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的陨落——略论天京事变爆发的原因

洪秀全广西金田聚众起义到定都天京，太平天国势力扩及十八省，席卷大半个中国，历时14年，先后攻克城池600余座，创建了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军队和政权，清王朝的统治大厦几欲倾覆，沉重打击了晚清王朝的统治。其规模之宏伟、纲领之完备、影响之深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无法比拟的。然而，“天朝”政权仅仅维持了十一年就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他并没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取得刘邦、朱元璋式的胜利，这是为什么呢？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目前学界有范文澜的“时代决定论”、罗尔纲的“军师负责制遭破坏的结果”和茅家琦的“缺乏第一流的战略家、谋臣或武将”等几种观点。在此我仅谈一下太平天国由盛世转向衰落的标志性事件—天京事变，我认为天京事变发生的深层原因则是天国的神权与王权的二元体制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天京事变的发生。

天京事变是由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尤其是洪秀全、杨秀清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矛盾的激化产生的悲剧。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的酝酿，由来已久，而且错综复杂。革命前期，太平军纵横驰骋于大江南北，连克名城威震全国的局面掩盖着这些潜在矛盾的危险发展。太平天国核心领导层内部因教权的分离与交叉，本来就存在着教权的分配与再分配的矛盾。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起到团结和谐的关系。一旦环境变更则发展成水火之间的关系。因此，洪杨矛盾从萌芽发展到激化。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探讨天京事变，这要从天父、天兄与天王三者关系说起。

天平天国起义

一、洪、杨等人的早期关系

金田起义前，杨秀清就获得了天父代言人的特殊地位。这个特殊地位使宗教和世俗地位本来就低于洪秀全的杨秀清有可能凌驾于洪秀全之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洪秀全。上帝即作为全真全能的唯一真神亲临人间，发号施令，洪秀全不过是他的次子，自然是不能违抗的。因此，杨秀清掌握的是太平天国的最高宗教权力。洪秀全原来占据的最高宗教位置，转为杨秀清占有。它使太平天国的权力机构中，注入两位领袖相互抗衡的消极影响。这是一颗纠纷的种子。如果他们不能很好的配合，特别是杨秀清不能始终谨慎的使用他的权力，这颗种子就会结出难以想象的恶果。起义之初，拜上帝教的几位创始人维护着兄弟之谊，团结斗争，他们奉上帝为天父，尊耶稣为兄长，洪秀全为二兄，冯云山为三兄，杨秀清为四兄，韦昌辉为五兄。

1848年3月，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从而取得了天父代言人的特殊地位身份。同年九月萧朝贵则假托天兄耶稣下凡从而取得了天兄代言人的特殊身份。杨秀清、萧朝贵的举措对恢复稳定人心，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由此，杨秀清、萧朝贵以天父天兄名义，实际上取得了拜上帝教教众统帅的特殊地位。三者之间发生了微妙复杂的关系，但三位通天人物彼此顾全大局，谨慎行事，相互信赖支持，所以相处是团结和谐。杨秀清、萧朝贵对洪秀全尚且尊重信赖。杨秀清处处维护洪秀全的威望。支持洪秀全发号施令的指导地位。

天王绝不会否定天父天兄，从而戮过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代言的那一套，否则将搞乱大局，实际上也就否定了自己。而杨、萧尽管取得了天父天兄代言人的特殊地位，但他们充分注意到起义的首勋人物—洪秀全为起义奠定的基础：干部队伍、思想舆论以及群众基础，因而他们绝不会否定或取而代之，而只会承认和维护洪秀全在现实中的统帅权。这就是假戏真做，而和衷共济的主观条件。

太平天国发行的货币

到了1852年9月，萧朝贵在进攻长沙的战斗中阵亡，天兄代言人就此销声匿迹。冯云山、萧超贵的先后牺牲，使洪杨都损失了各自得力的盟友，权力机构出现大片真空，理应由韦、石递补。可是杨秀清并未擢升石达开为军师，韦昌辉也未能取代萧、冯权力。相反，萧、冯的势力被东王接管。因而，杨秀清独揽一切，严密控制洪秀全的政治活动，排斥和压制韦、石及秦日纲等实力派的势力扩张。大权在握的杨秀清，理政期间飞扬跋扈，盛气凌人，以致于诸王对杨秀清也逐渐产生不满。但是由于杨秀清的资历，特别由于他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军事、政治才能，却使他获得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可以节制诸王得权利。

