉字，绝大部分是从“贝”部，这是从商代甲骨文遗留下来的信息。另一个起源是人工冶炼出来的“青铜”。“青铜”是一种铜、铅、锡合金。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世界闻名。在商周之际，青铜也是一种财富的象征，青铜器上有一句常见的铭文“子子孙孙永宝用之”表达了这个意思。 
从使用价值来分析，天然海贝用于装饰，个体小，形制统一，有便于携带与计数的优点。青铜，随着青铜礼器文化的成熟，使用价值与重要性增加。但是“青铜”有个缺点，作为一种称量货币，不便于交割与计数。于是，大概在商代晚期至西周，人们开始将青铜铸造成海贝的形式，两者合而为一成为“青铜贝”。
“青铜贝”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货币进入“青铜时代”。
2 青铜时代2.1先秦货币
西周时期，青铜贝的使用开始流行。许多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大量以“朋”为计数单位的“贝”用于赏赐交易的记载，这个“贝”应该指“青铜贝”。
赏“贝”作“器”，等于“青铜贝”当作青铜原料，这里类似于后世的银锭，本身原料就是货币，循环使用。
周平王东迁，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词叫“礼崩乐坏”，指的是周天子对地方诸侯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下降，这不仅表现在礼仪制度，还包括文字、度量衡、货币等方面，在不同诸侯国区域出现了分化与发展。
其中货币方面，形成了四大货币体系。
一，“贝币”，青铜贝的延续。鲁国，对西周制度继承比较完整，沿用铜贝；楚国，文化相对落后，又向往中原文化，因此也继承了铜贝。楚国的贝币，文字笔画奇特，古人形象地称为“蚁鼻钱”或“鬼脸钱”。
二，“布币”，起源于农具“镈”（bo），通俗讲就是“铲子”，主要流行于周王畿与三晋地区。“周景王铸大泉、废小泉”，指的是借鉴晋国耸肩大空首布的型式，铸大平肩空首布，废除青铜贝。早期的空首布，还保留了原始工具的形貌。后期的布币便于实用，演变为平首，影响力也扩张到了燕国和楚国。
三，“刀币”，起源于工具“刀削”，主要流行于东海之滨的齐国、太行山区域的狄人、鲜虞、中山，影响了后来赵、魏、燕三国。
四，“圜钱”，仿制于“玉璧”，它的时代最晚，流行于战国晚期的秦魏地区，后来的“方孔圆钱”就是由它发展而来。
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体系，归根结底，这些都是“青铜铸币”，铸币上的铭文，主要标记“地名”或者“重量”，前者体现一种信用，后者体现出青铜称量货币的本质。
2.2金钱本位
秦始皇兼并六国，通过“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在货币方面，先补充介绍一下“黄金”。春秋战国时的楚国，疆域辽阔、经济发达、盛产沙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黄金”铸成流通货币的国家（郢爰）。秦始皇统一六国货币，将楚国货币体系中的“黄金”继承了下来，然后以“方孔圆型”的“半两”铜钱统一六国的刀、布、圜、贝形制。 
因此，秦代货币是一个“金钱本位”制。
“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二十两为一镒；铜钱为下币，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史料中虽然没有记载“黄金”与“铜钱”的兑换关系，据分析推测，应为一万枚“半两”铜钱等于“黄金”一镒。换算后“黄金”与“青铜”原料比率为1：250。
无论黄金还是铜钱，都是称量货币，因此“权衡”制度需要介绍。秦统一后的的权衡，以铢、两、镒为单位，24铢=1两，20两=1镒；西汉继承秦制，只是以16两=1斤的“斤”取代了“镒”。
与今天的衡制对比，秦汉时的1两合现在公制15克左右，所以“半两”铜钱，标准重量为7~8克，实际重量在6-12克之间浮动；“黄金”1镒为300克左右。
西汉继承了秦代“金钱本位”制。
