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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死前放心不下两件事:一件得台儿庄人帮助,另一件终将完成

 美诗美文的世界 2022-04-06

“16年前,我飞离广州的时候,万想不到还会回来。”

这是1965年7月份,李宗仁由美国飞回祖国时,说的一句话。这一年,他已是74岁。

1949年国军大败后,他由香港辗转飞到美国,在美国度过了16年光阴。当年,为了躲开老蒋的特务们,他走得很匆忙。因此,刚到美国时,他很庆幸自己能顺利出去。

但最终,他还是高估了自己的适应能力。

虽然儿子、孙辈,一直都陪伴在他左右,全家人也都学着说起了英语、吃起了西餐,物质生活相当好。但李宗仁瞧不上这些东西,他觉得英语跟汉语完全没得比,牛排面包也都比不上桂林的米粉。

渐渐地,他由一开始的热衷社交,变得沉默寡言。日子久了,孩子们都知道:他李宗仁就是死,也得死在中国。

此后,经历了种种波折,在周总理和毛主席的力促下,李宗仁终于冲破了特务们的监视,于1965年回到了祖国。

半生戎马,漂泊异乡16载,回国后的李宗仁终于安心了。政府早早地给他安排好了住处,让他安享晚年。对于过往,他极少再提起,但身边人都发现:他的笑容比从前多了许多。

岁月匆匆。3年后,1968年8月的一天,李宗仁出现便血的症状。一开始,他自己并没有把这当回事,以为只是得了痔疮。谁知数日后,血量越来越大,还伴有发烧的现象。

妻子胡友松慌了,急忙给李宗仁的机要秘书尹冰打电话,两人把他送到了北。很快,检查结果出来了:直肠癌。

胡友松不敢告诉他,生怕他接受不了。但当她走进病房后,李宗仁看着她红肿的眼睛,已经明白了一切,他对妻子说:

“你不说,我也明白了。我已是70多岁的人了,什么病都会得的。”

听完他这话,胡友松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李宗仁患癌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周总理耳朵里,他迅速指示成立医疗小组,全力救治。因为救得及时,在做完病灶切除手术后,李宗仁于9月下旬出院,回家静养。

谁知,10月1日,他又一次被送进了医院。第二年1月份,78岁的李宗仁进入了人生最后的时刻。

趁着还清醒,李宗仁对一些个人物品做了安排:

家里珍藏着的线装版《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他让秘书尹冰替他捐给广西老家的图书馆。他认为,那里的孩子们会需要它们。

至于那几瓶珍藏几十年的法国白兰地、英国威士忌,他对尹冰说:“我想把它们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他知道,自己能落叶归根得感谢周总理和毛主席。

安排这些东西的同时,李宗仁也有两件放心不下的事。这两件事,是自他得知自己患癌以来,时时在挂心的事。

第一件事,得到了台儿庄人民的帮助,算是能告慰他;第二件事,虽然如今还没有完成,但终有一天它将成为现实。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两件事。

一:李宗仁放不下的第一件事

李宗仁一生娶妻3人,他弥留之际,已分开多年的发妻在美国,由儿子陪伴。二妻郭德洁,则早已离世。最后几年一直照顾他的,是比他小48岁的妻子胡友松。

临终时,老泪纵横的李宗仁,拉着胡友松的手,断断续续地说:

“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啊!你还年轻,往后的日子还很多,你的脾气不好,今后一定要改一改,凡事要忍耐一些。”

正如李宗仁所言,相对于一般女子,胡友松确实是比较让人担心的。

胡友松本是上海人,1939年出生,她一直对外称自己是女明星胡蝶之女。据胡友松说,6岁那年她因身患湿疹,母亲胡蝶便让她跟着张宗昌的姨太太沈文芝赶到北平治疗。

此后,胡蝶辗转由香港去了美国,却并没有把胡友松这个女儿带上。自此,她便一直跟着养母沈文芝生活在北平。

1965年,李宗仁从美国回来时,已长大成人的胡友松,正在北京一家医院当护士,他们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

据胡友松后来回忆,当单位的同事们都在议论李宗仁会回国的事时,她还曾非常不理解地问:“一个国民党将领,回我们新中国干什么?” 同事们告诉她:人家之前是抗日英雄。

“一个抗日英雄”,这是26岁的胡友松,对李宗仁的第一印象。只是那时候,胡友松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会嫁给这个英雄。

直到一个周末的下午,好友张成仁给她打了个电话,说要带她去见一个“大人物”。张成仁是当地有名的记者,跟胡友松也是相熟许久的朋友。他的话,胡友松总是信的。

很快,一辆蓝灰色的高级轿车,就停在了她家门前。坐在车上,张成仁告诉她:“我要带你去见李宗仁先生!”

