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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北宋因何灭亡？有人说金兵大举入侵；有人说徽宗奢靡无度，荒废朝政；还有人说'六贼’当政，吏治败坏，今天我要说北宋实亡于党争。自神宗起，新旧党争五十余年，对外态度摇摆，和战不定；对内官场相互倾轧，朝廷朝令夕改。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人们津津乐道的范、王改革！ 提起这两次改革，现代人大多站在过来人的角度去研究其积极意义，比如：澄清吏治、抑制兼并、发展生产力、加强军备等等。诚然，这些积极意义不可抹杀，但放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之下，这些改革不可能成功，并且打开了党争的潘多拉魔盒。
宋仁宗庆历年间，’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日益严重，令这个号称最富裕的王朝财政也难以支撑，外部与西夏战争不断，内部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中央财政入不敷出，全局性的统治危机全面爆发。面对此种困境，仁宗君臣开始思索解决办法，一些大臣提出了改革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以应对时局，此时本没有保守派、改革派之称，大部分人对于改革是没有意见的，分歧主要在于改革范围及方式。比较务实的人认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些人以范仲淹、韩琦为首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藉以达到节省钱财的改革主张。但同时，用人唯才是举，忽略了道德及素质要求，导致政令实行过程中对民间造成困扰。另一部分人认为应该从道德教育提高官员素质，不必过分干扰市场。另外新政中’抑侥幸、均公田、精贡举'等措施侵害了少数人权益，这些人反对改革，态度强硬。前者人们习惯称之为改革派，后两者统称为保守派。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宋夏和议签订后，财政危机稍缓，宋仁宗认为统治危机已过，且改革派通过实行新政攫取权力，恐威胁皇权，再加上一些态度强硬的反对派控诉朋党，遂全面罢黜改革派人士，取消新政，改革宣告失败！此次改革虽然失败，但其影响可谓深远，甚至成为北宋亡国之因！
改革失败后，北宋朝廷进入了一段反思期。激进派愈发激进，认为改革派失败是因为权力不够，改革不够彻底；反对派则认为改革不但触动利益，并且对民间干扰太大，反而起到恶劣影响，应当更加重视道德约束，因此愈加反对改革。由此走向了两条极端而又截然相反的路！在朝政上由相互指责反对到相互攻击陷害，最终滑向了党争的深渊！
神宗即位后重用王安石进行改革，企图一举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此时的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更加激进，对权力更加渴望，虽说是为了推行改革；用人方面更加不择手段。而反对派以司马光、二程为首，抱着典籍，站在道德高度反对更甚！此时的北宋政坛活跃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改革派，此类人比较务实，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但为人处事不择手段；另一种人是保守派，此类人动辄引经据典，善于空谈却完全不通世事！无论哪派，掌权后极力打压反对派，完全是排除异己，丝毫没有了文人胸襟，君子气度！此时的北宋政坛仿若一群有抱负的流氓和只会说教的腐儒轮流掌权，导致政策多变，尤其是外交方便朝令夕改，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改革派上位，对外强硬，主张收复失地，往往挑起战火却徒劳无功，保守派趁机打压，随后掌权，不论是非推翻前者一切政令，对外卑躬屈膝，委屈求和。于是北宋自神宗其呈现这样一种现象：国际环境太平，适合稳步发展时，国内鹰派掌权，对外扩张，失败后下台。边境战火燃起，需要保家卫国时，国内鸽派掌权，总是屈膝求和！《孙子兵法》有言：“兵者，国家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兵不妄动本没有错，但作为一个国家，至少应做到’不轻易言战，战必死战'。在这种长期错位的国策指导下，焉能图强？
神宗以后的新旧两党，实由庆历时期的改革派和保守派逐渐演变而来。两派的分歧由最初的改革方式到最后的是否需要改革，似是历史的倒退，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逆流？ 改革派失去了道德约束，由最初的理想抱负到后来用人的不拘品德，发展到最后为了争权夺利不择手段；而保守派由最初的重道德但不反对改革，只是不同意改革方式，发展到最后强烈反对改革，变成一帮只会之乎者也的老夫子。北宋官场经'庆历新政'而出现裂痕，至’王安石变法'完全分裂对立，此后党争五十多年，直至灭亡，实在令人唏嘘！ 总结：北宋党争在于用人失策，由才德兼备变成了才德对立，后期的新旧党：新党有才无德，旧党有德无才。而正是两次改革完成了人才的分流，造成了后期党争不息。曹操曾言：乱世之初，用才不用德。这是特定情境，用人之道还是在于德才兼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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