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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石门十三品展览室 杨守敬与石门石刻（下） 文|王蓬 三 杨守敬一生虽未曾中过进士，但在学术界却颇负盛名。杨氏学术成就最著者为舆地之学，被誉为是“开舆地学之新纪元”的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在历史地理学术上著作甚多，有《水经注疏》《历代舆地沿革图》2301幅，军用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71幅，以及《隋书经籍志补正》《晦明轩稿》《汉书地理志补校》等20多部。世人评价最高是《水经注疏》，仅是他手绘《水经注图》便多达304幅。晚清学者罗振玉将杨守敬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学与光绪时李善兰的算学，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并誉为当朝的三大绝学。杨守敬的《水经注疏》把中国历史地理学推向高峰，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毛泽东在世时，也曾提议出版杨守敬的《历代舆地沿革图》。可见其在历史地理学界的崇高地位。 北魏时期的郦道元为《水经》作注的起因是这是中国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专著。《水经》为西汉人桑钦所作，也有学者认为桑钦是三国时代人。只是，原书内容非常简略, 记载大小河道137条，仅1万字。郦道元出生在范阳郡（今河北省涿州市）一个官宦世家,发现《水经》太过简略,便蓄意立志增补。日后为官，他每到一地便用心勘察山形水势，搜集了大量有关水道沿岸地理、气候、民情风俗资料，蓄意为《水经》所注。他对原著详细阐明并大为扩充，河流由137条扩展到1252条。所记述的时间上起先秦，下至北魏，约2000多年。以河流为骨架经纬，除记载水道变迁沿革外，还记叙了两岸的山陵城邑、风土人情、珍物异事。从河流的发源到入海，举凡干流、支流、水量和水位季节变化，以及沿河所经的伏流、瀑布、急流、滩濑、湖泊等等都详细记载。注文达30万字。涉及的地域范围，除以西汉王朝的疆域作为其撰写对象外，还涉及到当时不少域外地区，包括今印度、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若干地区，覆盖空前。由于郦道元有很高的学养,且勤于动笔, 观察细致，文笔优美，所写篇章逻辑严谨，文采灿烂，既是地理名著，又是优秀的山水文学作品，其章节曾入选历代文萃及现代中学课夲。是公认的高水平山水范文。所以历代学人都评介《水经注》远胜原著《水经》，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学史学价值的地理著作。侯仁之教授在《水经注选释·前言》概括得最为贴切：“他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以具体的空间的真实感。” 那么，杨守敬用半生的精力，与他的助手对《水经注》进行深入的研究、梳理、乃至实地勘误而完成的《水经注疏》贡献在哪里呢？学界看法固然不尽相同，但大多数学人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采用金石考证常用的碑与拓帖对照之法，对照实物用事实说话验证。杨守敬将“郦学”所引之书，皆注出典；所叙之水，皆详梳理其脉流。集当时研究“郦学”诸家之长于一书，纠正误缪；旁征博引，疏图互证，让人读后明白无误。 二是亲身亲历，实地踏勘。如清江的发源问题，《水经》载：“夷水（清江），出巴郡鱼复县。”当时正值南北朝分裂时期，身处北方的郦道元未能到南方实地考证，《水经注》以错传错，也认为其源在四川鱼复县（今奉节）。杨守敬经实地踏勘，认为清江源出湖北利川，这就对清江源头作出正确认定。不仅是江河源流，还包括江河流经的城镇、古迹、乃至脉流的错讹之处都有多处更正。在《水经注疏》中，杨守敬还“凡郦氏所引之书，皆著出典。”其中也多有纠正，比如《水经注·江水二》：“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猿鸣三声泪沾裳”一段文字是对长江三峡生动逼真的描述，精彩绝伦，为古今文人传诵，还收入中学生语文课本。几乎历代都认定是郦道元所著。