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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插队落户的日子（下） 作者：李康宁 五、我的儿时伙伴 1969年3月，队上来了新伙伴，一批上海知青到了，他们一行七人，四女三男，一问都是我的大哥大姐。这样我们这个知青点加与减，总共有了11个人。上海知青领头的叫朱杰，其中一个回民叫郭震东。当他们知道我们是本地知青时，显得十分客气，也希望下次回上海时能在县城有个落脚点。他们都来自一个学校同一个年级，普陀区长寿路中学，年龄都是18岁，上下仅差半年。 我的上海话也就是从这儿开始起步，其实也就半年时间，我就能与他们直接对话了。而他们也对我的天津话特感兴趣，但两年后仍无一人能完整地说上一句。我分析原因有二：一是语言天赋，二是他们七人经常对话，给了我一个语境，而我无人对话，他们就没有学习的机会。这七个上海人给我的印象是：朱杰能干大气，回民郭震东善思聪明，还有一位小于，就比较愚笨，每次偷菜都被农民抓到。女上海知青们大都比较静谧贤淑，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想家。这些人里最有出息的还是回民郭震东，恢复高考后他考入了大学，留学日本，三十年后我去上海瑞金医院拜访过他，他已经是主任医师了。还有一位姓戴的女知青，一次偶然的机会也在上海见过一面，她在一家街办企业工作，插队时她将戴字简写成上面一个十字，下面两点，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戴字竟然可以这样简写，这不是留头留尾去中间吗！ 和我最要好的还是本村的一位同龄人，叫吴杭州，他是家中老大，下面两弟一妹叫苏州、非州、江州。杭州是我来村时辍学的，他小舅是大队书记，父亲吴连兴在解放前是唱戏的，母亲漂亮贤惠，皮肤白嫩。我和杭州好到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在一起同床共枕，他很少回家，父母也愿意让他和我一起玩。他学开拖拉机后，我等于就是没有执照的副司机，虽然不敢上公路，但在打田时我俩轮流开。他17岁就结了婚，生有一女，我离开村的那天晚上，我俩通宵未眠，第二天他开拖拉机将我送到县城，这天也是我最后一次开拖拉机，没想到这天也是我与他今生的最后一别，在我调七二一矿的第二年他死于胃癌，我真的好伤感，儿时的伙伴叫我一生都不能忘怀。 还有一位本村好友叫细国仔，他是本队的会计、党员，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虽长我七八岁，但因为说得到一块，所以无所不谈，他有家室，妻子是朵村花，老贫协主席的女儿。记得有一次我将大姨寄给我的三十元钱弄丢了，被他捡到了，到处找我，直到他还给我钱时，我才知道钱丢了。后来大姨为了表扬他，又给他寄了五十元钱，可他私下给了我，并表示决不告诉我大姨。可惜的是在我调七二一矿后的一九七二年春节，他得了恶性骨肿瘤，我忙前忙后地把他送到东铜医院，又送到南昌进行了截肢，四个月还是复发并转移了，临死前我回村去看望了他，他很坚强，视死如归地说：“没什么！陈毅得了癌都救不了，何况我们小老百姓！”老天为什么这样不公？好人就得不到一个好的结果！天理何在？兄弟，你们一路好走！ 六、“丰富”的文化生活 当年全国人民都只看八个样板戏时，在偏远的小山村就更谈不上文化生活了，但他们也有自己的苦中作乐。每天吃完晚饭，大家都让家里的年轻人去队部记工分，记分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认真地记着，可拥挤的人群中，不时传来少女和少妇们的惊叫：“谁呀？抓得人家疼死了！”原来是一些青年男子们恶作剧，趁乱摸女人的奶和屁股，相互配合，搞不清是谁干的，一旦被抓住了，男人们宁可享受这顿“胖揍”，推搡之中又有人趁机再摸上几把，有的故意抱紧少女少妇们说：“我来保护你。”这就是农村青年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每天晚上打闹着，女人们嘴上说明天不来了，可天天都在盼着夜幕降临，只有这种渲泄才使他们忘记了一天的疲劳。这些活动我们知青是决不能参与的，偶尔被人们推到了前台，女人们也不会怪罪，她们知道这是有人在利用我们，何况我们本来就是被少女们敬而远之的人。 