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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因城中村拆迁改造，在我老家的老宅中发现了祖上遗留的分家单，颜色已发黄，残破不堪，小心展读那些透着历史沧桑的文字，如同考证出土书简。当我们把祖孙三代人的分家单摆放在一起时，仿佛看到了一段跌宕兴衰的家族史，带着流年烟火呈现在眼前。 图一是我的爷爷孙国华存执的分家单，距今已80多年。他们兄弟三人于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七月分家，那年我爷爷27岁。
图一 从时间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正是日本侵华时期，中国人民正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全民抗战。 从分家单所列可以看到，土地、庄窠、生活用具是主要财产。当时的土地为私有制，可以自由买卖。 那时吃水、浇地主要靠人工挖井、汲水，吃的粮食则主要靠石磨加工，说明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广大农村仍处于后农耕社会状态，生产力水平非常低。 崇尚儒家思想的国度自然重视伦理道德，所以兄弟间分家必须要把老人的养葬问题写入契约中。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首要物质保障，现金收入也仰仗于此，所以兄弟几个就必须专门划出几亩粮地，用于老人的日常赡养或将来的丧葬。 从分家单的“官中人”组成看，民国时期，华北广大农村依然延续着大清和北洋政府时期的士绅、族长议事决策形式，实行乡村自治。 这张分家单用的是正宗宣纸，不洇墨跑墨，富有弹性，书写格式沿袭清朝古制，罗列清晰，语言简明，读之跌宕有韵。其书法筋骨毕现，字迹隽秀，即使最后的防伪标记也书写得一丝不苟，可见其为文之严谨。经查证，执笔人名为孙蕴瑶，是我太爷爷的堂弟，上过清朝末期私塾。 图二是我的父亲存执的分家单，距今已经54年。他们兄弟三人于1968年9月分家，那年我父亲孙书勤28岁。
图二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土地已收归集体所有，不准买卖和转让，实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管理，以小队为分配核算单位，社员实行工分制，按劳分配。那时中国社会施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城市人口称为市民，一切生活物资凭票供应；农村人口称为农民，一切生产资料、生活物资由生产队或社员自己生产或采购，供销社是农村统购统销的经济主体。与1940年那时相比，国家制度、经济性质、政治生态已发生了根本变化。 因实行集体所有制，土地已不再是老人养葬的依赖，所以我父亲辈的分家单中不再有土地分受的记录。若兄弟中有干部、工人、社员不同身份，则另纸说明老人的养葬义务。 那时，保定市近郊农村已经通电，有了白炽灯照明、电泵浇地、钢磨加工粮食，生产力发展水平开始出现质的飞跃。 此一时期的分家一般是遵从父母意愿，把旧房、宅院等公平划分即可。 分家单执笔人孙振中是我村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初中毕业生，后来担任生产队会计。受生产力发展、政经体制、思想意识等综合因素的变化影响，这个时期的分家单内容开始变得简单多了。 图三是我存执的与弟弟的分家单，距今已36年。我与弟弟于1986年12月分家，那年我24岁，已娶妻生子，属于早婚早育。弟弟时年19岁，尚未结婚成家，所以，所谓分家，实际上是父母把我分出去另立锅灶。
图三 写分家单之前，父亲、老叔与中证人早已议定：我与弟弟二人分割东西两处宅院，东为旧宅，西为新宅。分到东院旧宅者继续在此居住，分到新宅者则在西边盖新房，新旧宅的归属由兄弟二人抓阄决定。 那时，我们夫妻二人刚刚参加工作三年，在市区没有住房，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说实话，我当时真怕抓到新宅，因为我根本没有财力在二三年内盖起新房。 尽管心中忐忑，我还是装作镇静的样子，在人们的嬉笑声中抱着一岁多的儿子，让他白胖、稚嫩的小手代我抓阄。当在众目睽睽之下展开纸阄，显示是旧宅时，我悬着的心才踏实下来。 与父辈相比，我与弟弟的分家析产同样很简单，显示着时代特征。 因我们夫妻二人属于有工作的“市民”，所以，我与弟弟的分家主要是以房屋、宅基地为主，不涉及土地。 那时，村里家家通了自来水，再也不用拧辘轳挑水了，洗衣服也实现了自动化。农民从播种到收获也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人们的生活品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因此，我们村成为河北省第一批“电视村”“文明村”。 我与弟弟的分家单中没有出现关于父母养老的文字。回忆其原因，一是基于社会发展趋势，国家强大了，社会和谐，亲情紧密。二是父亲当时在清苑县文联担任领导职务，有工资、医保待遇，将来还有退休金，我们无须担心二老的养老、看病问题。 与祖辈、父辈的分家单相比，我与弟弟的分家单在内容、格式上更加简单，族中人换为我的老叔，中证人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生产队长和会计，执笔人仍然是生产队那位老会计。所用纸张质量低劣无比，而且上面没有防伪标识，只是在骑缝处签具了分家时间，裁边也不整齐，似乎透露着一种敷衍。或许，刚刚摆脱贫困的人们从心里已经不把分家当回事了。 纵览我家祖孙三代人的分家单，不仅能看到我家一段繁衍生息的家族史，依小看大，还能映射出中国人民从历经战乱，到摆脱贫困，再到改革开放，大步走向现代化新时代，实现国富民强的历史嬗变。抚今追昔，百感交集，令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作者：孙绍宾 编辑：苏若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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