杨守敬考证指出：“自三峡七百里”句至“泪沾裳”句共一百八十多字，引自盛弘之的《荆州记》见《太平御览》卷五十三。类似纠误还有多处，杨守敬的严谨和纠错，使“郦学”更加科学可靠可信。 三是杨守敬在治学同时，与服务现实结合。他在《水经注》中即提出了重视植被、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的见解。他认为古时江河两岸均有树木护堤，被砍伐将尽、若不及时种树，自毁江堤，将遗祸无穷。 杨守敬的《水经注疏》为一部既重视历史与地理，亦多涉水利、农事、民俗和文学的巨著。全书论述的河流达3000余条，远超《水经》涉及137条、《水经注》论述的1250条，几乎函盖清代疆域版图及附属东南、东北朝鲜半岛附属番国的河流。全书达40卷、200余万字加上地图，是《水经注》规模七倍，也是郦学史上空前未见的一座丰碑。杨守敬还在中国印刷出版界中，首开彩色套印地图之先河。之前地图多为黑色清绘，字与图皆为黑色，不易辩认。杨守敬在印刷《水经注疏》时，对多达304幅的《水经注图》采用红色朱墨套印，更利于读者区别正误。
杨守敬巨著《水经注疏》 《水经注疏》是杨守敬花费几十年心血完成的巨著，完工出版后，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与赞赏，也为杨守敬带来巨大的声誉。尽管，杨守敬已六十六岁，当时已算进入高龄，但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出于杨守敬的敬佩，仍上书清廷保以内阁中书，以五品录用。时任礼部尚书陈宝琛（史学大家陈寅恪祖父）也保举杨守敬为礼部顾问。之后，杨守敬还被兼聘为湖北通志局纂修与清史馆纂修。 四 杨守敬自幼嗜书，对图书的喜爱贯穿毕生。他除自己著述丰厚，还广泛收罗书籍，凭着高深的学养与丰富的鉴赏经验，他收罗的书籍中不乏失传珍稀的古书、孤本、善本与成册配套的典籍。早在每次入京赴考期间，他都乘机遍游京师书肆，广泛搜罗古书和碑版文字，对所集图书及时分类整理，编辑书目。由此奠定了他的图书收藏家、目录版本学家和金石考据学家的基础。
杨守敬收罗的书籍 光绪六年（1880）杨守敬任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的随员，在日本长达四年。日本自隋唐以来，一直以中国为效法之蓝本，唐时曾派多批遣唐使及多达三万多名留学生赴长安学习，唐王朝的典章制度，城市建筑、书籍、诗词、文字、书法、茶道、歌舞……都大量被引进日本，至今日文中有半数以上汉字，日本历史文化名城京都、奈良更是唐长安城的复制缩小翻版。故中国古典汉文书籍在日本保留很多，在很多普通书店和人家都能见到。而中国国内由于经历五代十六国、南北朝等多次战乱，引发“衣冠南渡”，士族大家在仓皇避难中，许多古典书籍都没保存下来。当年杨守敬去时，日本正值维新，凡事提倡向欧美学习，以习旧学为耻，而所谓“旧学”中便包括众多中国古典汉文书籍，因被看作过时落后而贱价处理。 杨守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难得的机遇，以驻日公使随员，负责馆内文化事务的合法身份，大量购进许多国内已失传珍稀的善本、孤本、乃至两宋、元明时期流入日本的典籍。没过几年，许多日本高校的学人便意识到当年丢失中国古籍的失误，再想收集已无机会，因有价值的典籍多被杨守敬大量收走带回中国。 在日本期间，因与日本汉学书法家论碑，杨守敬还认识了一位日本医生森立之。森立之也是一位日本汉学家与图书收藏家。两人由于有共同爱好而一见如故，有共同话题成为好友。杨守敬在与森立之的交往中受益匪浅，比如森立之赠送杨守敬一本《经籍访古志》，其中收录了大量有价值书籍目录，杨守敬只要按图索骥，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就能更迅捷地寻访到有价值书籍。之后一年多时间，杨守敬就在日本购到三万多卷古书。此事也引发杨守敬一部巨著诞生，他把三万多卷古书按内容归类，高度概括，写出解题，撰写出《日本访书志》15卷，成为中国近代图书学中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另外，杨守敬在森立之处看到他所摹写的善本书影数册，这是采用西方发明不久的照相技术，对古典书藉进行影印印刷，可最大限度地还原书籍真貌。杨守敬对影印书藉爱不释手，森立之见他如此喜爱，索性赠他数册。杨守敬则从影印书中受到启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何不学习这种影印书藉技术，以填补宋、元善本、孤本稀缺，无法满足收藏书家的缺憾？之后，杨守敬果真以在日本所得的宋元秘本进行影印印刷行世，取名《留真谱》。填补我国印刷技术空白，也开创了古籍版本的书影先河。回国后杨守敬刊行了他在日本访书时所见的各种珍秘古籍的知见录《日本访书志》，在目录学有很大影响。
