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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世骥《在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工作的日子里》之十九 原创 郑世骥  通过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部队的战后总结，使我受到一次活生生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官兵们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勇敢战斗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精神，让我深受教育，刻骨铭心。 人常说，“看人挑担不知累，事非经过不知难”。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确实不忍心对参战官兵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倘若本文回避这些存在的问题，又显得既不客观，也不全面。我认为，若实事求是的说，这次作战有些问题和教训还是值得吸取。 这次宋时轮将军率领300多人的庞大调查组，在广西、云南前线参战部队，进行长达一个多月的调研总结之后，向中央军委写出了自卫还击作战总结报告。我没有资格看这个报告，不知报告是怎么写的。因此我在写这组文章时，唯独感到这一篇最不好写。许多问题我拿捏不准，不好把握分寸。笼统写吧，隔靴搔痒，不如不写；具体写吧，既怕失密，又怕伤及无辜（参战官兵）。而回避不写吧，又感到有所欠缺和欠妥。因此，只能根据我个人的所见所闻，写点自己的粗浅看法。若有不当之处，敬请层层把关，批评指正。 （一）时间仓促，准备不足。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张震同志在其回忆录中写道：1978年11月，中央军委确认有必要打对越还击战。从12月8日下达作战命令至1979年2月17日开战，仅两个多月时间。其间，既要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抓紧部署兵力；又要筹措参战部队所需的大量物资给养，准备时间相当紧迫。 （二）指挥有时失当。这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分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广西前线总指挥是广州军区许世友司令员，云南前线总指挥员则是刚刚到任的昆明军区杨德志司令员，两人均为开国上将。他们虽然在战争年代身经百战，立下不朽功勋，但指挥热带山岳丛林地区大规模作战还是头一次。而许多年轻干部则从未打过仗，根本没有实战经验。因此，在组织指挥、战术运用等方面，有时处置失当、缺乏应变对策，也在所难免。 多年来，越南当局一面接受我国的无私援助，一面加紧进行以我为敌的战争准备，在边境一线构筑了大量的坚固防御工事。我军这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是在忍无可忍、先礼后兵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仗什么时间打，打敌人的什么地方，以及怎么打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的手里。加之，这次又是局部战争，伟大祖国就是我军强大的后盾，后勤供应可以说是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全方位保障。自卫还击作战初期，本应遵照毛主席“慎重初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教导，首先集中火力、火器，以猛烈炮火摧毁敌人边境一线的坚固防御工事，一举把敌前沿阵地彻底打瘫痪，使其没有任何招架、还手之力。步兵利用我军强大炮火突袭的效果勇猛发起冲击，即可迅速突破敌人防御前沿阵地，尔后再乘胜向敌纵深发展进攻。这样既能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做到初战必胜、鼓舞士气；又能缩短攻击时间，减少我军伤亡，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何乐而不为！ 但是，有的指挥员则把过去战争年代无后方作战的经验，照搬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要求部队突破敌人前沿时，尽量不用或少用炮兵。其理由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要把炮弹留到纵深打大仗、打恶仗时使用。这样就使步兵发起冲击后，由于没有强大炮兵火力支援，战斗一打响便“啃硬骨头”，致使进攻受挫，初战失利。此后经反复冲击，才突破敌人的前沿阵地，不仅拖延了攻击时间，还增大了官兵伤亡。 再比如，中越边境一带属热带山岳丛林地，山高、沟深、坡陡，道路崎岖难行，浓密的植被成了部队机动作战的拦路虎。步兵在这里如鱼得水，可以小群多路、分散迂回，灵活机动寻机歼敌。但这种复杂地形并不完全适合坦克等重装备机动作战。有的指挥员不顾这里特殊的地貌地形，仍命令坦克部队参战，致使这些庞然大物一到战场便“英雄无用武之地”，不但无法发挥其机动快、火力强的作用，遇到突发情况甚至连掉头转向、移动位置都困难。有时道路被阻、被毁，或一辆坦克被敌炮弹击中，后面坦克就动弹不得，成了敌人攻击的“活靶子”。有的坦克部队在这次作战中，不仅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达到锻炼部队的目的，反倒是损兵折将，造成很大的损失（原有具体数字已被我销毁）。有的部队把坦克作为运输工具，让战士搭载坦克行军。在特定的紧急情况下，这样做未尝不可。但有的连队指挥员为防止把战士摔下去，就用绳子、背包带把他们全都紧紧绑在坦克上，这样虽然人员安全了，但遭敌袭击则根本无法还击，只能被动挨打，造成了无谓的牺牲。