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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母 陈凯 霸陵是汉孝文帝刘恒和窦太后（西汉孝文窦皇后）合葬陵寝，也叫灞陵。灞，即灞河，因霸陵靠近灞河，因此得名。霸陵墓园与霸陵相邻，借皇陵风水之余荫而取其名。不过，墓园坐南朝北，背靠白鹿土塬，面向灞河，整个墓园呈太师椅状被白鹿原环抱，感觉风水不错。其时，到这里扫墓的人很多，车子在乡道上堵了两个多小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传统的祭扫文化深入人心，也越来越被更多的人的重视。父母合葬墓在墓园右上方，拾阶而上，约十分钟就到了。仔细擦拭了墓碑，更换了墓碑上的花饰；碑前摆上一束黄白菊花，点上两支红蜡烛，点上一支从巴厘岛带回来的檀香，也代两位兄长各上一柱香，给父母念叨几句问候的话语……小时候，听老人说，香火是联络阴间的桥梁。燃上一柱香，就可以问候父母，诉说衷肠了。墓前的侧柏树已经长成碗口粗细，下方的树冠已遮住前方的视线，远处的洪庆塬和高速公路已经无法看到。望着几支檀香的袅袅清烟，回想成长期间的父母教诲，感慨万千，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父宽母严，育儿有三。言传身教，孝正亲善。”这墓碑后面的文字，当年是我字斟酌句，泣血而成。父亲1984年7月去世，根据他的遗愿，我们把他的骨灰埋在了山西老家。1994年7月，母亲也去世了，我们将母亲骨灰送到山西老家，立碑合葬。老家只有大伯一支血脉，有大伯的两个孙子，论辈分叫我们叔叔。老家偏远，祭扫很是不便。2007年，因机缘巧合，我来到山西工作。2008年清明节前，突发奇想，拟在父母坟前种三棵树，以表达三个儿子的思念之意。与老家亲戚联系后，告之种树不可，“因为坟地属于他人之地，主人耽心树荫会影响庄稼”。得知此信，立时泪水盈眶，突然觉得“父母这些年来寄人篱下，受委曲了！”于是，立刻与两位兄长商议，尽快将父母接回西安。大哥在西安霸陵选了一块墓地，并与大嫂专程来山西，与我一起回老家办理迁坟之事。二哥远在海外，坚持要承担一切费用，以尽未能出力之意。迁坟之时，柳林亲戚（三伯夫的血脉，堂姐和姐夫）也陪同前往，姐夫比较了解老家风俗，指挥众人烧纸焚香等仪式，还抱了一只大公鸡镇邪。动土之时，晴空万里，但当我们取骨灰盒时，突然就飘来一片云，遮住了阳光。因要重新为父母立碑，于是回忆父母生前的点点滴滴，用四字一句，共192个字，记述了父母的生平，表达我们的思念（碑文附后）。 父亲生于山西柳林县吉家塔石洞门村，所谓村，就是在半山上修的一个个窑洞，散落在土塬上。 村里没有水井，全村吃水都靠山下一个小蓄水池，水源来自于岩缝渗水，只够全村人畜饮用，庄稼则完全靠天吃饭。老家之贫穷，可以想象。父亲兄弟四个，他排行老四。十二岁给家里放羊，三年后，两只羊放成一群羊。原本计划跟几个哥哥一样，把羊卖了娶媳妇成家，但爷爷觉得:“陈家应该有一个读书人”就把羊卖了交了学费，送爸爸到县城读书。可能只上了半年学，日本鬼子就打到山西，山西沦陷。孔祥熙是使用庚子赔款的第一批留学生，学成回国后，风头无两。他深感中国教育之落后，在山西办学颇为开明，成绩斐然。他其时任国民党财政部长，权力较大。他提出，要把“上学的娃娃保护下来”。于是，父亲这批学生娃娃，得由政府转移到陕西，成为“流亡学童”，辗转于西安、宝鸡，后又撤到重庆沙坪坝，完成了初中、高中学习，最后考入长春地质大学，成为新中国物理探矿的专家。流亡学习期间，老爸完全与家里失去联系，再没有经济来源。孔祥熙垮台后，流亡学童经费断绝，困顿无助，后被外国人办的教会收容，才得以继续学业。 为生存，老爸曾经替富有的同学典当衣物挣点小钱，还与同学合伙卖了一年油茶，挣了点生活费用。父亲自小离家，生活困苦而无家庭关爱，能够成长成材，实属天命造化。 兵慌马乱之际，这批流亡学童辗转多地，坚持学习，最后大都考上了大学。当年父亲考上两所大学，只是因为学地质的助学金高而选择了长春地质大学。 老爸数学很好，被同学戏称“玻璃脑瓜”，意为脑子清楚；受益于教会学校的培养，中学时就学会了英文和德文，上大学时又学习了日文，解放后又学了俄语，通晓四国外语。小时候家里有一台收音机，就是老爸当年用了一周时间，给某单位翻译了一批俄文资料，用稿费买的。我等从初中开始学英语，到大学毕业还不甚了了，相比实感惭愧。父亲1949年大学毕业，拒绝了到台湾工作的邀请，留在新中国，成为一名地质工程师，先后在北京、济南、西安工作，退休前是西安有色地质勘探研究院总工程师。1983年，在我大学二年级时，体检时发现食道癌，到第二年暑假，老爸已经病危住院。老爸很坚强，食道切除要做开胸手术，创口在后背有十几厘米长，术后麻药过后会非常疼痛，但他能咬牙一声不吭。临终时，我一个人守在老爸身边，老爸对我讲：“我不甘心！我以为至少能看到你毕业……”母亲系陕西老潼关人，家里原是当地大户，开有典当铺。