车子开得飞快,等胡友松完全晃过神来时,她已经到达了西总布胡同的李宅。远远地,她就看到一个穿着西装的老人,在等着他们。

下车后,趁着众人寒暄之际,胡友松忍不住偷偷打量李宗仁。早前,她从别人口中听说,李宗仁曾在台儿庄战役中受伤,后来又曾动过几次手术。但眼前的李宗仁,却看不出虚弱的样子。他腰背挺得很直,虽然花白的头发出卖了他的年龄,言谈举止中却仍是不失将军气概。

进到堂屋,一桌子丰盛的饭菜已经摆上了桌,好些菜式都是胡友松从未见过的。李宗仁一个劲地给他们夹菜,边夹还边说:

“在西方,他们都说给别人夹菜不好,让我改!但我是中国人呢,中国人给别人夹菜就是热情好客,我就是改不掉……”

一席话,说得在场众人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胡友松也没那么拘束了。用餐结束后,李宗仁终于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希望胡友松到他身边工作,当自己的生活护理。为此,他愿意给出每月100元的工资。

对当时的胡友松来说,这样的工资显然是不低的,但她还是回答:“我需要考虑一下”。一周后,就在胡友松已经准备答应李宗仁时,她又收到对方的第二个请求:我希望你能跟我结婚。

可能很多朋友看到这里,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得如此之快?为什么李宗仁偏偏要娶胡友松?

事情要从李宗仁回国后不久开始说起。1965年,李宗仁回国时,儿孙们并没有同他一起,只有妻子郭德洁跟着。但回国后不久,郭夫人便病逝了。自此,李宅便整日空荡荡的,只剩下李宗仁一个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宗仁的老部下程思远,才会找到记者张成仁,让他帮老领导张罗一下。而张成仁,刚自然想到了自己的好友胡友松。就这样,便有了胡友松跟李宗仁的第一次见面。

一开始,李宗仁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只是想让胡友松当个生活护理,照顾一下自己。但后来上报周总理时,总理却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妥,如果喜欢就应该明媒正娶。于是,在第二次见面时,李宗仁便向她求婚了。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胡友松陷入了犹豫和挣扎中,最后她答应了求婚。

对于外人来说,一个20多岁的女子嫁给70多岁的李宗仁,多少有些难以接受。但如果站在胡友松的角度,自然会明白理解她:

一方面,长年跟养母生活的她,从小就是缺爱的。养母苛责,让她急于逃离那个家庭;

另一方面,早前胡友松在单位曾谈过一次恋爱。对方是个医生,但最终他们还是没能走到一起,爱情受折磨的胡友松,很想找一个宽厚的肩膀。

李宗仁在这个时间点出现,胡友松显然很难抗拒。他的将军气概,他的谈吐风度,让从未得到过安全感的胡友松,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不久,一场不算盛大的婚礼,在李宅举行。虽然李宗仁刻意低调,但礼品上的那些署名,无一不证明着新郎的影响力。

此后,胡友松陪伴着李宗仁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改变了很多人的“偏见”:

为了让她开心,李宗仁会把瓜子一颗颗剥好,放在她眼前的碟子里。两人分房睡时,李宗仁会每晚去给她盖被子;她想学游泳,70多岁的李宗仁亲自下水教。

同样的,为了让旁人能正视他们的爱情,胡友松从嫁入李家第一天开始,就宣布:“我不继承财产,我只照顾先生的起居。”此后,胡友松说到做到,对李宗仁生活,她事无巨细地照顾着。

这一切,李宗仁的长子李幼邻却是看在眼里。后来,李幼邻对外界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感谢她,她是李家人!”

梳理完李宗仁跟胡友松的相识、相恋,我们不难体会李宗仁临终前的担忧:一方面,胡友松无儿无女;另一方面,她没有可依赖的娘家。

那么,李宗仁走后,胡友松的生活到底过得怎么样呢?

