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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七二一（8） ■作者：游海波 1976年来到了。翻开日历一看，这年是农历的龙年，而且还是少有的闰八月，民间有种说法“闰七不闰八，闰八要挨杀”。这是什么意思？根据大多数历史上的闰八月，不是大灾大难，就是改朝换代，情况比较凶险。老百姓都在悄悄地议论，国家会有难吗？人们会有难吗？ 谁也没有想到1月8日，传来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深得全国人民的爱戴！ 联合国决定降半旗表示哀悼。有些成员国代表表示反对。联合国秘书长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总理终身只有一个夫人？有哪个国家的总理终身受人民的爱戴？有哪个国家的总理在国外银行无一分钱私人存款？”反对的人无言以对。 我当时在邹家山上，听到这个噩耗，也深深地感到震惊，多好的总理呀！我们一定要深切地缅怀他，全国人民肯定会隆重纪念自己的总理。可是，没有任何的动静，单位也没有举行悼念活动，没人戴黑纱，这是怎么了？难道总理生前有交待？一切从简？后来才知道，上面规定：不准戴黑纱、白花，不准设灵堂，不准送花圈。“四人帮”压制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大家心里感到愤愤不平。 1月15日，周总理的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致悼词。此后，邓小平在人民的视野中再次消失。北京市民迎着凛冽的寒风，十里长街哭喊着送走了人民的好总理。 2月3日，毛泽东提名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全面工作。2月5日《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一文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要求大家“转好弯子”，“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继续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些地方又出现了停工停产的现象，铁路问题再次严重起来，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新年期间，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快快乐乐地过了年，仍然不免有些担心父亲的身体。可父亲说：“我完全好了。”想吃年糕，母亲怕影响他的病情和恢复，坚持不让吃。大家都没有想到，这是父亲跟我们过的最后一个年。 年后，父亲的身体也确实是好多了，听说他有时也会到生产队周边的水塘里钓钓鱼，寻求一点乐趣，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钓到过鱼。有时还会一个人到外边走一走，散散步放松一下心情。有一次，竟然走到圳上，被泳卿看见了，拉他去她家坐一会。父亲说“我没准备。”就没进去。可是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去了。 由于父亲生病，已经办好了退休手续，弟弟可以“顶替”进入运输部门参加工作。在农村苦苦熬了8个年头，终于有了结果。弟弟于2月16日去南丰503车队正式上班。家里由妹妹陪伴在父母身边。 清明节就要到了，“四人帮”压制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激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愤怒，深藏于人民群众心中的怒火如火山爆发般汹湧彭湃，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们用诗歌的形式纪念周总理，鞭挞“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天安门广场铺天盖地的诗歌，用这种方式悼念周总理，寄托人们的哀思。4月4日清明节，首都人民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达200万以上。广场放滿了精制的花圈，灯柱上吊满了条幅、花篮、花圈。人们从早到晚举行宣誓、默哀、讲演、朗诵、抄写等活动。 当时，对事情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判断，认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驱赶吊唁的群众，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这是个流血又流泪的春天。人民已经听到了隐隐的春雷声音，为日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 邹家山也在开始清查到过北京的人员，各个单位逐一排查，凡是这段时间不在单位的人员都要进行登记，说清楚到过哪里？有谁证明？或者车票之类可以证明的东西。搞得大家确实紧张了一阵子。 端午节前，父亲到南昌去进行复查。回家后很高兴，癌细胞没有任何的转移迹象。父亲还要求吃粽子解解馋，母亲只允许他吃一个。自从吃了粽子后，父亲感到胃不太舒服，当时也没在意。 这期间，泳卿已被公社批准“留城”，她是六个指标之一。被分配在南城县染织厂，6月13日正式上班，在准备车间学徒，每月工资18元。 厂里有规定，三年学徒期间不准结婚，如是进厂前已结婚就不追究。双方家长都认为三年后再结婚，时间太长了。经过反复商量，找人了解情况，权衡利弊，就说进厂前已结婚，然后，赶快把我们的婚事办了。 7月3日，父亲给我来信：农历七月十九日以前请探亲假回来结婚，也就是阳历8月14日。这是双方家长商定的日子。他还告诉我最近在心口下发现了一个包块，感觉不舒服，还在吃黄老门的草药。这是父亲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这段时间也确实不平静。