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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伪统治下的沈阳各工厂、企业的经营管理及技术大权，全由日本侵略者所掌握。如“满铁奉天车辆株式会社”、“亚细亚麦酒株式会社”，从经理、技师，到每个科、股、班长、事务员都由日本人担任。中国人除少数汉奸工头外，工人们每天要劳动12个小时以上，可所得工资连家人都养活不了。 日伪统治者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在各工厂中大量雇用童工，被贫困逼迫自幼就出卖劳动力的中国童工，都要同大人一样的干活，但所得工资都不及日本人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少的可怜。  据1935年《满洲国现势》记载，1934年沈阳市的中国工人同日本工人日工资比较：力工日本人为2.5元，中国人为0.7元。铁工种日本人为3.6元，而中国人却是1.4元，相差极为悬殊。就是这样微薄的工资，还要遭到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受到工头、军警的敲诈勒索。 据1943年出版的《奉天市要览》统计，在1935年沈阳市征收的税款总数是459000元，平均沈阳市民每人为0.88元。至1942年，税款总数上升为2120万余元，平均每人为13元之多。1942年与1935年相比增加46倍，平均沈阳每人缴纳的捐税，增加15.7倍。 日伪当时收缴的捐税即有二一多种。除一般的营业税、所得税、人头税、家屋税之外，还有什么“畜犬捐”，不论饲养鸡鸭猪狗都要交税，养狗一头1932年纳税1.2元，到1942年增为6元。当时就是给别人当个佣人也要缴纳“佣人捐”。在征收名目繁多的捐税的同时，日伪统治者还大肆发行“公债”，按人分派，逼迫沈阳劳动人民去认购。  中国劳动人民除在经济上遭受穷凶极恶的压榨盘剥，尤其是处处受到歧视迫害，任意鞭打残杀当牛做马，生命安全毫无保障。如当时的中国工人上下班都要给日本侵略者行礼，有的工厂上下班时中国工人不能和日本人走一个门，也不能上一个厕所。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沈阳工厂企业，是日本侵略者作威作福的乐园，是中国工人的暗无天日的活地狱。在日伪统治下的“奉天纺织株式会社”，对工人有“三十八打”，比如谈论国事打、交头接耳打、听不懂日本话的打、挨打不耐烦打……有个童工，由于年岁小，劳累过度，有一天该童工上夜班打了一会瞌睡，被日本工头森奇发现后，即指使狗腿子用棍棒将其活活打死。 此外，还规定出什么“旷工一口罚工三日”、“旷工三日立即除名”，“女工有了小孩就开除”等“三十二罚”以奴役中国工人。  1941年冬，在“奉天住友金属株式会社”炼钢厂内有个天车工，因连续干了三天三夜，刚在平炉后面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被日本工头山本发现，这个恶魔竟舀起一勺钢水泼到中国工人身上，活活地烫烧致死。 在奉天第一机械工厂的日本守卫警长合本井藏，肆意残杀中国工人，他将工人浑身扒光，吊在厂内的老杨树上，用电线拧成的鞭子打得死去活来，然后又用五个大气压的风管，插入工人的耳朵里，直吹得七窍出血当场死去。有的工人被他吊打后往身上浇凉水，寒冬里埋在雪堆里活活冻死。而这个杀人魔鬼还说什么:“满洲人大大的有，死了的没关系”。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设立“济生院”，后改名“勤劳辅导训练所”，专门作为抓捕输送劳工的转运站。日伪的宪兵、警察经常出动，以抓捕什么“浮浪者”为名，到处抓捕沈阳行人及老百姓居民，然后押到训练所登记编班送往矿山和车事工程当劳工。  这些被抓去的数以万计劳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绝大多数是有去无回，每一个劳工营都是一座人间活地狱。在所谓的“共荣庄”之类的劳工营里，劳工们遭受着劳累、毒打、饥饿和传染病的袭击，随时都和死神作伴，而日本帝国主义准备的是万人坑。 日本帝国主义在抓劳工的同时，还大抓所谓的“经济犯”。中国人种大米可不准吃大米，否则就是“经济犯”。据1942年1月《盛京时报》刊，1941年奉天市警察局经济保安科办理的经济犯案件，即有4778件，抓捕沈阳无辜人民一千五百多人。 如在大东区老瓜堡居住的一位孙大娘，有一天他丈夫和三位老客因吃一顿大米饭，后被日伪军警发现了大米粒，当即将其都抓至“奉天矫正辅导院”均被活活外死，孙大娘的两个孩子也被惊吓而死，一顿大米饭弄的家破人亡。 另外，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期间，修公路、开工厂、建兵营，任意霸占中国农民的土地。于洪区丁香屯原有土地七千多亩，在1937年被日本侵略者强行逼卖五千多亩，修建了关东军“蹄铁厂”“航校”。  1943年，关东军修建飞机场，强占奉集堡、下庙子、皮家湾等村的土地三千多亩，当时正值秋天，庄稼快要成熟之际，就全部被毁坏掉，使沈阳大批农民衣食无着、流离失所。有的被逼身亡。 更甚者，日寇不但霸占土地，还向广大贫苦农民征收高额出荷粮。农民一年用血汗换来的一点粮食还要拿出一半或四分之三去交出荷粮，可日伪把大量的粮食搜刮去，却在沈阳城乡实行粮食配给，一个成年人每月只能分到不足10公斤的粮吃，其中大都又是豆饼、橡子面之类，至使沈阳人民终年遭受饥饿折磨，挣扎在死亡线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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