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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日报》2022年04月02日 B01版
殷虹刚 明代民歌《大九连环》唱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有西湖，苏州有山塘。”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诗人刘大观遍游江南后，评论说：“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这里的苏州市肆主要就是指山塘街。可见明清时期，无论文人墨客，还是平民百姓，都认为热闹繁盛的山塘街是苏州最具代表性的旅游景点。不过，山塘街并非自古如此，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从三首古诗就能看出。 这三首古诗就刻在新民桥下山塘街北侧的诗碑上。诗碑一共有七块，由东往西前三块依次刻着唐白居易、宋范成大和明唐寅的三首诗，正好反映出山塘街由唐至明、从荒凉到繁华的历史变迁。 第一首诗是白居易的《武丘寺路》：“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芰荷生欲遍，桃李种仍新。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诗题下自注云：“去年重开寺路，桃李莲荷，约种数千株。”在《吴中好风景二首》（其二）中，白居易也说：“重开武丘路。”白居易反复强调“重开”，可知山塘街的前身——虎丘寺路并非他首开，之前应该就有一条简陋的老路。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云：“乐天……尝作虎丘路，免于病涉，亦可以障流潦”，说明当时这条老路因为地势低洼，再加上山塘河尚未通运河，排涝不畅，所以很容易被淹，苏州城内居民往返虎丘常常要涉水而过，满地泥泞，狼狈不堪。于是，唐宝历元年（825）端午节白居易到任后，在当年（应该是在冬季枯水期）就实施了一项民生工程，组织劳力疏浚山塘河，使其西通运河，东接阊门外护城河。同时把清理出来的淤泥堆在河北岸，加高和拓宽了老路，并在道路两旁遍栽桃树和李树，不仅可以美化景观，而且能防止水土流失。从此以后，阊门与虎丘之间的交通状况大为改善，水陆皆通，城内居民除步行外，还可以乘船或坐车去虎丘。不过，白居易在诗中又将虎丘寺路说成“湖堤”，可知当时路北仍然是一片低洼的积水地带，放眼远望，“流潦”遍地，汪洋漫演，犹如宽广的湖面。这证明唐代山塘街一带人烟稀少，颇为荒凉。 第二首诗是范成大的《半塘》：“柳暗阊门逗晓开，半塘塘下越溪回。炊烟拥柁船船过，芳草缘堤步步来。”天刚亮山塘河上就已经舟楫来往，十分繁忙。然而，这些舟楫并非游船画舫，而是途经山塘、停泊过夜的客船。船家们一边忙着起航赶路，一边还要在船头生火做早饭，似乎岸上连个烧饼铺子都寻不到。要知道，明清时期半塘可是七里山塘最锦绣灿烂的一段，清姚承绪《半塘》即云：“碧榭红阑春如梦，珠帘画舫醉为乡。”确实，宋代的虎丘寺路仍然只是一条芳草萋萋、风景秀美的路，尚未发展成商业兴盛的街。从南宋著名的平江图碑刻也可以看出，当时商业中心在城内乐桥和利市桥一带，阊门内外仍不热闹。但是，与唐代相比，宋代虎丘周围的风貌已经有较大改变。范成大《吴郡志》记载：“虎丘山……遥望平田中一小丘”，可见当时山塘河两岸已无水患，已开发成平旷开阔的良田。南宋任尽言《寓白公堤有作》云：“岸转河流阔，村桥几树低。易为春水涨，稳受白公堤”，阡陌交通，土地平旷，小桥流水，绿树村庄，宋代山塘街一带是一派田园风光。 第三首诗是唐寅的《虎丘泛舟》：“朱明丽景属炎州，兰桡桂楫遂娱游。逐荫追飚暂容与，回波转藻若夷犹。日承绮扇钗光发，山入仙杯酒气柔。幸奉瑶麾论所愿，皓首期言伏此邱。”诗中所描写的是炎炎仲夏日泛舟山塘河避暑纳凉的繁艳景象。在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中“虎丘灯船”条有更详细的描写：“豪民富贾竞买乘之，至虎丘山浜，各占柳阴深处，赌酒征歌。赋客逍遥，名姝谈笑，雾縠冰纨，争妍竞艳。八窗洞启，往复疾摇……日晡时，集野芳浜中，行则鱼贯，泊则雁排，酒炙纷陈，管弦杂奏。迫暮施烛，焜煌照彻，月波相激。”正如清顾禄《桐桥倚棹录》所云“红阑碧树，与绿波画舫相映发”，水上的灯影衣香，与岸上的列肆招牌相互辉映。至明代中期，虎丘寺路终于发展成居货山积、行人水流的山塘街，到清代更是被曹雪芹誉为“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也许是巧合，新民桥下诗碑上的这三首古诗，正好浓缩了山塘街历经唐宋明逐步走向繁荣的发展过程。这中间跳过的元代，有历史学家认为，恰恰是山塘街商业的起始阶段。元初任仁发《过虎丘人家》云：“幽栖无所事，园圃足生涯。荒径多闲地，随时好种花。”诗中所写不正是明清时期“春光旖旎众香浮”的山塘花市的肇始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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