但我们也有我们的活动，我记得有几次晚上车水抗旱，我们几个男女知青，偷偷地唱着黄色歌曲《草原之夜》和反动歌曲《知青之歌》，这也是一种渲泄，一种含着泪水的渲泄，少男少女们对爱情的渴望，对亲人们的思念，此刻像决堤的江水奔涌而出。 村里有一次文化活动是我终生难忘。那时全国掀起了一场跳忠字舞的热潮，我们队要去公社参加汇演。生产队让知青们当导演，一队是老年妇女队，二队是青年妇女队，练了半个月，到了演出的那天，男社员用独轮车推着老母亲，点上松明火把照明，晚八点开场，青年妇女队演得不错，但老年组是东倒西歪，像没头的苍蝇乱窜，摔倒了几位老太太。现在想来纯粹是一场闹剧。 枯燥的文化生活中，有两项可能是我的最爱，这就是打猎和抓鱼，这不仅活跃精神生活又能改善物质生活。空闲时，五六个人带上猎枪和几条狗，围住一座山头，由下向上缩小包围圈，每次都能收获一些兔子和麂子，最好的时候还打到过野猪。有一次，一个老乡用地瓜炸弹炸掉了野猪的舌头，结果野猪饿死在山里。 抓鱼的方式比较多，分别是网捕、炸鱼、毒鱼三种。村庄的南侧与金溪县接壤，中间有一个中型水库，水库上游是一条港汊，分属两个县管辖。有一次我们在上游炸鱼，但没想到炸晕的鱼漂向了下游，我们炸的还不如他们捡的多。于是很不服气，几个小伙子冲到下游去抢回炸的鱼，结果发生打斗，伤了人，事态最后发展到两个村庄连续三天的械斗，造成了数人重伤的恶果，后在两个县、公社的革委会出面协调下才得到解决。 比较让人渴望的当然是公社放映队前来放电影，这就像过节一般，下午可以不上工，放映员下午到达，晚餐由队长负责安排吃派饭。银幕挂在晒谷场上，前后都摆满了凳子。那时的电影主要是“三战女兵队”，即《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或现代京剧样板戏。可就是这么几部电影翻来覆去的看，一年也难得几次。 七、我当农民工 农民工当然是现在的叫法，那时叫民工。随着集体户的解体后，我成了个体户，因为不太会做饭，也不太会种菜，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冯队长看着我可怜，就介绍我去窑厂给人晒砖，厂里有个妇女负责烧饭，这下可解决了我的吃饭问题。没过多久，我也能做砖了，虽然不多，一天也能做七百多块，一年下来我不仅赚够了吃的，年底还领到四十多元工钱，这样的日子如果能继续，干一辈子我也愿意。可事情的变化总是叫人无法意料，事情出在窑师傅身上。 窑师傅请的是余干县人，他的看火技术真是一流，一窑砖烧的成品率高低全仗着他的火眼金睛，砖厂盈利他功不可没，他个人一年也能收入八九百元。为了多赚几个钱，抛家舍口单身一人来到这里，一年难得回家几次。我们做砖的人每天早上来晚上归，他是包工头就只能住在窑上。他好两口酒，烧饭的女人常常要等他喝好才能回家，太晚不敢走夜路，老公如不来接，她就会住在窑上。这孤男寡女日久生情，窑师傅在她身上也花了不少钱，老公为了钱佯装不知，窑师傅家里的老婆只要有钱寄回，也不常来看他。到后来竟然发展到了公开同居的地步，在我们面前也不加掩饰，生产队因要靠他赚钱也不干预。这三不管的后果是，窑师傅把女人拐跑了，窑厂请不到看火师傅就自己干，结果烧了几窑废砖，亏得关了门，于是我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我回到队上干农活，我也不再自己烧饭了，而是在冯队长家搭伙，自留地给了他家种。时间长了，队长老婆感到吃亏了，于是只要有民工活就让我去，两者都各得其所，他也省下了饭钱，我也乐得在外面有吃有住。此后，我干过修公路、修水电站、修水库、修铁路等七八种民工活，基本长时间在外。钱比在队上收入多些，回到队里总给队长家买点东西，他老婆老娘都高兴得很，一直说我很懂事，他的儿女也一直把我当兄弟看待。 1971年，全省的一次民工运动开始了，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铁路建设大会战，从分宜县修到湖南三湾村。这是党中央下达的政治任务，省革委会副主任黄先任总指挥。口号是：“井冈山道路通天下、毛泽东思想照全球”。江西省大部分县、公社都要派出民兵队伍，我所在的公社组成了瑶圩独立连，开赴永新县怀忠公社修车站，拖拉机走了三天才到施工现场，住在一家农户的楼上。楼板很干净，铺上厚厚的稻草，一溜通铺睡20个人，两排40个人一间，共三间120人，楼下是连部、卫生所、食堂。连指导员是刚从部队转业的公社副书记，挺斯文和气，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一股部队作风，能带兵。