倘若指挥员能考虑到战场上的复杂情况，有一点儿敌情观念，这样的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我军1965年取消军衔制后，各级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穿同样四个兜的军装。这次开战前，参战部队从四面八方向边境集结时，常常在重要地段和交叉路口造成车辆堵塞。有位军区首长赶到现地指挥协调，由于没有明显军衔标识，官兵都不认识他，根本无人听他指挥，仍然拼命抢道赶路，即使喊破嗓子都不起任何作用。1988年我军恢复军衔之后，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在组织指挥方面，还存在通信联络不畅通、协同动作不到位、队形过于密集等问题，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有的运送弹药的车队由于队形过于密集，致使敌人一发炮弹就造成几十辆弹药车连环爆炸，损失十分严重。 再者，这次在打仗之前临时换将也值得商榷。在这次作战前夕，中央军委任命杨德志接替王必成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任命吴克华接替刘震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战前临时换将历来为兵家之大忌，这次作战也不例外。打仗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两位新任司令员都初来乍到，人地两生，既不知己，更不知彼，甚至连有关情况和预定战场的地形都不了解、不熟悉，咋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凭心而论，云南前线这次作战出现的诸多问题，若仍由王必成司令员来指挥，有的问题（如突破敌前沿少用炮等）或许不会发生，或许即使发生也不会那么严重！幸亏当年苏军并没有在西北边境配合，新疆没有战事。否则，情况也很难说。当然，以上只是假设，纯属“事后诸葛亮”。退一步讲，即使战前任司令员有问题、有错误，完全可以在指出其错误后，让其“戴罪（准确说是戴错）立功”，待打完仗再处理和调动也不迟，效果或许还会更好些。我们调查组的几个同志，包括参战部队的一些领导，都有同样的看法，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我这不是“犯上作乱”“妄议中央”，而是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说的是实实在在的心里话。虽然已经时过境迁，我至今看法仍不改变。 我由此想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件小事。新疆军区徐国贤副司令员因受伤在四师疗养了几个月，首长就像学生上课一样，每天吃过早饭就来到作战室看新疆地形图，六七块图板反复仔细看，看完这一块，我们就给首长推出另一块，几乎天天如此，真可谓“孜孜不倦，不厌其烦”。有一次，首长突然问我：“奎屯山在哪里？”我还以为首长不知道呢！就在北疆奎屯附近反复找。首长看我确实不知道，就用棍指了指阿勒泰山最北端，告诉我中、苏、蒙三国交界处的友谊峰就是奎屯山。首长是身经百战、已在新疆军区工作多年的老将军，依然这样专注的研究、熟悉新疆地形，其认真执着的精神让我深受教育和感动。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熟悉战区兵要地志是起码的素质和要求。而临阵换将却做不到这一点。 这次作战还存在打乱建制使用兵力问题。有的军一分为二，一部分部队去云南前线，一部分部队去广西前线，都不归这个军指挥，致使该军成了空架子，不指挥自己的部队，反倒去指挥其他部队。由于互不熟悉，致使指挥、通信不畅，协调配合不好，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有的部队回撤时，部分连队还在境外，工兵就把桥梁炸毁了，致使这些官兵费尽周折、吃尽苦头才辗转回到国内。 （三）装备落后。这次作战，我军参战的坦克主要是59式和69式，防护力不足，机动能力欠佳。一支苏式40火箭筒即可击穿其两层装甲，63式装甲车也存在装甲薄、火力弱的问题，很不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 （四）消耗过大。《解放军报》1979年5月曾经刊登荣立一等功的某部一营党委《从弹药消耗数字想到的问题》的文章，说他们这次作战，共歼敌三百五十二人，消耗子弹十六万六千八百四十八发，手榴弹一千七百六十枚，炮弹两千一百一十二发。平均消灭一个敌人要用四百七十四发子弹、五枚手榴弹和六发炮弹。这只是公开见报的数字，还不是消耗最大的。真实情况要比这个营大得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作战的消耗，创造了我军建军以来历次战争之最。有的连队一有风吹草动，在没有搞清敌情的情况下，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开枪扫射。有的部队接到上级停火、回撤命令之后，便把带出去的弹药毫无目标地全部打光，“轻装回国”，这种作法令人心痛。与解放战争时期，射击英雄魏来国用一百二十发子弹打死一百一十个敌人；与抗美援朝战争，英雄狙击手张桃芳用436发子弹击毙214名敌人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啊！ （六）战果统计有水分。同一场战斗，大多由步兵、炮兵和其它兵种联合作战。战斗结束后，各报各的战果。敌人阵地上原本只有那么多人，而上报的歼敌数字则远远超过当面之敌的总数。有的连队战斗结束后，无人到敌人阵地上去清查，更不用说打扫战场、清点战果了，只估摸个数字就层层上报。有一次战斗，连队干部给我们调查组汇报说，他们消灭了xx个敌人。我们追问这个数字怎么来的，他们说是营里通报下来的。我们问营里，营里则说是他们连队报上来的。无论问到谁，都是支支吾吾、含糊其辞。查到最终才发现，全营在这一仗结束后，竟没有一人到对面敌人的阵地上去。 （七）有的部队战评总结缺乏实事求是精神。