杨守敬书法 杨守敬到日本一年后，清廷改派黎庶昌为驻日公使。黎庶昌是晚清著名外交家。早年上《万言书》，痛呈时弊，引起关注，入幕曾国藩江南大营，长达六年，办事认真，胸襟远大，文笔健犀，深得曾国藩赏识。曾随郭嵩焘、曾纪泽（曾国藩之子，曾与俄谈判，收回伊犁九城）等访欧，历任多国使馆参赞，在欧五年，游历十国，注重记录各国国情与民俗风光，成为著名外交家与散文家。黎庶昌亦好古籍，故对杨守敬在日寻访得失传古书、善本十分支持。他还委托杨守敬在搜访古籍的基础上，索性编刻一套《古逸丛书》，使杨守敬访古更有明确目标。仅用几年，杨守敬便协助黎庶昌刻成《古逸丛书》，共二十六种，计二百卷，多为国内已失传的孤本秘籍。 光绪十年（1884），杨守敬回国，带回在日本所得之书。为存放这数目庞大的古籍，他在任职湖北黄州府学教谕（今黄冈市）之处，租屋10数间，筑园藏书，因和当年苏东坡的“雪堂”相邻，将藏书楼名“邻苏园”。还专门编有《邻苏园书目》著录图书6000余种。 杨守敬在武昌任职后，建成观海堂，移书于此，并编《观海堂书目》著录多种古抄本及古医书。其时杨守敬有书己达数十万余卷，且多有价值的孤本、善本和典藉，在国内藏书界已有很大名声。1911年，辛亥革命枪声骤起，仓促之间，杨守敬避居上海，藏书却未运出。但局势稍安，被推上大都督的黎元洪即应杨守敬好友、日本驻汉口领事寺西秀武的请求，提出对杨守敬藏书进行保护，并通告驻汉口各国领事：“照得文明各国，凡於该国之典章图籍，罔不极意保存，以为国家光荣。兹查杨绅守敬，藏古书数十万卷，凡中国同胞，均应竭力保护。如敢有意图损毁及盗窃者，一经查觉，立即拿问治罪。杨绅系笃学老成之士，同胞咸当敬爱，共尽保护之责，以存古籍而重乡贤。”使杨守敬藏书得到很好保护。 1912年，杨守敬将其藏书由武昌运抵上海。民国三年（1914），杨守敬应聘为总统袁世凯顾问，藏书又转运至京师。民国四年（1915年）1月9日，杨守敬在北京无疾而逝，终年76岁。总统袁世凯策令：“参政院参政杨守敬，学术湛深，著述宏富，硕德耆献，海内知名。其生平事实，著宣付国史馆立传，以彰宿学。”归葬之日，政府派专车护送灵柩回宜都，葬祖茔龙窝。之后，其藏书被民国政府以三万五千银元买去，一部分藏于松坡图书馆，大部分书籍移往北京故宫西侧的寿安宫，并设立专用的书库保存。留存武昌的少部分藏书归于湖北省图书馆。何澄编有《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著录有3000余种古籍，藏书现归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抗战前夕，故宫的文物从北平迁往上海。其中便有观海堂藏书，先后转运徐州、郑州、宝鸡、汉中、峨眉避难。后于1948年至次年迁运台湾。1966年台北外双溪的故宫新馆建成后，观海堂藏书也迁往于此，完全按现代科学方式妥藏，在通风、防虫、防火方面有安全保障，使杨守敬费尽心力收藏的图书有最好的归宿。 五 杨守敬一生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及民国。他精于地理、目录、金石、文学，尤擅长书法，一生著述丰富。在学术、书法、图书收藏方面的获巨大声誉，《清史稿》中为他列传：其学通博，精舆地，用力于水经尤勤；通训诂，考证金石文字，能书摹钟鼎至精；工俪体，为箴铭之属，古奥耸拔，文如其人；以举人官黄冈教谕，加中书衔，常游日本，为鄂学灵光者垂二十年。
杨守敬观海堂藏书曾随故宫文物南迁汉中 尽管，目前尚无确切资料证实杨守敬来汉访问石门石刻，但石门石刻拓本被杨守敬大量带去日本，为日本所尊崇则为专家们认定推崇，则是不争的事实。去行前他遍阅书籍，知日本崇尚中华文化，喜爱中国书法者众多。故广泛搜集国内散佚的书籍，与汉、魏、六朝碑帖13000余册，全部带去日本。在驻日大臣何如璋与黎庶昌支持下，在日致力于中国碑帖书法传授，为中日关系作出特殊贡献。他的书法在日本影响很大，开日本现代书法的先河。他的行书作品，运笔加强力度，撇、捺、垂露都笔笔到位，大有雄放之气，同时，在法度之中加以变化。亦有的笔画，如撇、捺却加以放纵，使整幅作品气韵生动而富有个性。字的结体取横势，是六朝碑版的特点。从行笔上看又不尽是六朝笔法，字里行间有很浓的帖味；每个字结构疏密参差，淳朴古拙，得自然之趣。整体章法一气呵成，气势贯通。杨守敬去日本为清光绪五年，即1880年。之前，日本虽有汉碑拓本流传，“仅只有《曹全》一二拓本而已”，而杨守敬带去的拓本如田远宽先生在《日本书法三十年的历程》一文中所讲：“碑帖如山，皆是私人所集，实是可惊！”