在物质上,给胡友松帮助最大的,显然是周总理。总理曾先后命人安排胡友松进工厂、到故宫档案管工作,这让她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

而在心灵上,帮上胡友松大忙的是台儿庄人民。

对于李宗仁,台儿庄人民是很感激的。当年,47岁的李宗仁率部坚守台儿庄,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自那时起,有良心的台儿庄人便不曾忘记:那个在城楼上对着部下遗体痛哭的铁血将军。

90年代初,台儿庄战役纪念馆建立后,当地政府就在寻找李宗仁遗孀。为此,他们曾数次派人到北京,却始终没有找到胡友松。

原来,胡友松后来曾一度改名为王曦,而且早就不在原先那几个单位工作了。因此,直到1996,台儿庄区的领导们才在北京一家寺庙找到了胡友松。而这时候,她早已皈依佛门,法号妙惠居士。这一年,她57岁。

此后,胡友松被邀请至台儿庄参观。在那里,她看到丈夫的照片被高高地挂在墙上,听到了有老百姓说:“您来台儿庄吧!我们来养您!”

胡友松激动极了,回到北京,她就把李宗仁留下的遗物全部捐给了台儿庄李宗仁史料馆。台儿庄当地也为她在史料馆对面,建了一栋两层小楼。在那里,她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朝对面望一望。

2008年,胡友松被查出了癌症。和李宗仁一样,也是直肠癌。她放弃了最后的化疗,她说:”化疗很折腾人、很费钱,我不想给台儿庄人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最后的时刻,在北京的朋友们劝她回京,她始终不愿意,她说:“台儿庄是我生命的终点站,只有这样,先生离我最近!”这一年的11月25日,胡友松病逝,死之前她捐光了所有财产。

二:李宗仁放不下的第二桩事

临终前,除了惦记着妻子的未来,李宗仁还对秘书尹冰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这了却了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台湾迟早是要统一的,可惜我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

跟尹冰交代完后,李宗仁又嘱咐他:“你把思远叫过来,我有话对他说!”

此后,由他口述,由程思远记录,他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封信。收信人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李宗仁在其中特意提到:

“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可能有些朋友看到这里会觉得奇怪,为何李宗仁在病逝前,会两次提到统一大业?要知道1949年,他可是曾强烈要求”划江而治“的人。

1949年1月份,国民党800万精锐丧尽,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成了代总统。他和老搭档白崇禧一商量,决定:与中共谈判,最好能实现“划江而治”。

此后,他曾数次派特使刘仲容秘密北上,跟毛主席谈条件。3月下旬,刘仲容说明来意后,毛主席就马上回答:“要我们不过江,这是不可能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个关乎中华民族未来的历史性选择,毛主席怎么可能让他们的计划得逞?刘仲容回禀李宗仁和白崇禧后,曾苦口婆心地劝二人,但他们都始终坚持。到4月20日,他们仍然宣称:”中共所提之要求,政府已无考虑余地“。

在这种情况下,渡江战役打响,百万解放军让李、白二人的“美梦”彻底粉碎。多年之后,李宗仁非常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他这么评价这件往事:

“如若划江而治,中国就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民族所受的创伤恐怕几代也无法修好了!到那时,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从差点成为千古罪人,到死前仍在担心祖国统一问题,到底是什么让李宗仁的想法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他临终的那封信里可以找到。因为,他在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

“我亲眼看到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双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

这,就是李宗仁死前的心声。

19岁入同盟会,参加过护国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一步一步成为一名悍将,没有几个人比李宗仁更了解曾经的中国有多弱。昔日军阀混战仍历历在目,民不聊生不忍回首。

16年的海外漂泊,李宗仁考察了欧美多个国家,没有多少国军将领人比他更明白:一个强大的国家,对每一个国人的意义。

正因如此,1964年10月,73岁的他在美国,听到中国自己研发的原子弹爆炸成功时,他才会那么激动。他跑去跟几位老朋友说:“当年我们统治国家多少年,连一部像样的单车都造不出来!”

正因如此,晚年回到祖国后,他奔走最多的事就是:以自己的影响力为祖国统一出力。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带着两件放心不下的事,遗憾离世。几天后,他的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此后,周总理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称其一生做过两件好事:一件是台儿庄,一件是回归祖国。

如今,李将军已经离世53年,中国也已经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让李将军挂心的事仅剩一件,毫无疑问,这件事,终将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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