这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从全局上讲，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和主权，打击了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狂妄野心和嚣张气焰，保卫了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确实打出了国威、军威。通过这次实战，锻炼了部队，对于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提高我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有重大意义。 客观上讲，这次自卫还击作战，绝大多数官兵都是第一次参战。大家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勇敢冲击，表现得非常勇猛顽强，值得大书特书，大力宣扬。 参加这次战后总结之后，我隐隐有个感觉，就是在有的部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评功摆好多、歌功颂德多的现象，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成绩和战果，口若悬河，经验很多；而对自己“走麦城”的问题和失利的教训，则查找不足、讲得很少。或采取回避态度，尽量不谈失败的战例；或避重就轻，浮皮潦草地应付两句完事。这个问题不仅在我蹲点过的连队存在，在昆明军区听取参战部队汇报时，发现也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个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次战斗中，上级命令某个连队担任打敌伏击、断敌退路的任务，并明确命令连队部署在距公路较近的某个山头。连队干部由于惧怕伤亡，竟公然违抗上级命令，没有把连队设伏在敌人后撤必经的公路附近，而是配置在距公路数百米以远的山头上，眼睁睁地看着一百多名越军从他们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逃走了。这在战争年代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是要严惩、甚至要杀头的。而在部队作战总结大会上，有的首长讲到这个问题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们这一仗虽然贻误了战机，放跑了敌人，但也打出了国威、军威……”这是什么话？部队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竟没有一点儿愧疚和自我批评的态度，让我十分吃惊！ 由此，我想到1962年中印边境西段自卫反击作战的情景。新疆军区和四师参战部队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喀喇昆仑山，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坚决驱逐侵略者，胜利完成了收复我国神圣领土、维护国家主权尊严的光荣任务，涌现出了罗光燮、王忠殿等战斗英雄，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打出了国威军威。参战部队下山之后，南疆军区和新疆军区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们在庆祝胜利、奖励功臣模范的同时，仍然冷静的总结各次战斗的经验教训。特别对四师十团九连在一次战斗中，没有准时到达指定位置，致使数十名印军仓皇逃窜的问题，多次进行战役补课，找教训、查原因，追究责任。作为前线指挥员的副师长王洪杰为此多次作检查才过关。同样都是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又同样出现类似的问题，但两者在处理上竟如此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两次边境作战在战斗作风上还是有差距的。 另外，国家对外援助政策也值得反思。几十年来，我国无私地援助了一些所谓的“兄弟”国家，如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我们即使在极端困难时期，全国人民宁肯自己节衣缩食、勒紧腰带过苦日子，也要倾其所有，不遗余力的援助他们。从粮食、生活用品、武器装备等物资，到架桥铺路、铺设输油管道等基础设施，可以说是有求必应，要啥给啥，应有尽有，无所不包。拿中越边境两侧道路来说，在我国境内全都是坑坑洼洼、颠簸不堪的土路和沙石路，但一进入越南境内，则全是由我国援建的又宽直又平展的沥青路。战士们有经验，他们说，我们坐在车里闭上眼睛睡觉，就能从车辆颠簸程度准确判断出国没有，倘若车辆颠簸厉害，肯定还在国内。若车辆行驶平稳，那肯定就进入越南境内了。 在连队期间，我常常看到战士们休息时，骑着缴获的自行车在乡村土路上戏闹玩耍。这些自行车，全是清一色由我国生产的凤凰、永久、飞鸽等名牌车。连队炊事班里那些成堆的大米，也都是这次作战缴获的战利品，麻袋上都清清楚楚地印着“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字样。缴获的那些冲锋枪、自动步枪、高射机枪和各种火炮，以及堆得像小山似的弹药箱上面，都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醒目标记。官兵对此都想不通，我们倾尽全力从各方面支援越南，越南咋能如此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呢！大家都说，我们这些年勒紧裤带节省下来的这些好东西，全都喂这些“白眼狼”了。 再者，国家优抚政策也需要调整，这次作战牺牲的同志，国家抚恤金的标准是干部八百元，战士五百元。这个标准实在太低，难怪官兵都想不通。大家说，我们平时训练撞死老百姓一头水牛，还要赔人家千儿八百呢！这些为国捐躯的烈士，难道还不如老百姓的一头水牛？！这次作战之后，国家对抚恤金标准略有提高。 还有一件小事，我印象特别深，至今记忆犹新。 