二、建都天京后，洪、杨、韦之间的矛盾逐步激化、爆发

（一）天子权威：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权利矛盾—神权与王权的矛盾

定都天京以后，杨秀清建立了庞大的东王府，府里有大批各级工作人员，这是天朝之外的又一个“天朝”。天朝所有的实际事务都是先在东王府商妥，然后才会上奏天王的；而天王则无比照例批准。洪秀全深入简出，不理政事，太平天国的军政事实上集中在杨秀清手中。外界甚至怀疑天王其人的存在，谣传他只是一个木偶罢了。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洪秀全是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但是他与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一样，都无法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我国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目的就是“要以新的真命天子来代替旧的假命天子。他很早就制造了上天承命，宰治天下的舆论，决心“上到小天堂”，建立“天朝”。这个天朝也实行世袭制度，“王世子及东、西、南、北、翼各世子皆是管理世间者也。”在他一家的统治下“天下太平，万方来朝。”洪秀全还同历代皇帝一样，江山还没打下来，就已经幻想“天朝天国万万年”。他要建立的依然是一个子子孙孙永远世袭的王朝。从洪秀全亲手规划的洪家王朝的蓝图来看，洪秀全建国的理想与杨秀清掌权的实际情况迟早要发生冲突。如果杨秀清不退让，那么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诀别是迟早的。

天父与天王及其他成员的矛盾---在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问题上突显出来，而且愈演愈烈。东王府成了决策和施政中心，杨秀清及其幕僚议定军国大事形成决策源泉，再通过法定程序制定政策法令，输出实施。天王府不过是礼仪上的决策机构，洪秀全对东王府的决策照例“旨准”，交由东王府立法执行。

洪秀全是天王，是天平天国的君主，他以“真主下凡”，“奉天命以临民”的身份，“其国玺即天玺”为一国之主。作为东王的杨秀清，以军师身份处于辅佐地位。这是开国君主与军师的关系。虽然天王与东王的君臣关系是明确的，上下尊卑的关系是清楚地。但是问题在于，东王具有天父代言人的特殊身份，天王是一国之君，但他是天父之子，教权高于王权，父子关系对君臣关系的干扰，产生了水火难容的冲突。

洪秀全创建新朝时是在皇权主义思想主导下，他希望把自己置于主宰一切的独尊地位，他“脱离不开封建的窠臼”。因此这就是他反清的本质所在，同时也是他不能容忍杨秀清夺权之思想根源。

太平天国后期大致疆域

(二)兄弟权力相争:韦昌辉与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渊源

韦昌辉也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848年加入拜上帝会，不久成为中坚，与洪秀全，冯云山结为兄弟，称天父第五子。金田起义后，韦昌辉任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封北王称“六千岁”。天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韦昌辉的地位仅次于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但他对大权在握的杨秀清，素怀不满。而此时的韦昌辉认为自己从金田起义始特别是开始时几乎倾尽全部家当支持起义,但是此时自己的地位却没有他预计的那么高。韦昌辉既对洪秀全阿谀奉承，又对杨秀清曲意逢迎。韦昌辉对杨的专权素来不满，表面上却十分顺从，在东王府议事，常怀“惊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杨轿到，就扶轿迎接，论事不到三四句，就跪谢说：“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乎不知道”。

但是，韦昌辉的阿谀逢迎，并非出自本心。但他这一手瞒不过杨。杨对他是时时“加以防范”。1853年底，石达开自安庆回，杨命他将军事交石达开主管，以削其权。1854年5月，杨命他去湖北督师，令下多日，杨私嘱下级禀奏挽留，临时改遣韦俊、黄再兴等前往。韦昌辉的部将张子朋殴打水营士兵，激起兵变，杨杖责韦昌辉数百。九月、十月间，杨复令韦昌辉去湖北、安徽督师，才行到采石，复下令调回，改遣石达开。杨的骄横跋扈、反复无常，激起了韦昌辉的怨恨。韦与杨的矛盾日益加剧。

三、洪、杨矛盾激化--韦昌辉诛杀杨秀清

1856年秋，太平天国取得大破江南大营胜利后，杨秀清认为去洪秀全“而自称天王”的时机已成熟，终于野心勃勃地公开发动逼洪秀全封他“万岁”的夺权行动，他用的手段仍然是“天父下凡”。1856年8月中旬，杨秀清又借天父下凡，召洪秀全到东王府，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口甘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

