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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起，中医就学习西方学术的模式，创办中医医院、中医学校和中医学会等机构和组织，加强了学术的交流和发展。另外传统中医的学术模式中确实也有着一些落后的地方，人们对此也提出过许多改良的意见。在近代西方科学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人们提出了种种“中医改进”、“改良中医”或者“中医维新”的设想，希望能够借鉴近代科学与西方医学的成就。著名中医家恽铁樵说:“中医不改良，亦终无自存之希望。”如何改良呢?恽铁樵认为要借鉴西医，他说:“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可以吸收西医之长如生理病理等，但恽铁樵特别强调:“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吸收所长不能丧失中医自身的主体地位，这应该是关于中医理论变革较合理的观点。但是随着中医争取权利的斗争一次次受到打击，有的医家为了尽快获得承认,不自觉地以此符合西方的科学作为追求目标，寄望以此来换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20世纪30年代，为了促进近代西方科学在中国的普及，一些社会人士发起了“中国科学化”运动。受其启发，有关中医改良的言论汇成了“中医科学化”主张，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口号。所谓“科学化”，按照当时半官方机构中央国医馆的说法，是“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其确有精义者，用科学方式解释之”。当时首要的就是进行中医学术的系统整理。例如仿效西医体系，编制中医的生理学、病理学等教材，规范中医教学体系，整理中医的病名等。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进行这些工作，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当时中央国医馆就有一次不成功的尝试。1933年中央国医馆通过了著名的“中医科学化”医家陆渊雷执笔的一份《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大纲开宗明义提出:“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其确有精义者，用科学方式解释之。”在这种思想下，首先进行的工作就是所谓“统一中医病名”，中央国医馆向全国各地中医药团体发出《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统一病名建议书》，征求意见。其主要思想是采纳西医病名，将中医传统病名逐一对照归入西医病名体系中。陆渊雷解释说:“整理改善国医药，则根据科学以别立病名，似为当然之事矣。既须根据科学以别立病名，则与西医之译名,当然多数相同。”但这种做法，引来大部分中医的抗议。上海国医分馆强烈批评说:“依傍西医病名统一国医病名之后，对于治疗学及药物学，如何联络运用,有无充分预备? 
依傍西医病名统一国医病名之后，对于诊断学如何运用,庶不致与西医之诊断发生歧异?”病名是以理论为基础的，中医怎样用风、寒、暑、湿、燥、火等理论来解释“肺炎”呢?势必只能接受西医的细菌感染的解释。而按这种解释如何辨证用药呢?势必只能将中药按杀菌、消炎的思路来用，那么这还是中药吗?类似的这种论调，实际上是一种“废医存药”的想法，也就是只承认中药有效,不承认中医理论的价值,实验来说明中药的“科学性”。表面上，这种思路很合理，但实际上从中药中研究和提炼有效成分，到目前也只有个别取得成功，大多数中药按当时的研究程度，其所谓的“有效成分”达不到原来中医所取得的疗效，其所谓杀菌消炎作用也达不到西药的效果，中药就变得非驴非马，没有价值了。例如中药石膏可以退热，应用已近2000年，但在近代实验研究中并没有找到退热的成分。所以，中医的理论与临床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中药必须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在强烈的反对意见面前，中央国医馆后来认识到建议方案的不足，通电全国中医团体收回建议书，同时将陆渊雷等免职,另行研究以中医病名为主的规范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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