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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保密局特务与妻子吵架后半夜去值班,竟侦获我党重大情报网

 兰州家长 2022-04-09

1947年7月的一个夜晚,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的一名报务员,因为琐事与老婆吵了一架气得睡不着,大半夜来到无线电侦察台边戴上了耳机……

就是这样一次偶然的机会,让这个报务员侦听到了一个没有登记过的电台在发报,我党在北平的潜伏电台就此不幸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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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局的这部侦察电台不是普通的电台,而是美军利用“中美合作所”援助蒋介石的高科技装备,这种电台既可以截获抄收对方电台所收发的电码,又可以探测秘密电台的方位。可以说,这对于我党在北平部署的秘密电台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1946年初,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来部署内战,表面上接受了停战的要求,并签订了停战协定。在美国人的斡旋下,还在北平组成了有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负责和平调解,我党的首席代表是叶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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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

要知道,蒋介石此举的目的本就不是为了停战,而是为调动兵力发起内战争取时间。半年后,蒋介石原形毕露,撕毁停战协定,开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全面内战。既然蒋介石撕破了脸,和谈已经没有了任何希望,北平军调部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1947年1月29日,美方撤离了自己的人员,并开始公开支持蒋介石。一个月后,我党驻北平军调部的人员也开始撤离。根据中央的指示,在撤离前,军调部留下了一个5人组成的秘密电台小组,配备了2部电台,这个小组直接与延安总部联系。

这个小组由于地处敌人的心脏,工作成效显著,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为中央提供了大量及时、准确的高价值情报,为此经常收到延安表扬。

但,这部电台也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派出侦察电台日夜监听。

终于在1947年7月的这天被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的那名报务员侦听到。他便将情况向科长赵容德报告。赵容德经过杭州警官学校特训班电讯专业严格训练,又参加过美国电讯专业的特训,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得知情况后,立即将侦察电台搬上吉普车,对电台可能在的区域进行巡回侦测,一步步缩小范围。

不久,特务们就测出了电台的大致位置——京兆东街顺天府夹道方圆六百米到一千米之间,但是具体位置难以确定。

当时的北平城内,这个范围有上千户人家,如果逐一搜查,显然是不现实的,还会打草惊蛇。于是,保密局北平站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想到了一个人——“飞贼”特务段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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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正文

段云鹏是“飞贼”出身,是神偷燕子李三的弟子,轻功十分了得,能飞檐走壁,蹿房越脊,人称“赛狸猫”。

1946年初,段云鹏伙同他人盗窃北平东城金鱼胡同的金店,因同伙出卖被北平警察局抓获。军统局北平站行动组组长看上了他这身功夫,就把他召入军统局,专门搞暗杀和破坏。凭借着过硬的功夫,段云鹏很快成了北平站行动组的骨干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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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云鹏

后来,段云鹏随国民党逃到了台湾。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四次偷蹿回大陆搞暗杀和破坏,于1954年9月在深圳被抓获,1967年10月11日,时年65岁的段云鹏被执行枪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这是后话,先按下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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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段云鹏的“飞贼”功夫被谷正文充分发挥。谷正文找来段云鹏,让他利用夜暗,爬上可疑地区的制高点,去窥探可疑屋内的情形。

就这样,段云鹏每天凌晨悄悄蹿上房顶,谁家灯亮就去谁家用倒挂金钩的方式向内窥视。终于在一天凌晨五点左右,段云鹏突然发现有一户人家屋里灯亮了,一个男子在简单洗漱之后,打开桌子上的箱子,取出耳机戴上……

段云鹏悄悄返回,将情况告知谷正文。经调查,那是京兆街二十四号的一处豪宅,而豪宅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夫妇居住的宅院。房主叫袁永熙,是陈琏的新婚丈夫,公开身份是北平市民政局的科长,但实际身份是我党北平地下组织“南系”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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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琏和袁永熙的结婚照

陈布雷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实际上则是蒋的秘书长。搜查他女儿的宅院,借这帮特务个胆子他们也不敢。事情比较棘手,处理不当,肯定会引火上身。

保密局北平站站长黄天迈不敢擅作主张,于是,将情况上报到毛人凤那里。毛人凤觉得,既然那是陈布雷的女儿女婿的住宅,共产党的秘密电台肯定是利用这层关系作为掩护,当然也是利用陈布雷的地位和关系作掩护。能利用这层关系作掩护,这部电台和这个情报小组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如果能在这里有所突破,那么一定可以挖掘到其他重要人物和线索。

狡猾的毛人凤果然不一般。于是他当机立断,派出自己得力的助手,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去具体承办此案。临行嘱咐:遇到事情可以先斩后奏,避免贻误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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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凤