洪秀全答道：“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

杨进而说：“东世子岂止千岁？”洪再次退让道：“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洪秀全答应在杨秀清生日（阴历八月二十五日）正式封典。“期以八月东贼生日为始”，洪秀全也降诏假称：“东王逆谋是自天泄露的”,一国不能有两个“万岁”，杨秀清既然不仅自己，且其儿子也要称万岁，就等于要洪秀全让位。洪秀全深知事态的严重，密诏当时在江西的韦昌辉、在湖北的石达开和在镇江的秦日纲等速回。9月1日深夜，韦昌辉带3000精兵赶回天京，在先已回京的秦日纲配合下，迅速控制城内要道，包围东王府。次日凌晨，韦昌辉、秦日纲带着随从入东王府，杀死杨秀清。杨秀清死后，矛盾的主要方面已去，本应停止杀戮了。但是阴奸的韦昌辉却乘机扩大事态，进而发动一场血腥的大屠杀，竟将东王府内所有的男女老幼统统杀害。接着，他又巧设毒计，残杀留在天京的东王部下及其家属，历时两个月。前后被杀者达二三万人。太平天国许多骨干罹难。9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不满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起杀心，要杀害石达开。石达开逃出天京。韦昌辉将其留京家室全部杀死，并派秦日纲率兵出城追石达开。石达开跑到安庆，召集四万大军，宣布讨伐韦昌辉，并要求洪秀全诛韦昌辉，否则就要班师回京靖难。这时，韦昌辉的暴乱早已引起洪秀全和朝内广大将士的愤慨，而他越发疯狂，公然围攻天王府。在天京城内，韦昌辉“不分清白，乱杀文武大小男女，势逼太甚”，以至激起公愤，“各种内外并合朝同心”。于是洪秀全下诏诛韦昌辉，交战两天，粉碎了韦昌辉的抵抗，11月2日，韦昌辉被捕处死，石达开于11月底回到天京。天京事变虽是洪杨矛盾激化的结果，但韦昌辉挟个人恩怨，挑起事端，扩大事态，滥杀无辜，阴谋篡权，给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韦昌辉不仅毁灭了自己，也败坏了太平天国事业。

四、洪、石矛盾加剧，石达开出走天京

这时的石达开是除洪秀全以外首义诸王中唯一的幸存者了。他虽只有26岁，却极有军事、政治才干，为敌所怕，为己所尊。他回京后，洪秀全封他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命他执掌军政大权。石达开辅佐军政后，太平军战局逆转的势头被有效遏制，改变了天京事变后战略指挥分裂的局面，太平天国的危机局面得到转机。然而，洪秀全并未从天京事变中汲取教训，而是结成洪氏集团，排斥异己，并对石达开实行监视与挟制。当合朝推举翼王石达开回京辅政时，他见石众望所归，心中不悦，担心大权再次旁落，于是“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此时的洪秀全对外姓重臣深怀戒心，又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用以牵制翼王，洪仁发、洪仁达又皆毫无威信，对石达开嫉妒、挟制，以至有阴谋杀害之意，引起石达开强烈不满和不安。他们明为辅助，实为监视。洪秀全也非但不授石达开以兵事，且有谋害之意。结果石达开不想做杨秀清第二，愤而于1857年5月底抛离天京，贸然出走。

五、石达开分裂西征的失败

1857年6月石达开到达安庆。他在安庆驻留四月，纠集了20多万精兵良将后，开始远走进行西征。此后，他虽仍保持着太平天国爵衔，打着太平天国旗号，洪秀全也继续在所有官书、文件中列其职衔，多次劝其回京，但石达开坚持己见，不愿回头。石达开虽然尊奉太平天国与天王，但是他带兵远走的行为属于分裂行为。洪秀全的猜忌挟制，是构成石达开出走避祸的主要原因但绝对不应该成为他分裂天国的借口。我们看到，洪秀全对于翼王出走至少在表面上是有所悔悟的，后来，遥封了军师，增加了封号，一直都列在领导集团的显赫位置，翼王的功勋和威望得到肯定和表彰，从来没有公开谴责过石达开的任何过失包括分裂错误。如果石达开能放弃分裂，重返天京与洪秀全合作，那么洪、石二人有可能矫正他们日后所犯的错误，战局政局也会别开生面。翼王的英明和业绩也一定比分裂败亡在大渡河畔的结局更加光辉。

他率部转战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处处受挫。当太平天国后期重要将领陈玉成在湖北浴血苦战时，近在安徽的石达开坐视不救，眼看陈玉成丧失湖北大片土地，却丝毫不为所动。石达开的不为所动，伤害了天国军民的感情，人们也有同情被逼走的石达开，转而同情苦撑天朝危局的洪秀全了。大部分将士对他的道路失去信心，纷纷离去。石达开却一意孤行，1861年9月离广西，经湖南、湖北、贵州，1863年春，率军3万人从云南昭通府米粮坝渡金沙江入四川。5月14日到达大渡河边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被山险水急的大河挡住去路，受清军和当地土司兵包围，全军覆没。石达开本人也押送成都被害。