7月6日，朱德委员长在北京逝世。他是继周总理后，这年第二个离我们而去的伟人。 父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开始出现疼痛，人明显地消瘦下去。我们到处求医问药，希望奇迹能够出现。猜想父亲的日子可能不多了。父亲也很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儿媳妇进门，这是他老人家的一点心愿。母亲和许老师商量，原订的结婚日子，怕是太晚了，要提前把婚事办了。 7月24日，我请了探亲假赶回南城，顺便骑自行车带着泳卿回到游家。父亲明显瘦了许多，而且经常会感到腹部疼痛难忍。 第二天，也就是7月25日，由大姐夫带着我和泳卿，去公社开结婚证。要求把时间往前开，经办人只往前提前了几天，为1976年7月17日。这个时间仍然是泳卿进厂后的时间。我感到非常为难，再等三年结婚，不能了却父亲的心愿，按照结婚证上的日期，泳卿在厂里难过关。 我突然发现7月可以改成4月，是在泳卿进厂之前。这种弄虚作假的做法是不对的，但在那个年代，根本算不上什么事。后来把结婚证拿到染织厂，给领导看，也没看出破绽，居然蒙混过关了。 晚餐的时候，没有任何亲友，说好了岳母家人也不参加，只有父母亲、弟妹共六人团聚在一起，炒了几个菜，作为结婚筵席。 父亲忍着疼痛爬上来，坐在桌子上方说：“今天是大毛（我的小名）结婚，也是小荣（妹妹）20岁生日，我一定要和大家一起上桌吃饭。”他实在痛得难过，没能说出更多的祝福话语。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和我们同桌吃饭。 我们的婚礼，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喜庆、极其特殊和艰难的环境下度过的。我的心纠结着，跟现代人大操大办、喜气洋洋、热热闹闹的婚礼，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我对不起妻子，这辈子欠她的，是得好好地还。 1976年的坏消息接连不断，7月28日凌晨3时42分，相当400枚广岛原子弹当量的强烈地震在唐山发生。这次大地震，震中在人口密集的工业区，震级为7.8级，震中烈度为11度。累计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唐山市夷为一片废墟。 今年的闰八月，真的这么凶险吗？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痛得大声叫出来，我们心里非常难过，无法减轻他的痛苦。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天中，还在担心我们以后的生活。他跟我说：“毛主席会死，你们怎么办？”怕我们也要过颠沛流离的逃难生话。我感到很奇怪？他怎么会这样说毛主席呢？难道他有预感？当时的城市还没有普及电视，不知道毛主席的近况。但全国人民都知道毛主席身体很健康。报纸上总说“红光滿面、神采奕奕。”人民都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不会离开我们。确实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听说大山里的浔溪乡，表姐赛凤的公公是一老中医，我们把他从山里请到家中，每天给父亲开中药，不断地修改处方，但始终未见效果。 老中医在我们家住了四、五天，也束手无策。按照行内的规矩，不能在自己手上看着病人不行。他在离开时告诉我们：父亲没几天了，他走的时候会处于昏迷状态，赶快办后事吧。父亲还想再挽留老中医，他决意要走，没办法，老中医还是离开了。 第二天，我和弟弟、金祥表姐夫以及堂叔的二女婿寿俚四人，推着大板车，带好中午吃的“装饭”，去浔溪山区买棺木。我把从矿里带回家的145元钱也带上。 从游家到浔溪乡，大概有30多里的乡村沙土公路，到达浔溪后，大板车走不了，暂时寄放在那里。然后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大概走了10多里羊肠小道，才到达石璜村，看中一个片板比较雄和高大的棺材，开价就要90元，一般的也就四、五十元的样子。最后付了90元成交。 吃了带来的“装饭”，把棺材分解捆绑好，扛下山来，在浔溪装车往回拉。上百里地，凭着一双脚和肩膀，没有晚饭吃，饿着肚子，把棺木拉回来，到家已八点多钟，天也黑了。 父亲看着棺材拉进门，放在厅堂用两张长櫈架在那。母亲跟父亲说：“别怕，让它高高搁。”父亲哽咽着说：“好，我不怕。” 由于父亲的病情加重，我们不得不提前做准备。棺材是白板，没有油漆。父亲操劳了一生，养育了六个儿女，应该说是命好人家，要把棺材油漆一下。临时又找不到漆匠，我自己动手刮灰、打底、油漆。第三天又漆了一遍。 父亲的生命体征越来越弱了，已通知了所有的儿女们赶来，见上最后一面。在省交通厅工作的二姐夫正在玉山开会，他请了假往这里赶，坐车到鹰潭，由鹰潭交通局派车送回来。车在黄狮抛锚，只得一人连夜摸黑步行30多里路，到家已经九点多钟。我们围在父亲床边，父亲快咽气时叫了一声叔叔的小名“方俚”就再也没有出声，一会儿停止了呼吸。时间是1976年8月24日零时43分。 父亲走完了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勤俭持家、善待儿女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作为长子，我除了安慰母亲，还要忍着悲痛，操持父亲的后事。请来八仙、给亲戚报亡、请厨师、根据菜单进城买菜，选择坟地，以及安排丧事的一切事宜，把父亲体面地送到祖山安息。 我极度疲劳地办完了所有的事情。出殡这天上午，一对蜡烛，无论左边的怎么放，怎么挡着风，就是燃得很快。右边的只燃了不到三分之一，左边的就快燃尽。男左女右，看来母亲还有很长的寿命，心里估算了一下，最少母亲还可陪伴我们20年左右的时间，心里稍感安慰。实际上是33年后母亲才去和父亲相会的。 出殡的队伍拉得很长，自发送葬的人群还真不少，父亲终于可以风光地去见列祖列宗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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