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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坐在石阶上，一边用脚踢地面的石子，一边歪着头问母亲：“为什么他老是不在家？”母亲正在水桥边搓洗衣服，回答道：“因为要养家呀。”离家是因为要养家，那时的我不懂，却还是故作老成地点点头。记不清过了多少天，他回来了。在我的印象里，他每次回家，总是带回一身的风尘。褪了一层皮的皮箱，老旧的背包，穿得有些破烂的军绿色橡胶鞋。那天也是一样。我正在阁楼上写作业，母亲来喊我：“囡囡，爸爸回来了！”前一天他已经打过电话来，母亲同我讲过，所以我并没有对此感到惊讶。黏腻的汗液沾起一页习题纸，我跟着母亲下楼。门口置着一把竹椅，我望见他背光坐在那儿，正弓着脊梁脱鞋。依旧是那双橡胶鞋，穿过圆孔的鞋带一一被他用手扯松。他是个瘦子，剪影有些单薄，被汗衫包裹着，整个人压得很低。从我记事起，他就经常离家，久则几个星期，短则几天。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游子。我们俩像隔着他走过的山水，他很少抱我，我也几乎不向他撒娇。我盯着那一袭剪影，努力回想我被他背的场景。可惜很遗憾，我想起的都是母亲的肩头。在我的心里，他的肩膀甚至都没有母亲的宽阔。空气中飘落远方的微尘，我顺着母亲所指的方向看去。爬满皱纹的木质餐桌上，摆着一个方正的小小的纸盒。从外包装不难认出，那是城里小孩经常吃的东西，附近的小镇上是没有卖的。可以想象，那时任何一个像我这样从小生活在乡下的小孩看到这，都应当是怎样一副如获珍宝的心情。可当我反应过来后，却并没有在他面前表现出很欣喜。我凑得更近些，发现纸盒有些干瘪，猜到是放在包里被挤压造成的。他在门口望见了，连忙道：“干净的，我用塑料袋包好的。”聒噪的风扇在头顶呼啦啦地吹着，他的声音从风的缝隙中传来。我那时真是不懂事，竟还是有些嫌弃。觉得已经冷了，口感也没有新鲜出炉的好吃，只吃了一口便不吃了。屋外的太阳晒得火热，蝉鸣声响彻了一整个夏天。那年，扎着麻花辫的女孩根本没有在意，那个坐在门口、初为人父的男人，见到自己的爱意被女儿这样随意糟蹋，究竟是会伤心、还是心酸呢？一晃十多年，父亲早已不再做着那份“游子”的工作，我与父亲的关系也因此亲近了许多。我渐渐明白，即使他的脊梁没有背过我，却托起了一座名为“家”的高山。每次回老家，看见那把熟悉的竹椅，仿佛又看见那瘦削，穿着汗衫，弓起脊梁的剪影。我坐在竹椅上，它年老的关节“吱呀吱呀”地叫唤。我终于顿悟，父亲之所以捉摸不透，是因为他总是不善言辞。杨宇超，浙江嘉兴人，就读于丽水学院中文系，有作品发表于《丽水学院报》“民族学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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