天京变乱给太平天国带来极大的损害。由于变乱发生在上帝派遣“下凡救世”的儿子与其“传言人”之间，发生在拜上帝教创始人、宣传人之间，因此严重损害了太平天国作为立国基础和精神支柱的拜上帝教理论的威信，从而带来无可挽救的严重政治后果. 事变以后投敌叛变的事接连发生，结党营私、拥兵自重的现象，也日益严重。变乱使大批久历战阵的将领或死或走，太平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例如1856年12月，武昌失陷.江西袁州守将李能通献城降敌。1857年6、7月间，溧水、句容失守.12月，镇江、瓜州失守. 清军江南大营重建，并围攻天京。1858年5月，九江失守，贞天侯林启荣部1700人壮烈战死，血洒长江. 此后，太平军在江西的大部分城邑都相继失守了。太平天国局势陷入空前的危急之中！！

六、关于太平天国天京事变的反思

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的两度内讧，使太平天国丧失了三位主要领导人和10余万精锐部队，极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力量和军事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它戳破了太平天国的政治信仰，使 太平天国上下出现了人心冷淡、军心涣散的冷清局面。并由此丧失了大好战机，敌人乘机反扑，使革命事业由盛转衰，最后直至覆亡。史实证明农民阶级在没有先进思想的领导及受封建小农思想额影响，其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把他作为天国历史兴盛与衰亡两个时期的分水岭。人们在总结天国兴旺的教训时，无不把天京内讧作为首要因素。李秀成沉痛和深刻的总结了天国灭亡的“十误”时，天京事变被列为“至大”失误，即“悟因东王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悟”。同时翼王石达开的分裂被称为“悟翼王与主不各，君臣疑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走，此悟至大”。同时，孙中山也认为争夺皇权为契机的内讧是这次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总之，天京事变，把太平天国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天京事变前，在决策上，用兵上不是没有犯大错误的，如建都天京，孤军北伐等都是大错大误。但由于政治发扬了农民民主“事事严整”，“民心佩服”，权力高度集中，从而取得革命始终飞跃发展，从胜利走向胜利。到天京事变以后就不同了，洪秀全厉行君主专制，造成了大纲紊乱，人心离散的后果，使政治从权力高度集中变为事权不一，军事从进攻转为防御。“这一场天京事变，是太平一国兴亡的转捩点，是太平天国的致命伤，从此以后，太平天国就从兴隆昌盛转向衰败，以至于灭亡”。

这场内讧就权力本身斗争而论。洪秀全是最大的赢家。他利用矛盾，消除了首义诸王及其山头，整合了中枢权力结构中的各大派系势力，牢固掌握了最高权力，实现了长期追求的天王专制的夙愿。可是对天国而言，则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内讧成了天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首先，首义诸王及大批中高级官员被杀，太平天国数万将士追随石达开远征，造成了领导核心的空虚，造成“朝中无将，国内无人”，中枢军政缺乏人才治理。太平军实力也大为削弱，主力兵团只剩下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坚守皖北、皖南疆土。天京守备薄弱，只有七八千人。太平军战斗力之虚弱，为建都以来之所未见。其次，君臣内讧，兄弟相残，天父代言人成了“老奸头”而遭伏诛。拜上帝教所建立的宗教权威体系被血腥的屠杀粉碎。从此太平天国“内政不修，人心各别”。众多将士对洪秀全等领袖和天国前途悲观失望，太平军中甚至还流传起“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广大将士浴血奋战创立的天国被领袖们的内讧严重摧残，将士们执着追求的理想社会变成了难以实现的空想。

天京事变的悲剧预示着更大的悲剧—太平天国覆亡—正在酝酿，或者说，它是太平天国悲剧的序幕。

七、结语

作为读书人的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其目的就是利用宗教这一工具来聚众人心，以达到推翻清朝，从而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目的即实现儒家的核心“内圣外王”的宏愿。在儒家思想中的皇权是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故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儒家思想言论。在洪秀全的心中，皇权是不可挑战的，任何形式的权力都要在皇权的范围内或许可下才行之有效。所以，柏杨说：“中国专制体制下的帝王是世界上最危险最大的人。” 众所周知，洪秀全宣称自己是天父上帝次子，其目的就是神化自己，使自己成为拜上帝教的最高神权代表，或者说通过直接听命于他的宗教更好地为其服务。杨秀清在取得代“天父”传言的资格后就取得了在宗教上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地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违背洪创教的初衷，但是由于杨秀清对权力欲望的追求，就妨碍了洪秀全皇权的绝对统治地位与操纵。洪秀全之所以不用皇权约束杨秀清，是因为洪秀全深知“神道设教”的原理以及人的作用，同时，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的组织中，根深蒂固，支配其整个机构。

所以，天京变乱的发生是有其深刻的宗教、政治原因的，亦即天国的神权与王权的二元体制引发了天京变乱。内讧把上帝教天父天兄的谎言拆穿了，使太平天国人心离散，内部渐呈瓦解的趋势。由于此，革命就由胜利发展的形势转向了停滞衰败的道路。

附记：该文为2011年4月的习作，仅供大家参考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