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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局之二 我国生育率偏低的现象背后存在不同年龄段育龄妇女分化的问题；20-24 岁人群的一孩生育率下降但二孩生育率上升，这种现象背后是适龄人群面临诸多约束，包括择偶的时间约束，生育的金钱约束和养教的资源约束；我国新生儿人数逐年下降的问题也有转机，考虑到七普中15-19 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逐年上升，说明当前生育意愿的分化有扭转的可能；从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来看，短期需要改革生育措施鼓励年轻育龄妇女群体提高生育率，中长期需要落实乡村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及改善城镇普通高中入学率，维持我国的教育人口红利优势。 出生人数既与育龄妇女人数和结构相关，又与生育率相关。育龄妇女中生育率最高的一般是20-24 岁群体，但我国生育政策改革后，20-24 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整体是下降的，生育率上升幅度较大的分别为30-34 岁、35-39 岁、以及25-29 岁年龄段育龄妇女。我国的生育率，存在整体偏低同时结构分化的问题，分化不仅存在于不同年龄段育龄妇女之间，同时也存在于20-24 岁育龄妇女内部。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适龄人群面临诸多约束。 择偶的时间约束。受教育时间延长直接推后了婚姻登记时间，性别比偏高且男女分布不均加大了择偶的难度，工作时长的变化和休闲方式多样化挤出了择偶的时间和需求。 生育的金钱约束。城镇化率提升的过程本就是家庭户人口下降的过程，同时城镇化也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成本。从结构看，居住、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占比持续上升；从增速看，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从价格看，与生育直接相关的教育、学杂托幼费、教育用品在各品类里增速居高不下。 养教的资源约束。居民的教育消费需求主要集中在K-12 领域，但受到人口净流入和人均GDP 发展程度差异影响，我国的教育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普通高中入学率自2015 年以来持续下降，强化了居民教育消费的预期，进而进一步抑制了生育率。 我国的新生儿逐年下降的问题也有转机。一是2000 年之后我国出生人口结束了此前持续下降的趋势，并在此后大约15 年期间，出生人口维持平稳，这意味着育龄妇女的人数基本能够维持稳定。二是七普数据中15-19 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较此前出现持续明显上升的趋势，一定程度上表明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分化有扭转的可能，接下来的生育政策改革措施在落实的过程中可能更容易取得成效。但另一方面则需要关注的是，我国要坚持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教育人口红利，但七普数据中的学龄人口明显存在两个问题：一是10-19 岁未上过学的人口比例大幅攀升，二是14 岁以下人口在乡村的占比大幅上升。二者共同指向了乡村的九年义务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 风险提示：国际局势变化引发较长时间内的高通胀；全球经济复苏持续乏力；地区局`势紧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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