史料中提到汉初，秦半两“钱重难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单枚铜钱重“半两”，币值过高，无法再进一步分割；二是铜钱与黄金的兑价，黄金高估，铜钱低估。因此，在比率固定的情况下，铜钱减重成为趋势。
吕后时期铸“八铢半两”（一两的三分之一，亦称三分钱）、
“五分钱”（一两的五分之一，合四点八铢）、
文帝时期铸“四铢半两”（一两的六分之一）
这些都是减重型的“半两”。“八铢”、“五分（之一两）”、“四铢”为实际重量，“半两”是货币的铭文，也是名义重量。
汉武帝时期，进行货币改革，计划结束铜钱“实际重量”与“名义重量”的不统一，要求“重如其文”。先是铸“三铢”钱，但是货币改革，必然经历波折与反复，“三铢”未能推行成功；后来改铸“五铢”钱，大获成功。“五铢”铜钱，方孔圆型，枚重3~4克的标准，也影响了此后中国历代的铸币。
“五铢”推行成功后，汉武帝又调整黄金与铜钱的比值，一万枚五铢等于黄金一斤，以此构建一个合理的“金钱本位”制度。换算后“黄金”与“青铜”原料比率为1：130。
一万枚五铢或一斤黄金，称为“一金”，成为一个价值尺度。史料中有“百金为中人十家之产”，“（张）汤死家产值不过五百金”之类的记载。2016年发掘的海昏侯墓，出土约200万枚五铢钱，在当时就价值200斤黄金；出土300余枚金饼，每枚250克左右，正合汉制一斤。这些部分货币，用文献记载来说就是“五百金”的价值。
据史料统计，汉武帝开铸至西汉末，五铢钱共铸造了280亿枚，合2800万贯（足），加权合宋代3600多万贯（省陌制/770为贯）。
2.3黄金国有
王莽篡汉，托古改制，币制改革先后进行了四次，铸造了各式各样、各种币值的货币。那么，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他想干的就一件事儿---“黄金国有”，王莽以法令形式，禁止民间拥有黄金，国家将黄金全部收兑。以1万钱收兑1斤黄金，国库里的“五铢”铜钱是不够的。于是王莽就推行币制改革，铸造了“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六泉十布等等。这些货币完全脱离了“称量货币”的束缚，成为一种“名义货币”，充当搜刮黄金的工具。 
王莽以“名义货币”收兑权贵阶层手中的黄金，而这些“名义货币”在实际流通中必然受到极大的限制，导致了社会的动荡，触动了各阶层的利益，引发了各地的武装叛乱。“币制改革”随着新朝的覆亡而失败。
但是“黄金国有”却获得了成功，东汉以后，“黄金”成为一种具备储藏功能或者器用功能的贵金属，退出了货币的舞台。另据史料记载，王莽覆亡时，国库中的黄金约有80万斤，大部分都是币制改革时收兑而来的。
2.4 货币危机
东汉恢复铸造“五铢”铜钱，“黄金”退出流通，实物“布帛”在一定范围内取代了“黄金”的地位，在大额交易与财富储存方面发挥了货币的功能。
“黄巾起义”以后，中国陷入长时期的分裂与战乱，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历经三国两晋、五胡乱华、南北朝的混战，货币经济基本崩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货币的质量严重下降，无文钱、剪凿钱、水漂钱、虚值大钱充盈于市，甚至在南朝萧梁时期，还大范围以“铁”为原料铸“五铢”钱。史料中关于梁武帝信佛，舍身出家，大臣们先后花数亿枚钱为之赎身，这些钱就是“铁五铢”。
二：实物货币走向前台，生产力破坏严重，经济倒退，在很多战乱频繁的地区，粮食、布帛等重要生活物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角色，铜钱完全退出流通领域。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隋朝统一中国，铸行标准“隋五铢”铜钱，将历代大小轻薄、不合标准的铜钱作为原料收兑，回炉重铸，货币经济得到恢复。
但是，这时的“度量衡”出了问题。秦汉的度量衡制度经数百年的演变，（升、斗、石/分、寸、尺/铢、两、斤）换算制度未变，但是单位值出现分化。例如，重量单位1斤，南朝的1斤由250克逐渐减至220克左右；北朝却大幅度增加，1斤暴增为660克左右。
