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采写与社会统计秦月马克思说过：“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页）
新闻采写自然也要从质与量两个角度去反映社会生活。这样，它就总是离不开一定的数量概念和统计数字。比如今年8月14日人民日报一版右上角
，共有4条消息，每条都以精确的统计数字作为基本事实。一条是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民人均增收8.5元；另一条是广州出让7块地皮使用权，总共
42000平方米，最长期限70年；再一条是在长江中上游29个沿江县659万亩荒山丘陵地带，即将兴建国内最大水果基地；还有一条是四
川培育水稻高产品种中，亩产可增20%，今后两三年内可望推广应用。这些消息如果删去数量概念和统计数字，对新闻事实只有定性的描述，而没
有定量的描述，就会变得模糊不定，给受众留下许多疑问：收入增加了，增加了多少？出让了地皮，出让多少，出让多久？最大的水果基地，究竟有
多大？优良品种，能增产几成，何时推广？这样，就没能有效地消除受众认识上的不定性，或说没有提供多少信息，甚至可以说这些新闻就不能成立
。写经济新闻和体育新闻离不开统计数字，写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也要以一定的统计资料为依据。比如同天人民日报第五版的《一位专员话送礼》，
鞭笞了用公款送礼的不正之风。谈到用公款送礼之风的起因时，这位专员不客气地说：这是“上头逼出来的”，但“上头也有好的”。明眼人一看就
清楚，说这话是以最基本的数量估计为前提的。这一天人民日报第三版有一条社会新闻：《罗马车盗多》，从头至尾没有离开数据作支撑。统计数字
，是客观事物的现象特征及其规律的表述。它虽然是抽象的，但却是精确的，是一种浓缩度很高的信息。注重社会统计资料的运用，对于提高新闻作
品的信息含量，确保新闻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新闻作品如果缺少必要的数据，就会丧失可信性。比如关于廉政建设的报道，如
果不拿出足以服人的一定量的事实，不向受众提供与此相关的蓝本数据，人们就会认为我们的宣传报道回避现实，是表面文章，是胡吹。然而，新闻
活动对于社会统计的注重，绝不限于写作时对数字的合理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社会统计是新闻思维的出发点，是新闻敏感的击火石。新闻事
实，一般情况是事物发展的质变或显著量变，特殊情况是“周围在变，它却不变”。对于社会生活的变迁，特别是深层变迁，仅靠直观往往是把握不
准，甚至发现不了的，常常需要通过理性思维和数量统计，才能揭示出来。比如，由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1984年贵州省知识分子的进出，第一
次出现数量上的“扭亏为盈”，即进多于出。(见1985年2月4日人民日报)显然，记者不依靠历年人事调动的统计资料，这一新闻是发现不了
、写不出来的。又如，今年夏季，劣质饮料一度充斥洛阳市场，100瓶汽水有93瓶不合格。(见1989年8月15日河南日报)这一消息的来
源不是记者的直接观察，而是市商业局和标准计量局对全市生产厂家进行全面检查的统计结果。至于分析性新闻和深度报道，更要以基础性的数量估
计作为立意谋篇的起点。比如，北京市每年自然增加的待业人员有30万，其中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复员转业军人以及优化劳动组合的下岗人员
等等。奇怪的是，首都17000多个企事业单位招工招干，吸收本市待业人员寥寥无几，却花钱雇用70万外地来京的农民，去干本地人不愿干
的苦累脏活儿。人民日报记者赵兴林抓住这一组数据，深入采访，层层剖析，写出了出色的通讯：《钱花多了，人变懒了》(见人民日报1989年
4月6日第六版)，通讯的第一行字便是：“30万+70万=100万”，在由此及彼、由表入里的分析中，既触及了城里人就业意识的不良倾向
，又批评了“大锅饭”把人养懒了的弊端，最后还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可见，社会统计为新闻思维的兴起和深化，
提供了众多的机遇和可靠的基础。我国新闻界有许许多多的优良传统。但也有不良传统，好“刮风”便是其一，一种事态发生了，特别当受到某种背
定和赞扬后，“一边倒”的宣传报道铺天盖地而来，如倾盆大雨下个不停，直到走向了反面，以至于“锅国殃民”，才肯收场罢休。建国40年来，
这类教训的确不少了。我们的新闻宣传若要不“刮风”或少“刮风”，当然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而注重社会统计，一切宣传以切实可靠的统计资
料为依据，是有效措施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统计意识的增强，可供采写使用的统计资料越来越及时，越来越丰富。然而，新
闻工作者不只是被动地依赖别人提供资料，他自己也在经常从事统计工作，新闻作品就是一种统计结果。尤其是在新事物和新情况刚刚发端，社会还
不能提供现成的统计资料时，记者更要亲自动手了。应当看到，新事物和新情况一发生，首先去做统计工作，第一次发布统计结果的，往往不是别人
，常常就是记者。新闻采写的这种统计功能，对领导机关及时做出正确决策，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当然，对于新闻单位来说，这也是做到心中有数，
防止“刮风”的重要保证。8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普遍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开始富起来了，“万元户”和“电视村”开始出现。但农民究
竟富裕到了什么程度？“万元户”和“电视村”占多大比重？大家心中无数，只知尽力张扬。一时间，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万元户遍地皆是，农
民富得不得了了。这又是“刮风”效应。直到1985年夏季，人民日报发表了来自黑龙江农村的调查报告：《莫把“温饱”当“小康”》(8月1
7日)，人们才知道百分之二十的农户尚处于贫困状态，百分之六十多的农户刚刚达到温饱状态，真正富起来(人均收入500元以上)的农户只占
18%，而“万元户”顶多占千分之一。从此，关于农村形势宣传的过热势头才平伏下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新闻记者注重社会统计，在采写过程中强化统计意识，是我们的新闻作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无愧为时代记录的重要保证。2370（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新闻系）新闻爱好者，1989（11）：33-34.(原载《新闻出版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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