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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瞿林东：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由来已久，这种交流对于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伴随着历史进程，这种作用越来越显得突出和重要。太久远的不说了，就中国汉唐时期来说，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极其辉煌的时代。汉唐文明固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但其中也包含了对于外来文明的吸收。同样，汉唐文明尤其是唐代文明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这是各国历史学家们所公认的。可见，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确有长久的历史。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向外扩张，对殖民地的占有和掠夺，也是一种“交流”的形式，但这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流”形式，同古代的经济、文化交流有本质上的区别。 记者：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中华文化的发展应是怎样的态势？有人担心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的个性得不到凸现？您对此如何认识？ 瞿林东：对于经济全球化的问题，我们不能回避它，而是要面对它。这是一个历史趋势，人们认识到它的种种作用，从而采取理性的、正确的措施。总地来看，中华文化的发展也应采取这一态势，即面对世界、发展自己。我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160年左右，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理直气壮地、充满信心地面对世界，这就是走向世界、向世界各国一切先进的事物学习，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仅仅是中国走向伟大复兴的开始。我所理解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方面是指国家的富强，另方面也包含中国将对世界的历史进步作出新的、更辉煌的贡献。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只关注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也应关注文化领域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不仅要在经济上占到很多好处，而且也会在文化上大规模地推销自己，这种文化推销归根到底也是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对此，一方面，我们应当清醒对待，应当有所警惕；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有充分的自信心，即中华文化的历史积累和优良传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必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新的发展。这首先是因为中华文化有深厚的根基。所谓根深叶茂，这是自然之理，也是文化之理。中华文化有5000年左右的历史，其各个方面的创造和成就，已成为人类文明史的重要部分。随着世界各国间文化交往的日益发展，中华文化将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受到世界的了解和重视，中华文化的民族特点和个性也会受到各国人民的理解和尊重。近20多年来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个判断是有根据的。其次，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和文化传统，也要不断提高认识，不断在继承其优秀遗产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吸收一切先进文化成果，进行新的创造。中华文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传统。我们的先人早就懂得：“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易·系辞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创新而不遗余力，积极进取，与时俱进，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之民族性的重要方面。尊重传统和锐意创新的辩证统一，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认识并自觉实践这一规律，中华文化在新的世纪里将更加显示出它的光华和辉煌。再次，世界历史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总是表现为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而美好的事物不是单调的，而是多彩的，不是贫乏的，而是丰富的，这在精神、文化方面尤其突出。我认为，提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经济趋于全球化，但是各个伟大民族必然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文化的丰富多彩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景。 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很赞成。在文化方面，不迷信别人，也不固守自身，而是树立保持民族特点和风格、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文化发展观，使我们中华文化既显示出东方文化的睿智和魅力，又是开放的和受到世界欢迎的文化。 瞿林东：关于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现在也还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关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发展的前景问题，不同的认识就更多一些。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认为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导致文化全球化。前面讲过，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文化的交往、联系、相互影响会更加密切，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全球化。首先，有一个基本观点是必须明确的，即经济影响着甚至决定着文化，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经济讲求效益、讲求速度、讲求给人们带来多少物质财富；文化讲求境界、讲求风格、讲求给人们带来多少精神享受。各国在经济上的差别，是可以测定出来的，而它们在文化面貌上的不同，则是不好用量化的标准来测定的。其次，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同现实密切相关，一方面又同历史密切联系。一个民族国家的存在，是同这个国家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分不开的。中华文化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民族和今天的56个民族所共同创造的，源远流长，遗产丰厚，这个历史是割不断的。不独中国如此，其他凡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也是如此。再次，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误解，以为“经济全球化”是所有国家都能得到相同的利益，以致于必将导致文化上的“趋同”。其实，经济全球化本身并非如此，发达国家获得最大利益，发展中国家如果应对得当，可以获得一部分利益，如果应对失当或因其他客观上的诸多原因，不仅得不到利益，甚至会受到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二者之间的价值观念、政治信仰、是非标准、利害得失是会有很大区别的。这种局面怎么可能会出现文化全球化呢！因而，这种提法或类似提法是不妥当的。 记者：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您对文化问题十分关注，这是出于专业上的考虑，还是源于一种社会责任？您认为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这些问题的最重要的意义何在？ 瞿林东：我对文化比较关注，既有专业上的敏感，同时也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我认为大多数史学工作者都是如此。从专业上看，史学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发展不能脱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中国史学发展前景》，就是基于这种认识。从社会责任来看，我认为经济全球化不仅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我们中国人对此应当有清醒的和明确的认识，这对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有十分重要的关系。不论在决策层面上，还是在民族素质层面上，都与此密切相关。党的十五大指出，文化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它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如何制定我们的文化政策，如何发展中华文化，如何加快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自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这又不只是一个文化政策问题，它是同全民族的整体素质相关联的。我建议有更多的人来参加讨论经济和文化是什么关系，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华文化如何发展，等等，以不断丰富和提高我们的认识，推进我们的社会实践。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04页）。当全民族有了“文化自觉”意识，我们中华文化必定有更加辉煌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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