这对于“五铢”铜钱来说，出现实际重量与名义重量的不统一。因为，对于南朝旧制，“隋五铢”重如其文；对于北方隋制，“隋五铢”实际重量在二铢~三铢之间。
2.5 唐代变革
隋朝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唐朝解决了。
唐高祖李渊，用北朝（大斤、大尺、大斗）的制度统一了南朝，只在天文、医药等方面保留了南朝旧制；同时铸造“开元通宝”，使铜钱发展为一种“名义货币”，不需要标记重量。
唐初“开元通宝”铜钱，枚重4克左右，合北朝大制的二铢四絫，正好是一两的十分之一。这又反过来影响了衡制，“钱”成为一个十进制的重量单位，取代了“铢”，十钱为一两，沿用至今。
可以说，“开元通宝”取代“五铢”，是中国货币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由于唐朝刚从数百年的战乱中重建，实物经济仍然占据着一定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唐代绢帛作为货币价值尺度使用广泛，如唐代法律中，关于各种犯罪金额（赃款），都需要折算为绢帛匹数来定罪。
二：唐初建立的财政制度中，收入主要为租庸调制，简单归纳：租是粮食、庸是人力、调是物产；官俸军费等支出，也以实物为主，铜钱的使用空间并不大。
在这种半实物半货币的经济体制下，唐朝初年保持了比较低的物价，陆续铸造的“开元通宝”逐渐取代历朝“五铢”旧钱，与经济发展保持一种相对平衡。
“安史之乱”，是中国货币史又一个重要拐点。
唐军在战争中全线溃退，自给自足的“府兵制”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军费开支“货币化”；
黄河中游被叛军占领，运输线被切断，导致京城长安物资匮乏，中央政府不得不将官员俸禄中“货币”支付比例加大，实物支付减少，官俸支出“货币化”；
战后，藩镇势力扩张，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力下降，使得以“租庸调”为基础的财政制度崩溃，“两税法”与“禁榷专卖制”走向前台。此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货币”比例增加，实物比例下降，财政收入“货币化”。
由于这三个“货币化”，唐代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转折，货币需求量爆发，铜钱无法满足经济所需，“钱荒”成为了一种常态，影响了唐宋以后中国货币制度的走向。
2.6 铜矿枯竭
北宋的货币，有铜钱，有铁钱，铜铁钱又分大小不同的币值，此外还出现了纸币。这些不同材料、不同币值的货币，以国家法令形式，在规定的行政区域内使用，形成不同的货币区。这些货币区的货币制度又随着时间不断调整与变化。因此，北宋，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货币制度最为复杂的时代。
复杂的根源在哪里？还是得抓住“钱荒”这个主旋律。
北宋的各项制度，是从晚唐五代一直沿用并继承下来的，“货币化”的程度，有增无减。此外，不抑制土地兼并，商品经济加速繁荣，造成货币需求量，呈几何级数暴增。
北宋为了应对货币需求，一方面，执行严格的“钱禁”与“铜禁”政策。“钱禁”，禁止铜钱外流、禁止毁钱铸器，保证现有货币不减少；“铜禁”，禁止民间使用铜器，保证所有的铜原料，都用来铸造铜钱。另一方面，完善造币厂管理制度，提高生产效率，使北宋铜钱的年产量，达到唐朝平均年产量的十倍以上。
即使这样倾尽全力地增加铜钱供应，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满足货币的需求。所以说，北宋货币中，铁钱、大钱、纸币、货币区这些复杂的问题，都是由“钱荒”所衍生出来的。
随着北宋铸币的巨量消耗，东南地区铜矿几乎枯竭。北宋中期，广东韶州地区发现了大铜矿，支撑几十年。到宋徽宗继位的时候，广东的铜矿也开采殆尽。于是，蔡京主持的币制改革，当十大钱、夹锡铁钱、全国性的纸币陆续出现，朝令夕改，损害了上上下下各阶层的利益，动摇了北宋的统治基础，为“靖康之难”埋下了隐患。
我们在这里总结一下，北宋，是中国货币史中，“青铜文化”最后的辉煌，巅峰过后，青铜铸币走向了衰落。
3、纸币时代3.1 北宋“交子”