有了毛人凤的这把“尚方宝剑”,叶翔之就放开手脚开始工作了。8月24日,负责监听的特务发出警报,京兆街二十四号的秘密电台又开始发报了。

叶翔之一声令下,特务们如饿狼扑食一般冲入袁宅,将正在埋头工作的报务员李政宣和他的妻子译电员张厚佩、报务员孟良玉和他的妻子译电员李毓萍当场抓获,收发报本、电码本统统在场。叶翔之宣布,逮捕袁宅的所有人员,包括袁永熙和他的妻子陈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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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台后的叶翔之

假如李政宣能够像千千万万个共产党员那样坚贞不屈,这个案子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了。可他偏偏是个软蛋,几鞭子一抽便全撂了。更为不幸的是,这家伙记忆力超群,来往报文许多内容和涉及人员姓名他都牢记在心。最终,仅是地下党员名单他就写了满满两张纸。

李政宣的叛变,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它直接导致了三个我党地下组织惨遭破坏,八百多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抓,可以说是我党地下情报工作的一次大劫难。

第一个组织是属于我党华北地下情报、电讯网。北平市地政局董剑平代局长、贝满女中教员田仲英,还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地下党负责人陈彰远、石羽、力易图,学生李恭贻等人先后被捕。其他稍微沾点关系的也都被抓了进去,甚至连上门讨要赊欠款的煤店小伙计都没能幸免。贝满女中教员陶凤娟给陈琏送戏票,因个子矮小,又伶牙俐齿,才瞒过特务,脱了身。之后把陈琏夫妇被捕的消息送了出去,我党及时采取防范措施,才使得我党北平地下组织免遭灭顶之灾。

第二个组织是暗藏在保定绥靖公署(原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内部的秘密策反小组,这个机构被破坏最彻底,一夜之间就有5名少将、中将级军官被捕,包括绥靖公署设计委员会中将副主任余心清、军法处少将处长丁行、作战处少将处长谢士炎等,还有一批校尉级军官石崞、朱建国等。当时,余心清和丁行等人正在策动孙连仲起义,在他们的努力下,孙连仲已经开始动摇。但是,遭此劫难后,起义计划就“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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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士炎

第三个是空军系统的赵良璋不幸被捕。赵良璋,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在印度学习期间,因对美国的教育训练方式不满,中途回国。1946年初,任北平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情报科中尉参谋,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赵良璋被调往南京国民党空军总部受训。事发后,在南京被捕。

当然这一事件中,不幸中也有万幸。

首先是西安情报组织。我党北平情报组织暴露后,保密局的叶翔之顺藤摸瓜,查到了我党西安情报组织的线索。1947年9月,叶翔之亲自带人到西安逮捕了我党西安情报组织负责人王石坚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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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坚

王石坚,原名赵耀斌,1911年出生于山东文登。曾在我党北平秘密电台工作,1933年第一次被捕,坚贞不屈,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后被判入狱10年。1937年在周恩来的交涉下,被释放,后来直到1947年都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情报工作。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建立起了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连接了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为党中央提供了大量高价值情报。

潜伏在胡宗南部的地下党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正是受王石坚直接领导,这三个人曾被周恩来誉为我党情报战线的“后三杰”(“前三杰”是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这三人要数时任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发挥的作用最大,毛主席称赞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他曾两次救党中央于危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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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经、熊向晖和申健

第一次,1943年7月9日,蒋介石与胡宗南密谋趁延安兵力空虚之时(八路军主力都在华北抗日前线,延安只有警备部队和民兵三四万人)闪击延安。熊向晖通过王石坚秘密将情报送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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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

接到熊向晖的情报后,党中央将计就计,唱了一出新版“空城计”,将胡宗南要进攻延安的计划由新华社广播公诸于众,同时通过在重庆的董必武将情况通报给苏联、美国和英国大使馆,来一次大泄密。此时如果蒋介石还是坚持发动对延安的进攻,将背负破坏抗战的骂名。在舆论和盟国的双重压力之下,蒋介石尽管气得咬牙切齿,但也只能打断牙往肚里吞,最终取消了这一计划。

党中央对外界的大泄密也将熊向晖置于暴露的危险之中,所幸凭借着胡宗南的信任和熊向晖的勇敢机智,成功转危为安,侥幸过了关。

第二次,1947年3月初,蒋介石密谋出动17个旅15万人,94架飞机,决心一口吞掉我陕甘宁边区。熊向晖将胡宗南交给他的由蒋介石签署的作战计划,牢牢记在了脑子里,再次密报王石坚。使党中央再次提前掌握了胡宗南军队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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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熊向晖还冒着极大的危险,将胡宗南部队已经具备无线电侧向定位能力的情报报送给了党中央。周恩来接报后,及时要求部队关闭大功率电台,避免了各级指挥机构的暴露。

建国后,周恩来在向原国民党当局高官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人介绍熊向晖的地下党身份,并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熊向晖为保卫党中央,可谓是居功至伟。

胡宗南尽管占领了空城延安,但是在之后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次战役中,先后战败,损失惨重。接连的败仗,让胡宗南心灰意冷。1947年7月,他将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送往美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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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时的熊向晖