杨守敬在日本传播书法 其时，中日间已有大型客轮、商轮相通。没有文物法限制，拓本并非原物所以大量带出是完全可能的事。这其中注定有相当数量的石门石刻拓本。不仅因为石门石刻在国内已广泛流传且造成极大影响，关键杨守敬本身对石门石刻拓本就极为推崇，他曾在其著作《平碑记》中对《石门颂》评价说：“其行笔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毓秀一派，皆从此出。” 也正是从杨守敬去日本之后，这个岛国才刮起学习石门碑刻的强劲之风。此前，由于汉碑拓本在日本流传很少，汉魏书体在日本书史上如凤毛麟角，几乎等于空白。而石门石刻正是十分明显地反映了中国汉字由汉至魏再唐宋书写演变的过程，正是由于填补其空白而震撼了日本朝野。 诚如《日本书法史》所载：“日本书法家在观睹了杨守敬带去的拓本后，惊叹'只有书法的本家才会保存这样的东西。’” 杨守敬在日本四年，广纳门徒，传授汉魏书法，给日本书坛刮进了一股古雅、雄强的书风，杨守敬则被公认为是第一个将汉魏书风和石门书艺介绍给日本的中国学者，被誉为日本现代书法之父。 另外，清代力主变革的康有为，也是位书法家兼金石学家，他在其著作《广艺舟双楫》中对石门石刻亦有极高评价，认为《石门铭》为“书中仙品”。该书于清末流入日本，印行最广，这对石门石刻在日本传播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日本当代书法家牛丸好一在其论文《摩崖之研究》中说： “日本部下呜鹤的隶书和河井荃户的印都受褒斜道刻石的影响。最近研究石门石刻成果卓著的小木太法先生，对刻石做了很高评价，指出'兼备秦汉古铜印结构法度，可以说，一个字就形成一个壮美的小宇宙，是极优秀的作品。’”
日本书道院院长种谷扇舟先生题字 另一位日本当代著名书法家，日本书道院院长种谷扇舟先生，1986年来汉中参观完石门石刻之后，感慨万千，大书：“汉中石门，日本之师。”并在1988年第三届石门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展出他积数十年心血收集的《石门汉魏十三品》全套清代麻纸精拓拓本，让与会专家们大开眼界，颇受震动。
杨守敬故居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这套清代石门石刻拓本必为杨守敬带去日本，并且注定出自褒谷张氏拓印世家第一代始祖张茂功之手。这也就不难明白何以许多日本学者都知道拓印高手张茂功大名，并在他们的著述和论文中屡屡提及。由于清代学者杨守敬把石门石刻拓本带到了日本，对日本书法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对《大开通》这种高古雄健的书风十分佩服。许多日本友人近年还专程来汉中探访《大开通》原石，顶礼膜拜，不忍离去。还有书评家把类似的碑石归纳为“大开通类型”，可见在《大开通》在中外文字与书法演变史上产生的“革命性”的影响。 《大开通》的影响不仅在文体与书法界, 由于这方摩崖诞生在中国古代沟通南北的褒斜道上，又与一处领世界通车隧道之先的石门紧密相关，所以就有幅射四方的文化象征意义。比如在古城汉中连续召开的四次蜀道暨石门石刻研讨会上。参会的日夲代表团帽子上、举的小旗上、悬挂在桌前的横幅上都用汉隶书写着：“开通”两字，日本著名书法家渡边寒鸥还赋诗赞曰：“蜀道摩崖古隶镌，苔中瘗没二千年。何人笔意如岩罅，畅达神工连九天。” 晚清大学者杨守敬与杰出的拓印工匠张茂功在传播石门石刻拓本所作的贡献，在一衣带水的日本、在石门石刻的故乡汉中都写下将被历史永远铭记的光彩夺目的一笔。 2020年4月20日于汉水之滨无为居
杨守敬带去日本的《大开通》拓片 经典回顾： 王蓬|杨守敬与石门石刻（上） 作者简介
王蓬，国家一级作家二级岗位（二级教授）曾任陕西作协副主席、汉中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創作40余年，结集50余部。曾获国家图书奖、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全国首届徐霞客游记奖等多项奖励，并有多种著述翻译国外。系国务院享受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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