进入纸币时代前，我们先澄清三个问题。一：有的史料认为汉武帝时的“白鹿皮币”是中国纸币的萌芽，这一点我不认同。因为“币”字，本意是指一种丝织品；货币或钱币是它的引申意。“白鹿皮币”的“币”字，用的是本意，它实际是汉武帝借以搜刮地方诸侯和豪强财富的一种工具，与货币无关。二：也有史料认为唐代“飞钱”是中国最早的纸币。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异地结算的“汇票”，类似于“取款凭证”，私下并不能流通，不应视为货币。三：五代时，长沙马殷在城内行用大铁钱，民间为交易方便而出现“指垛交易”的“契券”，可以算纸币的萌芽。
中国最早的流通纸币，是北宋时期，出现于成都的“交子”。那么它出现的始末是怎么回事呢？
至道末年，王小波、李顺起义被平定，成都地区被调整为纯铁钱货币区，禁用铜钱。由于原有铁钱铸量有限，又经战乱熔毁掩埋而减少，新的钱监还没来得及恢复，因此出现了货币真空，民间自发印制纸质代用券来充当流通手段。
局势稳定后，主政西川事务的张咏，没有取缔“交子”，改为由十六家富户获得发行权，相应承担官方的一些差遣费用，“交子”变为官督民办。出于对张咏保留和改进“交子”的肯定，一些资料中将张咏称为“交子之父”。
再后来，由于部分“交子”发行户经营不善，引发信用危机，使得官员们形成两派观点，一派认为该完全取缔，一派认为该收归官办。最后，“收归官办”这一派取得胜利，天圣元年十一月，宋仁宗降旨，成立“益州交子务”来管理印制收兑“交子”事务。世界上第一种由官方发行的纸币诞生。
益州“交子”，是一种兑换券性质的纸币，百分之百准备金，可无条件兑换相应面额的铁钱，只收取3.5%的手续费。“无条件兑换”支撑了“交子”的信用，纸币便于携带的优势凸现出来，于是在茶马等贸易领域，“交子”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
为了便于管理和杜绝伪造，“益州交子务”制定了每两年换发一界的制度，发行总量为125万贯。当庆历年间，因为战争需要，“交子”超发60万贯时，益州的官员们决定从公务开支中，每月节省1万贯，通过六七年，将超发的60万贯全部收兑。
熙宁初，王安石变法，益州“交子”又一次超发，仍然有官员要坚持每界不能超过125万贯祖额，最后折中办法是两界并行共250万贯，单界仍不超祖额。
宋哲宗时期，开辟青唐疆域，费用不足，“交子”超发突破祖额限制。随后到宋徽宗崇宁年间，蔡京将纸币推广至全国，“交子”发行额失控。大观年间，张商英主政，改“益州交子务”为“四川钱引务”，整顿后的“交子”改名“钱引”，发行量恢复为熙宁时两界并行的250万贯。
总体来说，由于主政官员们对发行总额的注意，益州“交子”的信用在北宋大部分时间里都得到了保障，四川地区的物价基本没有受到纸币的冲击和影响，反而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北宋益州“交子”的发行获得了成功。
3.2 南宋“钱引”
“靖康之难”，高宗南渡，金人攻入陕西。从陕西撤至大散关一线的“西军”，需要四川的后勤物资供应，组成抗击金军的前线，四川的财政压力骤然增加。
这时，中国历史上的一大金融奇才……赵开出现了。他改革了四川的财政制度，利用调整盐酒专卖、收取房地交易契税等方式，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然后改造“钱引”，不再靠“兑换”支撑来信用，而是在官方收税和盐酒专卖时，将“钱引”的支付能力和铁钱同等对待，使得“钱引”变成一种“信用货币”，扩大了使用范围和使用领域，为超发“钱引”弥补财政开支创造了条件。四川地区的货币由此完成“纸币化”，铁钱逐渐成为日常零用交易的辅币。
由于赵开构建了充足的“货币蓄水池”，所以当“钱引”的发行量由建炎元年的250万贯扩张至绍兴末年的4600万贯时（18倍左右），物价涨幅只有两至三倍。
南宋中期，“钱引”发行量在4600万贯稳定了比较长的时间，直到绍熙年间变为三界并行，开禧北伐又增印500万贯，达到嘉定初的8000万贯。货币发行量达到临界点。
四川的官员开始筹划“纠偏”政策，经过数年努力，出售地方政府手上的黄金、白银、盐井、酒坊、（中央政府调拨的）度牒、官告等，收兑了2500万贯纸币，使得“钱引”信用和四川物价得到维护。