解放前，兵慌马乱，外公被土匪绑了两次票，每次都是一麻袋银元；当铺伙计是山西后生，趁乱卷走了店里值钱财物跑了。从此家道破败，沦为市贫。母亲排行老四，几乎没有享受到大户小姐的福利，还被迫辍学，小小年纪就帮家人蒸馒头，辛苦度日。这也是因祸得福。如外公家解放前夕依然富有，恐怕就被镇压了，那有我等的今天。母亲生前是西安新城区民政局的干部，分管宗教事务。上中学期间，我每天中午到单位食堂吃饭，与老妈相处的最为亲密，也很早就了解一些宗教常识。母亲很要强，也有担当，亲戚有困难，都能给予帮助。印象中，家里经常有各种亲戚来。其中一个远房亲戚，曾经当过国民党兵，后来投诚解放军，成为解放军干部。退伍回乡后，未能落实相关政策，成为有问题的农民。不甘，经常上访，每次都在我家停留，请老妈帮其修改上访材料。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安排到宁夏中卫工作。母亲言传身教，让我们从小就懂得做人的规矩。她常说的一些话，如“亲兄弟，明算帐”、“不惹事，不怕事”、“敬是敬，送是送”等名言，已经成为我的家训，传承给了下一代。她文化程度不高，从不辅导我们学习，但要求我们一定要在学习上“力争上游”，在生活上，则强调要艰苦朴素，几乎不给我们零花钱。我小时候很少有新衣服，总是穿两个哥哥退下来的衣服，大都是打着补丁。以至于班主任老师得知我爸是高知，工资的零头都高于许多同学父母工资之和，吃惊的不得了，经常给别的老师讲“这小孩他爸工资140多，还穿补丁衣服！” 印象中，我们弟兄三人的教育是以母亲为主，对我们管教甚严。 大哥小时候比较调皮，大概不少挨打。我较两个哥哥小很多，胆子小，也挨过几巴掌，至今尚感委曲。但严格教育的结果是，我们继承了父母助人为乐、严于律已的品质，目前工作生活还算从容。母亲一生自立自强，从不要求儿女任何回报，临终也没有舍得坐一次飞机，吃一次“葫芦鸡”。母亲在1990年突发脑溢血，送到医院做了开颅手术。其时，我从事外贸工作，正在上海出差，突然就感觉不安，打电话给单位同事，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来，母亲已经处于术后昏迷状态。我那时才三十多岁，与大哥、一个表姐共同照顾老妈。我单位工作较忙，负责晚上值班，白天到单位正常工作。母亲体胖，按照护士要求，每半小时要翻一次身，以防褥疮；大小便完全失禁，当年也没有尿不湿，只能是换洗尿布，如同照顾婴儿一般。每夜几乎都没有睡眠，但把老妈照顾的很好，得到全病房人的称赞。如此状态，我坚持了22天，直到母亲出院。现在想，年轻时身体真好，居然能如此给力。当年从事外贸工作，每天要处理往来函电，发运货物，工作也算繁忙，什么也没耽误。出院后，立刻请针炙专家上门为她针灸，争取改善偏瘫状况。但遗憾的是，经过开颅手术，老妈象是换了一个人，变得任性，一点也不坚强，更不要强了。针灸怕痛，锻炼怕累，各种恢复性训练都无法继续。加上二十多天的昏迷造成肠胃功能紊乱，总是没有食欲，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老妈出院后一直在大哥家，请保姆照顾。老太太经常是黑白巅倒，白天睡觉，晚上则睡不着，这样一来保姆就受不了，干几天就不干了，我大概前后找了十几个保姆。后来，干脆一次请了两个保姆，让她们相伴照顾老人，这才稳定下来。就这样，老妈瘫痪在床两年半时间，最后因身体器官衰竭而亡。在母亲患病的日子里，我们弟兄三人，各尽其力，践行了孔夫子所说“事父母能尽其力”的教导，一生无悔。 现在，我们兄弟三人各自都生活尚好，只是偶感“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无奈，现在只能通过祭奠释怀思念之情。 扫墓时一般要焚香燃蜡，烧化纸钱，这看起来像是迷信，实质上是寄托哀思的一种形式。现在已经不允许烧纸了，燃上一根香，摆上水果鲜花，也是很好的形式。 中华民族文化注重孝道，其核心思想是“视死如生”，以此来体现重亲情、重家庭、重孝道的传统美德。然而，这种传统文化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下严重缺失，已经形成许多社会伦理问题，值得警惕。 文化需要传承，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发力才行。当下，我能做到就是，每次要求儿子陪我祭奠，言传身教。陈凯，1964年8月生于济南，1972年随父母来西安，1982年考上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先后从事军工、外贸、产权交易、财产保险工作，目前还兼任北理工陕西校友企业俱乐部常务理事长。喜好写作，累计创作游记、散文等作品2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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