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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2月20日，毛泽东乘坐“洛阳”号军舰，结束南京的视察后，溯江而上前往武汉视察，夜泊安庆，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登舰陪同。谈话间，毛泽东忽然问：“陈独秀家里还有谁？”得知陈独秀还有一个儿子在安庆生活，而且曾经卖房以维持生计。他说：“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我在北大的时候，受他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我算是他的学生……”  地方政府立刻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给家属颁发烈士证书。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按月发给陈松年30元生活补助金，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 陈松年是陈独秀唯一留在安庆老家的儿子，他的一家是陈独秀在安庆仅存的血脉。是陈独秀与原配夫人高晓岚的第三个儿子。陈松年性格温润隐忍，与世无争，没有像父兄一样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说起他的两个哥哥，稍微对近代史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那就是中共早期著名的领导人陈延年和陈乔年。 1927年春，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3人，创造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迹：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再次当选总书记，父子3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上海的中共组织遭严重破坏。陈延年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受命重建党组织。6月26日，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 7月4日，陈延年被押往上海龙华刑场，因为不肯下跪，被强按在地上，乱刀砍死。 大哥陈延年在上海被害时，陈松年只有17岁。 噩耗传来，祖母和母亲哭得晕了过去。随后，他和姐姐陈玉莹到上海处理后事。国民党反动派既不让他们收尸，也不允许他们看大哥最后一眼。姐弟二人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几炷香和一点纸，痛哭了一场。 次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再次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陈乔年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由于叛徒告密，军警突然包围会场，陈乔年和其他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 1928年6月6日，26岁的陈乔年在上海枫林桥畔被枪杀，年仅26岁。 陈松年再次和姐姐到上海处理后事，国民党反动派仍然不让他们收尸。兄妹二人亲眼目睹了二哥倒在血泊中的惨状，悲痛过度的陈玉莹，随即因血崩住进上海的医院，不久也随二哥去了，年仅28岁，后事由汪孟邹帮助料理。  陈独秀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不久，安庆的报纸上整天都是他的消息，陈松年一篇篇念给奶奶听。后来知道父亲被判了13年，关在首都第一监狱里，一家人知道他大难不死，都高兴得不行，陈松年马上赶到南京来探望父亲。 1933年，陈松年提着装有家乡土特产的口袋，与妻子窦珩光向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走去。陈松年1910年出生时，陈独秀已经离开安庆。 陈松年上学时，一个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里，指着报纸上的“陈独秀”，告诉他，你的父亲被捕了。陈松年当时很吃惊，还以为是老师弄错了，在他印象里，他只知道自己的父亲叫陈仲甫，不叫陈独秀。 但是，仔细看了报纸后，才发现这个“陈独秀”就是他的父亲，虽然一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父亲的面，可家里有他的照片，对比报纸上的照片，这个人正是父亲陈仲甫，顿时吓坏了。此时，他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当陈松年走进监狱，突然出现在陈独秀的面前时，陈独秀怔怔地：“你是……” 陈松年的眼泪夺眶而出：“爹爹，我是松年，我是你的亲儿子呀！” 陈独秀双目大睁：“啊，松年，松年……我的儿啊！” 陈松年说：“妈妈过世时，你没有回家，倒是姨妈不顾族人的风言风语，从南京赶回来给她亲姐姐送葬。可没想到姨妈回到南京没几年，也跟着妈妈去了。” 陈独秀大口抽着雪茄，悲伤而又充满内疚地说：“我对不起你的母亲，松年，你母亲是个老好人，为陈家辛苦一辈子，没有享过一天福。”