南宋末年，由于蒙古人的入侵，四川残破，“钱引”的发行由此失控，随着南宋灭亡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3.3 南宋“会子”与金代货币
北宋亡国后，南宋与金对峙。由于铜矿枯竭，铜钱供应成为一个大问题。唐至北宋所铸大小铜钱，大约3亿贯，大部分被金人获得，南宋继承的比例很小。
因此南宋在东南铜钱区，借鉴四川“钱引”相对成熟的制度，设立“行在会子务”，发行“会子”纸币。但是，与四川“钱引”拥有充足的“支付功能”不同，相对保守的中央政府，要求东南地区的财税收入“钱会中半”，就是“铜钱”和“会子”各占一半。
总体来说，南宋政府对于纸币的态度是比较谨慎，也存在“纠偏”制度。虽然“会子”一直在超发，以弥补财政赤字，但当物价波动较大时，中央政府也出售金银等资产，回收超发纸币，调节物价。
南宋末年，战争压力大增，“端平救楮”失败后，“会子”发行量失控，最后被贾似道推行的“关子”取代。南宋投降后，蒙古军队占领临安，以“中统钞”1：50收兑南宋纸币。
与南宋对峙的金国，于海陵王统治时即开始发行纸币“交钞”，行用于黄河以南地区。金国，虽然拥有巨量的铜钱，新增无望，存量又因为官府、贵族、豪强的囤积而减少，也遇到了严重的“钱荒”。政府的货币政策在铜钱、纸币、白银之间摇摆不定，尝试铸钱无法解决问题，尝试铸造白银货币“承安宝货”又失败，最后还是只能发行纸币。相对于南宋，金国对纸币的管理是完全失败的，于是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金圆券”事件，靠不停地发新版纸币来缓解贬值，透支信用，加速了金国的灭亡。
3.4 元代纸币
蒙古人占领金与南宋，接收的货币文化都是“纸币”。当忽必烈统一南北后，废除铜钱流通，以纸币为全国唯一法定货币，中国货币史进入“纯纸币时代”。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记载下整个帝国的货币是薄薄的一张纸片，正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反映。在大量元代戏曲剧本，笔记小说中，关于日常生活中纸币使用的记载也非常丰富。
总体来说，元代纸币的发行与管理，比两宋正常时期略逊，比金代优秀。元朝皇室通过发行纸币，弥补了皇家开支的不足，也使发行量逐年递增。经过数十年的膨胀，物价上涨约二十~三十倍，相对可控。由于纸钞在逐年贬值，铜钱被废除，民间百姓开始寻找一种能抵抗通膨的货币，白银的重要性增加，私下交易频繁。
3.5 明朝危机
元朝末年，天下群雄并起。为了争夺民心和物资，元顺帝与各地起义军都恢复铸造铜钱。受到铜矿枯竭的影响，铸量都不多。
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发行“大明宝钞”，管理制度不够完备，发行流通都不顺畅。于是，洪武二十八年，严令禁止民间使用金银与铜钱，以保障纸钞的通行。即“废铜钱、禁金银、保纸钞”。
不过，朱元璋也知道行用纸币不靠谱，于是他建立起一套“计划经济”的财政制度。如军费方面通过军队屯田解决，全国财政收支中，直接以实物（如石、匹、两）作为统计口径，减少“货币”的使用空间。
随着人口恢复，经济发展，“计划经济”的瓦解不可避免，货币需求开始恢复，可是“大明宝钞”无计划无节制地发行，毫无信用，陷于崩溃，使得民间半公开以铜钱与白银作为流通手段。
但是，铜钱不足，白银有限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它们都无法完全承担“全国性货币”这一重任。“纸币崩溃，铜钱不足，白银有限”，使得大明王朝遇到了严重的“货币危机”，中国货币的历史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4、白银时代4.1 大变革
发生在明朝中叶“弘治”至“嘉靖”年间的两个历史事件，挽救了明朝的“货币危机”。
第一个是“大航海时代”。
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由海路源源不断出口至欧洲，这些可再生的“绿色产品”带来巨大的贸易入超，来自美洲的白银、日本的白银与铜料，大量输入中国。
第二个是“云南大铜矿”。