到美国后不久,熊向晖就从报纸上得到了王石坚被捕的消息。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暴露了。但是直到他两年后学成回国,回到已经成立的新中国的怀抱,蒋介石的特务也没有找他任何麻烦。

原来,这次王石坚被捕后,没有能够守住气节,很快叛变了。但是他只是供称利用了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没有暴露他们三人地下党员的身份。但是即便如此,以国民党特务“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凶残,会放过这样的线索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王石坚被捕后,叶翔之带人搜查了熊向晖的住处。并将有关案情报告给了毛人凤,请他定夺。

在国民党军政内部,和军统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的高级将领非胡宗南莫属了。因为胡宗南和戴笠渊源很深,当胡宗南还是安吉一个小学老师时就在杭州西湖碰到了流浪的戴笠。两人相见恨晚,之后更是一路相互提携帮衬,亲密交往25年,直至戴笠摔死。戴笠还把自己的情人——女特务叶霞翟,介绍给胡宗南当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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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与叶霞翟

有了这样的一种渊源,即便是戴笠死后,到了毛人凤掌印时期,依然是给胡宗南面子的。所以,毛人凤指示叶翔之,所有涉及胡宗南部下的事情,都向胡详细报告,所有案卷也都可以给他看。

胡宗南听了叶翔之的报告后,大吃一惊。但他又是个要面子的人,自己的亲信中藏着共产党的间谍,自己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干系,尤其这事要是被蒋介石知道,必将遭到蒋介石的严惩,自己在同僚面前也将很难抬起头来,特别是要被自己的死对头陈诚落井下石,自己的结局会很惨,他只能让保密局的人保他的驾。

于是,他一方面让叶翔之继续办案抓人,另一方面又通知保密局,凡是涉及自己部下的,都由他自己处理,并反复交代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毛人凤给了他“西北王”这个面子,连呈报给蒋介石的名单都另外再列了。就这样,胡宗南就这样把一个“共谍”大案,以一手遮天的方式不了了之的方式处理了。

其次是东北情报组织。前文说过,王石坚领导的情报网中,沈阳也有涉及,在东北保安司令部潜伏的地下党员就是赵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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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赵炜

1946年3月,赵炜在自己的黄埔军校同学、第十一战区长官部代理作战科长、地下党员朱建国的介绍下,在北平结识了王石坚。王石坚报告给李克农后,李克农亲自给赵炜定了“902”的代号,并指示他前往东北保安司令部,专门负责那里的情报工作。

赵炜到东北后,任东北保安司令部作战科少校参谋。别看他职务不高,但是位置却万分重要。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他的情报根本不需要去偷,平时工作的内容就涉及大量绝密情报。

在他的情报支持下,东北民主联军轻易粉碎了国民党的辽南会战计划。之后又在四平战役中,将国民党军队新6军、新7军秘密调动的情报及时报告,使得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了战场主动权。可以说是立了大功。

北平情报网被破坏,王石坚被捕后不久,赵炜奉命去北平给蒋介石送作战计划。在得知,蒋介石之所以亲自到北平,是因为保密局破获了一个共产党的电台,而蒋介石是专门来给一个小特务“飞贼”段云鹏颁奖的情况后。赵炜断定,这次保密局破获的电台肯定不一般。

在完成任务后,他悄悄回到沈阳。回到沈阳后,他没有马上回单位复命,而是谨慎地多方查证,在确认自己已经暴露后,他毅然逃离了沈阳。于1947年10月16日,几经艰险与波折来到了解放军防区,脱离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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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危险后身着解放军军服的赵炜

两星期后,他受到了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劲光的接见。之后,组织上安排他到大连情报处工作,从此结束了一段历险经历。

后记

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和赵炜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其他被捕的同志就没那么幸运了。被捕的主要人物中,丁行、谢士炎、朱建国、石崞、赵良璋等五位同志,于1948年10月19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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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士炎的遗书

而王石坚、尹家明则投靠了保密局,后来逃到了台湾。而袁永熙和陈琏夫妇则由陈布雷保释出狱,建国后,夫妇二人均在团中央工作。余心清由于查明不是共产党员,没有被杀害,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职。

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在1949年6、7月间先后回国,之后一直在外交部工作。

1946年7月的那晚,保密局报务员和妻子吵架后监听到我秘密电台,有一定的偶然成分。但这也表明了在白色恐怖的敌人心脏和敌人高技术装备的挤压下,潜伏电台和谍报人员能够全身而退是非常很难的,只是这一次对我党地下组织造成的损失太大了。

今天,我们喝着咖啡,捧着手机安静地看着先烈们身上发生的似远似近这些事,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年代。今天的安宁,得益于他们当年不惧风险、不惧生死的付出。我们在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的同时,也更应向隐蔽战线斗争的无名英雄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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