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心事向黄昏——瞿秋白和《多余的话》

今天是清明节，我想起了瞿秋白和他就义前写的《多余的话》。按他在监狱里对记者的谈话，《多余的话》还想再写两本，凑成三部曲，但他没来得及续写后曲，就壮烈牺牲了。

1935年7月5日天津《大公报》报道：“（长汀通讯）瞿秋白系共党首要。本年三月中旬，于长汀水口地方被保安十四团钟绍奎将其俘获，当时瞿犹变名为林祺祥。拘禁月余，莫能辨认。后呈解长汀，经三十六师军法处反复质证，彼乃坦然承诺，于是优予待遇，另辟闭室。时过两月有余，毫无讯息。今晨忽闻瞿之末日已临，登时可信可疑，记者为好奇心所驱使，趋前叩询，至其卧室，见瞿正大挥毫笔，书写绝句。书毕，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

信步至亭前，已见韭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继尔高唱国际歌，打破沉寂之空间。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卫士护送，空间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回首一顾，似有所感也。既至刑场，彼自请仰卧受刑。枪声一发，瞿遂长逝人世矣！”《大公报》的报道实录瞿秋白就义前的过程，让后来者知道：这位最早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的共产党人，是唱着《国际歌》，抱定他的信仰走上刑场的。

《多余的话》——这篇真诚解剖自己的书，是他成为囚徒后对自己一生的反思。这篇惊天地，泣鬼神的长篇宏文，是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是瞿秋白在临死前对一生的回顾。写现代散文史，《多余的话》要占一席之位，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经典，让“真诚”之光照亮后来者。

《多余的话》开篇，瞿秋白从自己的家世谈起，说他从常州到北京，原来的理想是考北京大学，但考上后交不起学膳费，只得去读不要学费的俄文专修馆。五四运动时，他是俄文专修馆的学生领袖。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他加入了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对社会主义发生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十月革命后，一种新的世界思潮，苏联的新型社会制度引起北京报界的关注。《晨报》要派驻莫斯科的记者，学俄语的瞿秋白就成为报社物色的人选。1920年8月，他就动身了。

他当初的想法：“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地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不知瞿秋白是否读到周作人写的文章，周说“文学即是不革命。唱着歌的嘴不能接吻”。

瞿秋白喜欢文学，认为加入党派会影响他的爱好，是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观念影响了他。哪怕是看瞿秋白的长相，他也是个文弱的书生，何况他患肺病，在那个年代，这种病是不治之症。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开办后，由于懂俄语的人太少，他成为大学的翻译和助教。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到莫斯科后，他是陈的翻译。从他真诚、坦率的反思里，读者能看到，他加入共产党，首先是对作为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其次，用他的话说是为工作方便。他说：“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

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有这样一个念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他牺牲后，鲁迅先生编的《海上述林》，主要内容就是他翻译介绍的俄国的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曾收入我国中学语文课本的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就是瞿秋白最早翻译的。他的性格、禀赋、兴趣，确实是在文学和文化工作，并不适宜从事实际的政治。《多余的话》的中心思想，是一个离开自己的精神家园的浪子的回头看。还在上海大学教书时，据当时的学生丁玲回忆，瞿秋白曾跟她说：“田园将芜胡不归？”他把文学创作和翻译当作属于自己耕耘的田园。

即使当了党的领导人后，他还说：“耕田的应该是牛，而不是马。”被捕后，他又想起本来属于他的“家”。《多余的话》里说：“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1920年到1930年 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气力也已经衰惫了。”真正的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仅仅是政治观点，还包括对自我的认识，并能在临死之前坦言。

《多余的话》最后，他说有几种书“可以再读一读”，其中就有鲁迅的《阿Q正传》。他和鲁迅的友谊，用鲁迅为他书写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就是有力地证明。想当年，鲁迅周围有多少人呀！——以先生之明睿，究竟对谁人许为“知己”？真诚的鲁迅和真诚的秋白肝胆相照；秋白在从容就义前掏出鲜红的心晒在光天化日下，惟真惟诚。

今天的八宝山，在瞿秋白的墓碑下，一定会有人敬献春天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