云南地区，自元朝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在明朝弘治年间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铜矿，为明清两代铸造铜钱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于是，困扰中国几百年的“货币危机”终于得到了彻底解决。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明朝政府财政收支正式以白银为统计标准，建立起一个“大额用银、小额用钱”的“银钱本位”货币制度。“大明宝钞”退出历史舞台，“纸币时代”谢幕。
4.2 白银与铜钱
明清两代一直沿用“银钱本位”制度，那么在这四百年间，白银与铜钱的比价关系如何呢？
明清的铜钱，基本重量为一钱，即3.7克左右，称为“制钱”，官方希望维持1000文制钱=1两白银的比价。但是，银价与铜价是浮动的，为了维持1000文=1两的比价，官方对策是：
一，调整制钱重量
1（时间轴）当银价升高时，增加制钱重量；当银价下降时，减轻制钱重量。
2（空间轴）明朝天启崇祯年间，南方地区，白银多，银价低，南方铸造的制钱，重量只有七到八分，称为“南钱”；北方地区，白银少，银价高，北方铸造的制钱枚重一钱，称为“北钱”。
因此，明清两代的制钱大小不一，重的有一钱四分多，轻的只有六七分。明代天启、崇祯制钱背文“八分”、“一钱”、“一钱二分”、“新一钱一分”、“十一两”（折十，重一两），即标记钱体重量。清代康熙年间，见于记载的制钱重量，就有数次调整。
二，将“制钱”整合为白银的辅币
在明末，出现兴朝、永历背文“五厘”、“壹分”；昭武“壹分”、利用“厘”、“二厘”、“五厘”、“一分”；裕民“一分”、“一钱”；顺治“一厘”钱等。这些货币，背文标记币值为白银重量，由此固定为白银的辅币，1000厘=100分=10钱=1两。
官方为了维持比价所做的这些努力，老百姓并不认可，在民间，白银与制钱的兑换，一直随行就市，自由浮动。所以我们说明清的“银钱本位”制度，实际上是一个双本位货币制度，并没有真正的统一。
4.3 西风东进
明清时期，白银没有被统一铸造成货币，而是一种“称量货币”，受到各地区衡制不同、成色标准不同的限制，流通并不顺畅。
清朝中叶，以墨西哥“鹰洋”为代表，由机器生产的银币，开始流入东南沿海地区。这些银币大小成色整齐划一，便于交易，所以在民间流通和地方征税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传统银锭的空间受到挤压。
为了抵制“洋银”的入侵，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引进西方机器，建立新式造币厂，生产中国的银币来代替原始的银锭；此外，由于铜料涨价铸钱赔本，“制钱”陷入绝境，被造币厂生产的机制铜元取代。
于是，机制银币与机制铜元，构成了新的“银钱本位”。
4.4 法币改革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但货币一直没有彻底统一。旧式银锭与制钱、中外各式机制银元、各省各地的机制铜元、中外各银行发行的兑换券纸币，共同构成了复杂的货币体系。
受到国际银价波动的影响，特别是1934年美国“白银法案”出台，国际银价暴涨，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市场出现货币通缩。于是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紧急推行“法币改革”：
一：统一货币发行权，以“中中交农”四大国有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即“法币”，取消了外国银行和民间银行的发钞权。
二：放弃“银本位”制度，实行“白银国有”，禁止白银流通，民间和机构的白银统一由国家以“法币”收购。
“法币改革”标志着中国货币“白银时代”的终结。中国货币走过三千多年的历程，与西方接轨，成为了如今我们所熟悉的现代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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