说到这里，激动地在屋子里走动了一下，又回身问道，“松年，你母亲安葬在哪里？” 陈松年说：“安葬在安庆北门外的叶家冲，那里环境幽静，是母亲生前自选的墓地。儿子遵照她老人家的意愿，在她墓旁留一空穴，让你百年之后，与她老人家合葬在一起，在九泉之下，相依为命。” 陈独秀感叹不已：“你母亲的心意，我完全能够理解，可我四海为家，长期飘落异乡，现在又被老蒋囚禁在这高墙之内，不知日后抛尸何方？万一被老蒋杀了，还不准收尸。你两个哥哥都被他杀了，不就是不准收尸吗？我与老蒋有不共戴天之仇，这个仇，早晚是要报的。”  1938年6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安庆时，陈松年眼看安庆已经不保，不得已才将家具运往乡门亲戚家中，撇下空空如也的祖宅大洋房子，随后带着一家坐船逃往武汉。在武汉见到了获释不久的父亲，陈独秀请好友包惠僧找了一条军用火轮，将刚从安庆逃难来的陈松年、儿媳窦珩光、孙女长玮等人先行送到了宜昌。 在杨鹏升、包惠僧、夏云松等朋友的大力帮助下，陈独秀带着陈松年等一大家子十余口，才登上“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包租的专轮驶往重庆。他们沿江而上，经重庆到达江津。 后来，陈松年在江津国立九中做总务工作。 陈独秀的家庭观念一向淡薄，对儿女甚少关爱。晚年，陈松年常常带子女来看望他，让他欣喜不已，对几个孙子孙女亲热得不得了，过些时间不看见他们，便要派人去把他们接到家中。 1942年5月13日，包惠僧与妻子夏云松上山来看望陈独秀，为款待这位挚友，陈独秀特意叫妻子去附近的双石场上割了两斤肉。中午，饭桌上便摆得像个样子了，一碗红烧肉，一盘四季豆炒肉，还有一个鸡蛋番茄汤。这对陈独秀夫妇来说，也算是极为难得的美味佳肴了。 客人满意，陈独秀也美美地饱餐一顿。 岂料乐极生悲，当天晚上，陈独秀就不舒服了，食物作梗，只觉肚胀如鼓，如有巨蟒绞缠。一直折磨到凌晨，他才强撑着从床上探出上身，将肚中积食“哇哇”吐尽，折腾得潘兰珍和包惠僧也一宿没睡，寸步不离地守在他床边。 此后几天，陈独秀一直上吐下泻，卧床不起。农村赤脚医生诊断为嗝食，于是，把猪骨头烧成炭，碾成粉末让陈独秀服下，帮他消嗝食饱胀，也没啥效果。 一直发烧、昏迷、说胡话。持续到18日上午，赤脚医生已技穷。陈松年得知后，立马赶到父亲身边，同时又雇人下重庆请周纶、曾定天两位名医，但二人医务繁忙，托人带回了他们认真拟定的治疗方案和药品若干，得知陈独秀有高血压，周纶医生甚至把为夫人治高血压的针剂，也送给了他。 日日复日日，陈独秀缠绵病榻，已不能起身；他便明白自己的大限已经到了。 陈独秀想咳又咳不出来，陈松年赶紧将床头边的油灯往前挪了挪，见父亲双目大睁，一张脸憋得通红，嘴唇抖动了好半天，才发出也极微弱的声音：“松儿……松儿。” 陈独秀气喘吁吁，“爹去后，就埋在康庄旁边，爹，愧对你母亲，愧对你姨妈，也无颜见江东父老，以后，你不必扶柩回乡，就让爹……作一个孤魂野鬼吧！” 此后，陈独秀便一直昏迷不醒，邓仲纯以强心针和平血针交互注射，都没有什么效果。直到27日夜，一颗衰老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陈独秀生前好友邓蟾秋为他购置了一副“黑漆大花板”，是当时江津最昂贵的上等棺木。抬棺材的是16名壮汉，送殡队伍沿着一条起伏不平的石板路顺江而下，在长江边茂密的桔林中缓缓而行。 陈松年端着用炭精画就的父亲遗像，哽咽着走在队伍的最前端，那遗像出自当地一土画匠之手，将一代人杰陈独秀画得来像一位前清的老太爷。 下葬仪式虽不十分排场，但也颇为庄重肃穆，1942年6月1日下午一时，灵柩安葬于江津大西门处鼎山山麓之康庄。  1947年2月，陈松年与堂兄陈遐年商定去四川江津运回父亲灵柩。当时，抗战虽已胜利，但内战又起，运灵柩也不容易。那时留居江津的安徽人还很多，提起陈独秀，大都知道。陈松年就向他们打听是否有运灵柩的木船。有人告诉他，重庆江北有。 等陈松年到重庆后才发现，只有浙江会馆有木船运灵柩，当赶到浙江会馆联系妥当后。陈松年又返回江津，雇了一条小木船，将祖母和陈独秀的灵柩一起运到重庆浙江会馆。办完手续后，又在灵柩上刻上字，写上地址和接收人姓名。但陈松年不敢刻“陈独秀”三个字，怕在途中惹出麻烦，只好刻上父亲科考名“陈乾生”，这个名字知道的人不多。 陈独秀灵柩运抵安庆后，先置于西门太平寺内。陈松年根据母亲临终前的嘱咐，将先父和生母合葬于北郊祖坟之地叶家冲，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以先父科考名“陈乾生”立碑。每年清明节，陈松年都带儿女踏青扫墓，祭祀祖先。 1950年，陈松年没有接受安庆二中的聘书，而是去窑厂做工人。窦珩光去窑场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同时还挑起家务重担。后来，由于妻子的去世，陈松年的生活更为困难。他与妻子窦珩光一生有一男三女，陈松年长子长琦是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女儿长璞曾担任安庆文化管理局副局长、市侨联副主席。 1979年，陈独秀诞辰一百周年时，陈松年致信安庆有关部门，提出重修陈独秀墓，很快得到答复：以家属名义重修，资金由官方出。安徽省人民政府拨款，安庆市人民政府于1980年重修土墓，并以陈松年的名义重立了青石碑，1982年再次扩修，并被列为安庆市文物保护单位。于是有了陈独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 1990年，80岁的陈松年因病离世。走时，他的脸上挂着微笑，儿女们都说：“父亲虽然病着，却走得很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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