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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83年1月9日，囚禁在元大都三年的文天祥，慨然赴死，从容就义。 而三年前，文天祥的两个弟弟文璧和文璋却同时在惠州投降元军。于是，这样一种“兄弟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的鲜明对比，引发了时人及后人的讥讽和责难。 当时有人写诗嘲讽说：“江南见好说溪山，兄也难时弟也难。可惜梅花如心事 ，南枝向暖北枝寒。” 清朝的乾隆帝也为此愤然写道：“ 降元的文璧果真像乾隆所讲，死后无颜见文天祥吗？ 其实，文天祥对其弟投降元军是赞同的。 生文天祥生于1236年6月6日，江南西路吉州庐陵县人。 1256年，二十一岁的文天祥中进士，在集英殿廷试时，他以“法天不息”为主旨写成了《御试策》，被宋理宗“亲拔为第一”，成为状元。考官王应麟称赞：“是卷古谊若龟鉴 ，忠肝如铁石。” 科考的辉煌，状元的名头，并没让文天祥仕途顺达，他刚介正洁，又“天性澹如”，常因正直敢言而被贬官还乡。 几度沉浮，赋闲日长，他索性放浪形骸，在温柔乡里麻醉自己。 1275年，忽必烈命伯颜担任最高统帅，率20万大军，打响了灭宋的最后一战。谢太后下《哀痛诏》，号召起兵勤王，但无人响应。 此前的“浪子”文天祥却挺身而出，扮演起了“补天”的角色。
他变卖家产 ，捐献家资充当军费，招募起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共赴国难。他的朋友和幕僚劝阻他：“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 文天祥回答道：“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几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 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可保也。” 当时文天祥的官职仅是江西提刑，比他官品高的比比皆是，但当南宋朝廷遭遇灭顶之灾时，这些人都“知其 惟有文天祥“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必败无疑，却义无反顾，以一介书生率军勤王。 此后的七年，是文天祥几乎每时每刻面临死亡胁迫的7年。身临死境自称达18次之多，可他却得以不死。 文天祥预感到自己被俘，随即选择自杀，以求速死殉节，但未能如愿。被俘后，他慷慨激昂，屡屡以求速死，然而也没有达成成仁之志。
1279年底他被押送到大都，面对络绎前来劝降的前南宋皇帝、大臣及元朝高官显贵，文天祥同样言辞激烈，惟求速死。 此后，元廷对文天祥冷处理，不再派人劝降。 速死不成，求死不成，日久年深，最易改变人。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慷慨”易，“从容”难！ 文天祥在诗文中虽有意隐藏他对生的向往，但能看出他内心充满了对生的渴望。 他在诗文中多次流露出“家山时人梦，妻子亦关情”的情感，他渴望着能与妻儿团聚，终老于故土。 他多次表达“欲了男儿事，及无妻子情” 的决绝之情，他把这种亲情寄希望于“来生业缘在，骨肉当如故”。 文天祥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有强烈的求生意识。他渴望着和亲人团聚在一起，终老于世外桃源般的故土，做一位有清白节操的遗民。 死文天祥本能“黄冠归故乡”，不做元朝的高官，只做一位有清白节操的遗民。 忽必烈有意放过他，留梦炎和麦术丁认为不能放虎归山，正是他俩的阻挠，文天祥未能获释。 此时，文天祥的“死”和“不死”已经不是他个人的事了。 江南士人都期待他早日以死殉国。
好友汪元量到狱中探视文天祥，“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 好友王炎午唯恐他“日久月积，志消气馁，不陵亦陵，岂不惜哉！”，写了篇《生祭文丞相文》，督促文天祥早些以死殉节：
忠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 最终文天祥选择了“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 他英勇就义之时，宋人早已做上大元的良民，宋亡七年，崖山亡又四年矣。
孝文天祥起兵勤王，辗转各地与元军作战，不仅将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也将整个家族的命运置于危险境地。文天祥的两个儿子先后死于战乱，妻子、女儿被俘，年迈的母亲在饱受流离之苦和孙儿夭折的打击中悲痛离世。 “人谁不为子，而我欲尽孝不得为孝。⋯⋯呜呼!自古危乱之世，忠臣义士，孝子慈孙 ，其事之不能两全也久矣。” 作为长子、父亲、丈夫的文天祥，内心承受着巨大的悲痛和愧疚。 他将自己的身后事和延续家族宗嗣的任务交给了两个弟弟。
至元十八年(1281年)春节，文天祥在写给继子文升的信中说 ：“吾备位将相，义不得不殉国；汝生父与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 给小弟文璋写信亦说：“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使千载之下，以是称吾三人。 “殷有三仁”，文天祥的“三仁”是指自己的杀身成仁、璧弟的屈身全宗 、 可见对于节义操守，文天祥到后来只是要求自己，并没有强求自己一家老少皆随自己，一道去做那个时代的“英雄家庭”。 文璧降元后，历任临江路总管、广东宣慰使司事、宣慰使广西分司邕管，“念广民兵后疮残，凡可以救民于水火与衣冠于涂炭者，尽心焉。” 文璋则听从文天祥的吩咐，出家当了道士。 至于文璧死后有没有脸去见文天祥，元人赵彬在《宣慰文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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