卫生员是公社卫生院的一位微胖白净的女医生，二十七八岁，为人和蔼可亲，她是整个连里唯一的女性。 工地离驻地约两公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排队唱着革命歌曲去上工，早饭、中饭送到工地吃，晚上到天黑才收工。任务是将一个山头挖平，填入稻田地，整个面积约四平方公里，从早到晚不停地发起冲锋，一浪高似一浪的热潮，令人热血沸腾。我到现在我都不敢想像，我竟然一次能挑六筐土。那时一顿要吃四碗饭，倒下就睡，直到起床号吹响还不想起来。好在伙食比较好，公社每个星期送一头猪来，红烧肉天天有，鸡鱼肉蛋换着来。公社书记有一次前来慰问：“你们在前线作战，我们在后方做好后勤工作，公社拿出一百头猪，来保证你们吃饱吃好，你们要以优异的成绩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报喜！”大家听得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工地的牌楼上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有一次省革委会副主任黄先总指挥到工地视察，指导员举起右手，带领全体民兵向他宣誓：“敬爱的首长，我们一定发扬井冈山革命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请首长把最艰巨、最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连，我们保证坚决完成任务！让毛泽东思想照亮全球！”黄先同志也鼓励大家：“向民兵同志们学习！向民兵同志们致敬！”。 指导员如此慷慨激昂真是令人佩服。在大会战工地上，女卫生员实现了火线入党，我们深受感染，有的同志也向战地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没有一个被批准。由于到了工程尾声，指导员去工地的时间比较少，和女卫生员做后勤工作比较多。于是有些没入进党的人，就传播指导员和女卫生员的闲言碎语，说是看到指导员和女卫生员在野地里赤身裸体地野战。也不知咋回事，后来公社没等工程结束，真的就将指导员和女卫生员召回了家。 这次建设工程总共干了五个多月，到了1971年9月，路基石也铺好了，专业铺轨队伍也开进了工地。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全体停工，撤出工地，原地待命！”直到我调到七二一矿后才知道，是林彪事件发生了，这个工程是林彪“九·一三”反革命政变计划之一，因此这条铁路只修到了永新县文竹乡。直到前两年才听说这条铁路已接通了衡阳。 在这里我还碰巧遇上了国营七二一矿的翻斗车，也是来参加修井冈山铁路的，没想到几个月后我竟然就是七二矿的一员了，直到来矿后才知道，开车的是吴思德，因为他就是永新县怀忠附近人，运输营是照顾他回家的。1982年我在七二一矿供应处任采购员，在永新县文竹车站住了半年，多次往返于这条铁路，不禁感慨万端，这块让我流血流汗的土地呵，你和我一样是多灾多难啊！ 八、再见了乡亲们 正当我们在井冈山铁路工地待命的时候，公社发来了电报，叫我速回东乡体检，有一个单位来招工，公社推荐了你。我立刻坐汽车回到公社，但书记说你回来晚了两天，第一批已经走了，等第二批吧，招工单位是核工业部七二一矿，搞原子弹的保密单位，但是是招下井工，我立即犹豫起来了。一是比较远，二是危险性大。但和我一起被招的乐观宝（我奶妈的儿子）鼓动我：“还是去吧！先不迁户口，不行再回来。” 于是我俩就到东乡饭店找到了七二一矿的招工点，负责人是山南劳资办的曾宪德和后调医院总务的两个人，他们翻看了推荐表，确认了资格。第二天我们到医院体检，老曾看到我身上贴了好几块医用纱布问：“你受伤了？”我忙解释是在工地上劳动碰伤的，医生也帮腔：“都是外伤，很快会好，身体不错！”老曾也再没言语。 第二关是政审，很多人预料我很难过关，只因为我存在一些家庭历史问题，但没想到，公社还是认为我属于可教育、给出路的子女。从生产队到大队、公社、县，各级都一路绿灯，竭力推荐。队长说我是队里年纪最小、出勤率最高的知青。公社说我在井铁会战表现优秀，于是压下了一个上海知青（这就是后来在供应处工作的管军同志），选择了我。县里说这孩子的家庭对革命有贡献的，是我们县里的骄傲。政审终于通过了！ 