参战部队回国后，中央分别向广西、云南前线派出两个大型慰问团。以方毅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在云南前线慰问期间，所到之处受到参战官兵和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慰问团副团长、副总参谋长李达同志还专门在蒙自接见了参战部队师以上干部。李达副总长在讲话中反复强调，这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是我们二野老政委邓小平同志亲自指挥的，并多次讲二野部队如何能打仗、作风如何好云云。这就使得不是原二野部队的领导听了很别扭、不高兴。其实，当年解放大西南时，除了二野的部队，还有四野等部队参加，并非只有二野。退一步讲，即使当年确实只有二野一家独打，新中国成立已经整整三十年了，经过部队调动和干部交流，云南的参战部队早已不完全是原二野的部队了。作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慰问讲话的首长，完全可以超脱一些，面向所有参战部队，讲一些包容五湖四海、大家都能接受的你好我好的“拜年”话，鼓励鼓励大家就行了，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道理其实很简单，比如，家里有几个孩子，大家共同做了一件好事，作为一家之长，倘若只表扬其中偏爱的那个孩子，夸他如何聪明懂事、表现如何好云云，而对其他孩子则只字不提，这对其他几个孩子就不公平，会挫伤他们的自尊心，感到自己好像不是亲娘生的似的。同样，对部队也是这个道理。 我党历来强调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不知这位老将军当时是怎么想的，反正讲话的效果不太好，有些首长高兴而来，却扫兴而归。我看到他们回来后，情绪都不太高，有的还有怨气。看来，不仅打仗要讲辩证法，总结打仗经验也需要实事求是，顾全大局，讲点儿辩证法才好。 宋时轮将军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带领由三百多人的庞大调查组，先后到九个军、二十六个师、七十二个团、二百○二个连队，通过个别了解、班组座谈、召开专题研讨会，对这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进行了扎实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全面总结，整理出了一百七十四个战例和一些专题报告，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具体实在的宝贵资料，对指导部队训练和未来作战具有重要作用。他还组织撰写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经验调查总结报告》，全面地分析了这次作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如实地反映了作战中出现的重要问题，深入地总结了作战的经验教训，并对今后部队改进编制装备、加强教育训练、密切军兵种协同作战，以及提高应急机动能力、减轻战士负荷量、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和国家改进防空体制、民兵与动员制度、加强边防建设及边境地区战场建设等问题提出了建议，对中央军委首长全面评估自卫还击作战、指导部队训练和战备具有重要价值（详见《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九卷·宋时轮》）。 调查组在云南趣事很多。有件事我记忆犹新，至今忍俊不禁。我们完成作战总结后，回到昆明军区第五招待所集中汇总调查情况。招待所招待很好，餐厅饭菜花样也多，大家都很满意。但不知为何，后勤学院有个教员还到外面餐馆点菜、喝酒，花了两元多钱。回来后总觉得人家多收钱了。他第二天去邮局取到钱后，又去这家餐馆点了同样的酒菜验证。谁知在售饭窗口排队取饭时，刚刚取回的60元路费却被小偷偷走了。我们看他愁眉苦脸的样子，就问他咋回事？他就唉声叹气的给大家说了这事。大家边听边哈哈大笑，说他真是因小失大，“偷鸡不成蚀把米”。他追悔莫及，只得借钱买票回到北京。 在云南期间，我购买了一些云南特产，送给同事和家人。当时物价很便宜，钱也很值钱。一条红塔山烟三块多，一瓶茅台酒八块多。连队住在砚山县三七农场，一斤上好的三七才二十多块。我当年工资低，这么便宜的茅台我一瓶都没有买。大家后来开玩笑说，若那时有钱买几箱放着，后来就成暴发户了。哈哈！这真是“做梦娶媳妇——净想好事”。回到北京，大家互通有无，我们云南组的同志给的是云南土特产，广西组的同志给我们的是当地有名的龙州刀。这刀确实名不虚传，至今四十多年了，家人还在用呢！我们这十八个同志分布全国各地，大家每次探家回来，都要带些当地土特产，南方的同志带的多是荔枝、芒果和糕点，北方的同志带的多是核桃、花生和大枣等。我每次带的多是新疆葡萄干、杏干、巴旦木等，大家相处十分融洽，亲如一家人。 “彩云之南，处处花园”，旅游景点、名贵花木特别多。有些在内陆被当做“宝贝”的盆景，在这里身价一落千丈，竟“沦落”为院落和公园的围挡。我们在一个多月里，都是扎扎实实在连队蹲点调研，许多景点都未逛过。有人说我太死板、不灵活，为我遗憾！我倒毫不后悔。说心里话，我们当时就压根没有想过游览之事。我们是军委工作组，这些借机游山玩水的事情坚决不能做！退休之后，我有充裕的时间了，头上也没有“紧箍咒”了，我便带着老伴去云南自由自在的游览了石林、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许多景点，可谓随心所欲，轻松愉快，想去哪就去哪，既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也不怕纪委平询问谈话！坦坦荡荡、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哈哈！就一个字：爽！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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