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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后期，大量国军上将、中将级别大佬向我军提出起义请求，我方对于这些国军将领是持欢迎态度的，不少人建国后还得到重用，继续发挥余热。1949年12月，第二野战军攻入四川，抗战后被视为川军头号人物的邓锡侯上将跟刘文辉等人一起，率领部队通电起义，后来邓锡侯将军成为新中国四川省副省长。  另外有一位川军大佬就不那么走运了，此人同样在49年末试图起义，却被第二野战军拒绝，最后灰溜溜地跟着蒋某人逃往台湾去了。都是国军上将，待遇却完全不同。这是怎么回事呢？邓锡侯和杨森的鼎盛时期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了中央军势力渗透到四川后，两人的地位越来越边缘化，但在解放战争末期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解放战争中，原川军体系将领中实力最强的就是邓锡侯。49年彭县起义时，邓锡侯将军仍然掌握近4万人枪，并且在军界影响力大，实际能节制的不止4万官兵。由于老蒋长年压榨、打压川军，四川军政界的几位大佬早有起义之心，其中邓锡侯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交好，两人时常互通有无。刘文辉早在1947年就与我军秘密联系，只因大军尚未攻入西南地区，没到最好的起义时机，因此直到49年末邓锡侯才和刘文辉一起通电起义。  对于诚心起义，又有一定实力的国军地方将领，主动率领部队弃暗投明无疑是有功的，二野首长十分欢迎邓锡侯的积极表现，在不久后中央也将四川省副省长的要职交给了邓锡侯，而邓锡侯经营四川多年，在当地人望、口碑较好，留在四川正好可以人尽其才。  杨森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向二野提出起义请求，完全是权宜之计：自己的几千兵马已经被我军彻底包围，覆灭只在旦夕。杨森此时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起义，然而在四川搜刮民脂民膏多年，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杨森希望解放军能够保护其“私产”，并且给予自己一定的政治或军事地位，如同先前起义的傅作义、陈明仁等人那样。这些要求遭到二野坚决拒绝，堵死了杨森的“起义”之路。  有人说杨森之所以不被接纳，是因为他有妻妾多达10余人，子女成群，这与新社会法律和文化严重冲突。但其实私生活不能算是他被拒绝的主因。杨森提出起义时已经没有一兵一卒，严格来说这种情况最多叫“投诚”，投诚是不能讲条件的，他的底牌比邓锡侯、刘文辉等人差太多了。而杨森所谓的私产也都是不义之财，我军不可能予以保护，必须全部充公。  杨森为了表示“起义”的决心，给二野刘帅写了两封亲笔信，但刘帅表示起义必须是无条件的，否则就不能接受，还叫下属“别去理这些人”。这背后还有一个原因：1926年杨森曾经背信弃义，勾结刘湘一起镇压了刘帅参与的顺(庆)泸(州)起义，刘帅险些遇难。对于杨森这等卑劣做派的军阀，实在难以令人信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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