我回到生产队收拾行装，一一到各位乡亲家打招呼告别，乡亲们都为我高兴，冯大娘含泪说：“好好干，争口气，像在队上一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我毕竟是从这个生产队走出的第一个知青，在村里还是有点惊动。第三天，吴杭州安排了拖拉机送我，知青朋友、苏州、国俚、海水兄弟、地主崽子等几十号人前来送行。他们站在岭上招手，我坐在拖拉机上，回头望着乡亲们渐渐模糊的身影，还有那朦胧中慢慢消失的村庄，依依惜别之情涌上心头。整整三年啊！我人生的起点就在这里，汗水滴进了这里的每一块土地，血流在这里的每一畴田中，泪水湿润了我的枕衾，七垅八沟里留下了我稚嫩的脚印，叫我怎能忘怀！那人、那山、那水、那牛，陪着我走过了一千多个日月星辰。多谢了！一路上的相扶相伴。你没有嫌弃我的无知，没有嫌弃我的无能，没有嫌弃我的无为，包容我，爱护我，哺育我。曾记得，我不会缝衣服，是吴婶戴着花镜为我连；我不会碾米，是老队长替我碾；我挑不动谷子上岭，是地主崽子帮我挑到岭上；我镰刀割破了手，是海水替我包扎；我打摆子发烧，是国仔背我去医务所；我没有碾出米来，是连兴叔叫我去他家吃；我不愿走五里路去王家买油盐，是上学的小学生替我带；我蓑衣漏了雨，是何能叔帮我补；平时谁家在摘菜时碰到我，都会说拿点菜去吃；就是这些点点滴滴，时刻温暖着我的心。虽然总是盼着能回城找份工作，但一旦要别离又有些许的难舍难分。我走了，以后一定会回来看望你们，你们对我的竭力推荐我是不会忘记的。 我渐渐地走远了，可又似乎还有许多牵挂，还有许多的话总深埋在心底：“千头万绪的往事，不知从哪讲起，应该感谢在这段岁月里，让我认识了你，是你的温柔曾贴近我的胸膛，是你的笑容曾鼓起我生存的勇气，因为拉着了你的手，我才能够走出冬季，一旦放开你的手，又发现故土难离！” 1971年10月30日，我踏上了去七二一矿的路途，我们一行六人，三男三女，乘坐一部130型小货车，下午三点从东乡县城出发。当时的路不太好走，全是沙子路，灰大路颠，直到天擦黑才过崇仁县，到了罗家圩终于看到了一片灯光，我想，离矿部应该不远了，我们所要去的山南工区据说就在矿部莲塘边上。车子在过了一座小桥不远，像是到了一个集市（公溪老街），右拐不一会儿就停下了车，老曾招呼车上的三个女孩下来：“你们到了，这就是古城医院。”我和周接阳、乐观宝还在车上坐着。只听司机对老曾说：“跑了一天了，不跑了，就三个人，放到古城吧？”他们又嘀咕了一阵，回头对我们说：“你们三个下来，到了。” 老曾将我们带到了仅几步路远的运输营，移交给了一位好像是领导的人，这人将我们分别安排在旁边草棚里的三个房间里，放下行李就叫我们先吃饭，否则食堂要下班了。我们三人用食堂的碗吃了两碗，在旁边的水龙头洗了脸，铺开被子歇了下来。在与同房的三个人聊起来后才知道，他们是乐安本地的上海和抚州知青，早到十几天，分别叫陶守和、芦新生、付高和。 没想到这一来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四十四年的工作历程就从这儿起步。命运总在一个小小的事情上拐了个弯，我们三个本是分到山南工区的，可就因为司机不愿跑而分到了运输营，这个司机后来才知道是运输营的周启发。可又是因为运输营领导对知青有些偏见，感到知青太调皮，而改变了原定的培训司机的方案，分配到车间去当了汽修工。 九、结束语 从到七二一矿的第二年我回过生产队，直到三十年后我又一次去了村里。这次我的小车陷在了泥泞之中，叫来两个在田里干活的小伙子帮忙推车，他们一人要了二十元钱。等我与村里的祥仂兄聊天时，推车的小伙进来了，一介绍原来是祥仂的儿子，我走时他才一两岁，现在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真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村里通上了电，有了冰箱、电视，地主崽五兄弟都盖起了新楼。当时路面尚未混凝土化，主要交通工具还是摩托车，想必现在应实现了村村通，也该买上了小汽车。杭州的大弟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现在是副师级干部，二弟也随哥在福州打工。村里打工的人还真不少，家家都是老人和儿童留守。如果我现在再去，已经四十六年了，估计认识者不会太多，但我还是要去的，哪怕看看那熟悉的山山水水也好啊！●全文完@原文刊载于《721矿游子》第1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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